Note 95 – 从犹太复国主义到自治：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
塞法迪思想月刊 2023年1月 作者：王达维 新加坡是一个理想的贸易之城，这个国家一向和平，不像中国大陆总是动荡不安。在英国仁政管理之下，商人完全不会经历（中国那样的）跌宕起伏。 ——犹太商人约翰·所罗门（John Solomon）1926年从上海到新加坡游览时所记[1] 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相似，新加坡高度国际化，经济繁荣，不存在本土反犹主义。然而，与易受中国动荡政治和经济局势影响的上海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和平的殖民前哨地区，位于英属马来亚南部边缘，基本上不会受到亚洲大陆动荡局势的影响，因此新加坡一直都保持“风平浪静”。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为居民社区提供安全保障，其中也包括巴格达犹太人，他们享有殖民统治的自由和保护，大部分投身于商业活动。这种安全保障使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得以在一段时间内推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二战期间，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巴格达犹太人加入了英国一方抵抗日本侵略。战后，在与英国人谈判争取新加坡自治的过程中，一位特别活跃且有影响力的巴格达犹太人发挥了主导作用。 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 1819年，新加坡由托马斯·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Raffles，1781–1826）建立，是东南亚第一个自由港，也是区域贸易和国际海上贸易的主要中心。[2]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第一位巴格达犹太商人抵达新加坡时，新加坡社会已经高度多样化。岛上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华裔移民，另三分之一是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3]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愈来愈多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犹太人来到岛上寻求机会。到1916年，这块殖民地有大约600名犹太人，包括塞法迪东方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德系犹太人家庭。[4] 该国犹太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顶峰，新加坡总人口16万人中有1千人是犹太人。[5] 英国人了解这块宝贵殖民地的战略重要性，赋予其居住人口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和宽容的环境使新加坡成为跨国政治活动的“沃土”。几十年来，新加坡一直是海外华人的政治募款的枢纽，他们为1911年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募集过资金。[6] 巴格达犹太人[7]作为英国殖民者的商业伙伴，从他们抵达的那一刻起，就享有全面的居住许可、公民权和商业特权。[8]在岛上不同社区之间的互动中，反犹主义从未成为敏感因素。[9]和上海一样，新加坡的大多数非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并不熟悉。那些了解它的人，比如中国人，通常对这场运动表现出同情之心。[10] 如同在上海、孟买和加尔各答一样，新加坡最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在殖民地的公民领域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根据殖民地政府的记录，1916年，在500人的名单中，至少有25名犹太人被选为潜在陪审员，但当年殖民地只有600名犹太居民，这个数字非同寻常。这份名单中包括迈耶、埃利亚斯、内森、阿迪斯、本杰明和沙逊家族等著名巴格达家族以及弗兰克尔家族等阿什肯纳兹家族。[11]其中，9人被列为特别陪审员，他们只被要求仲裁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这些人包括社区族长、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SZS）主席玛拿西·迈耶（Manasseh Meyer）的儿子鲁本·迈耶（Reuben Meyer），以及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主要成员、历史学家、《以色列之光》杂志编辑埃兹·内森（Eze Nathan）的亲属爱德华·沙逊·内森（Edward Sasson Nathan）。[12] 这些人接受了上流社会的英语教育，属于与英国殖民当局频繁互动的犹太精英圈子。他们对殖民地的公共工程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迈耶家族是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的主要赞助人。[13]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正是出自这些富裕家庭。 1920-1937年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复国主义 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之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统治。其发展历史与一位杰出人物——犹太社区族长、岛上殖民地犹太机构的主要赞助者玛拿西·迈耶的参与密切相关。迈耶出生于巴格达，在加尔各答接受教育，在新加坡圣约瑟夫学院继续中学教育。迈耶在孟买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873年回到新加坡，由此在贸易和房地产投资领域开始了自己不凡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名虔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迈耶在德高望重的巴格达拉比约瑟夫·哈伊姆·本·以利亚（Baghdadi Rabbi Yosef Hayyim Ben Elijah）的教导下，坚定地致力于维护圣地的犹太机构。[14] 迈耶与拉比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资助巴勒斯坦的宗教机构。[15]1900年，他带着妻子和七个孩子到耶路撒冷游览，“灌输他们对以色列的爱”。[16] 1920年7月，英国获得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权后，迈耶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爱德华·沙逊·内森（Edward Sasson Nathan）在给总部位于上海的犹太复国主义报纸《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编辑以斯拉（N.E.B.Ezra）的一封信中报道，新加坡犹太社区的主要成员在迈耶的住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决定响应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SZA）的号召，在本地成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分支机构。迈耶被全票推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直到于1930年去世。[17] 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第一次会议还向犹太国民基金（JNF）捐赠了1万叻币（相当于今天的8.85万美元）[18]，其中迈耶贡献了捐献总额的一半（5000叻币）。此外，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商界的知名人士亚伯拉罕·弗兰克尔（Abraham Frankel）捐款3000叻币。其余款项来自约瑟夫·利维（Joseph Levy，副主席）、艾萨克·迈耶（Isaac Meyer，名誉司库，玛拿西·迈耶之子）、查尔斯·金斯伯格（Charles Ginsburg，名誉秘书，1922-1928年）和爱德华·内森（Edward Nathan）。[19] 这些创始成员在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最活跃的时期（1920-1930年，直到迈耶去世）形成了核心领导层。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协会加倍努力，又筹集了8690叻币。[20]与此同时，玛拿西·迈耶接待了拉比·W·赫希（Rabbi W.Hirsch）的家人。赫希是上海奥赫勒·雷切尔犹太会堂（Ohel Rachel Synagogue）新任命的拉比。他在前往上海的途中在新加坡短暂停留，向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成员发表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非常有趣的演讲”。[21] 迈耶向所有人开放了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成员资格，并表示愿意在他的豪宅“耶书仑”举办所有会议。[22]在他的坚持下，新加坡成为在东方国家中第一个每年向犹太基金会(Keren Hayesod)捐款的犹太社区。[23] 1921: 以色列·科恩访问新加坡 1921年，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接待了来自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第一位特使。英国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秘书长以色列·科恩（1879-1961）在香港和上海成功完成两次筹款活动后，于2月19日抵达这个岛国殖民地。这些访问是科恩为期一年的亚洲犹太社区之旅的一部分，目的是传播对英国《贝尔福宣言》的认识，并为其实际实现收集“物质支持”。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