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 96 – 坚定的世界主义者:从沙逊到孙中山*
*SIGNAL的中国以色列研究主任Aryeh Tepper博士为美国塞法迪联合会编辑了《塞法迪思想月刊》，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该月刊上。 本文旨在纪念左韦·耶胡达（Zvi Yehuda）博士，他曾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及以色列耶胡达巴比伦犹太遗产中心研究所负责人。耶胡达博士同莫迪凯·本波拉特（Mordechai Ben-Porat）、什洛莫·希勒尔（Shlomo Hillel）、什穆埃尔·摩利（Shmuel Moreh）教授等人都是与该中心相关的“最后的‘守旧派’”。 美国塞法迪联合会出版的《赛法迪思想月刊》（Sephardi Ideas Monthly）会连载一系列的文章和采访，这些文章和采访来源于塞法迪丰富多彩的思想和文化世界，每月发送到读者的收件箱。 上个月，该刊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文章，探索19世纪和20世纪南亚和东亚的犹太人生活，介绍了王达维（Dawei Wang）的优秀文章：《从犹太复国主义到自治: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本月，我们将进入21世纪，从时间和空间多维度来观察亚洲犹太人的生活。王达维是一名驻伦敦的中国自由记者，在牛津大学获得现代中东研究硕士学位，他曾深入研究南亚和东亚的巴格达犹太人的生活。王的观点和经历与他深入研究的巴格达犹太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将巴格达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作为个人榜样。在我们的讨论中，王和我们谈到反埃尔多安政变期间的伊斯坦布尔，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在20世纪初激励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方式，提倡“在评价殖民主义时采用更全面的视角”，并在全面考虑鸦片问题后得出结论：保障全球化未来的稳定，促进作为全球化价值基础的思想交流，需要具备伦理维度。 下个月的《塞法迪思想月刊》将拓展我们的系列，聚焦新加坡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国家，它也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并专访新加坡犹太福利委员会主席兼本杰明控股有限公司（FJ Benjamin）主席纳什·本杰明（Nash Benjamin）先生。本杰明是古老的巴格达犹太家族的后代;王达维和本杰明都从不同的角度清楚地阐明，巴格达犹太人在亚洲的生活给各社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塞法迪思想月刊：感谢达维抽出时间与我们交流。上个月，《塞法迪思想月刊》刊登了您在牛津大学的硕士论文《从犹太复国主义到自治：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From Zionism to Self-Rule: Singapore’s Baghdadi Jews)中的一篇经过修订的章节。然而，我们往回追溯，注意到你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至少在高中阶段是在中国，很自然地就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你去调查和研究巴格达犹太人。请追述一下你是如何从中国到牛津大学，进而踏上研究东亚巴格达犹太人的物质和文化之旅的。也许你可以先说说你的背景。你在哪里出生，在中国的家是什么样的？之后，你是如何在美国度过高中和大学时光，后来又去土耳其，在土耳其失败的军事政变期间求学的呢? 达维：首先，非常感谢你们发表我的论文，并邀请我成为《塞法迪思想月刊》的一员。我在武汉度过了童年，一些读者可能对这座著名城市比较熟悉。我有幸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大学里学的是西方艺术，在职业生涯中，主要是担任一家景观建筑公司的负责人。与此同时，我母亲在当地一所高中教英语。他们都在不断地学习，尤其是我的父亲，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位出版作家。 王达维 在成长过程中，我深受父亲的影响，对全球历史以及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兴趣。我渴望与世界接轨，但武汉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还只是一个省会城市，不像上海、北京和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我父亲还担心，传统的中国高中教育强调死记硬背和考试成绩，会扼杀我的好奇心。因此，他决定送我去美国读寄宿学校，让我在那里自由地探索我的兴趣领域。所以我在阿拉巴马州的一所预科学校学习三年后，进入美国西北大学学习世界历史和西方古典文学。 大一时，我曾选修过拜占庭艺术这门课，了解到了很多有关君士坦丁堡建筑的知识。拜占庭艺术的美丽和新颖深深吸引了我，为此我决定参加伊斯坦布尔一所大学的暑期学校。 赛法迪思想月刊: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大都市，地处位于动荡的中东边缘且政治分歧严重的国家。在伊斯坦布尔的这段经历对你的兴趣和之后的学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达维:2016年伊斯坦布尔的那个夏天可以说给我带来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当时土耳其军方发动了一场政变，意图推翻埃尔多安总统的统治。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不顾大学的警告走上了街头，看到总统的支持者们朝着坦克游行前进，那时数架F-16战斗机从天空中划过，它们飞得很低，似乎就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当时我还是一个只在东亚和美国生活过的中国孩子，一直处在相对安定的环境里，并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所以那次的经历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和不可思议。我心想:“中东真的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地方，这种事情在我的家乡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正因如此，我一回到美国就决定一边进行古典研究，一边进行中东研究。我在西北大学卡塔尔校区进行学期交换时学习了阿拉伯语。大学的最后几年里，我参加了阿曼、约旦和以色列的学术课程，在希伯来大学呆了两周。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在2019年时申请了中东历史研究生，并被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录取。我最后选择了牛津大学，于2021年获得了现代中东研究硕士学位。 至于我论文题目的选择，那还得提到去牛津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在上海外滩漫步时，走进了河边一座著名的历史建筑，也就是费尔蒙和平饭店的大厅。让我意外的是，这家酒店竟是一个名叫维克多·沙逊的巴格达犹太商人在20世纪20年代末建造的。 这一发现激起了我对殖民时期亚洲巴格达犹太商人跨国网络的好奇心，而这最终也成为了我论文的主题。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我研究的越多，就越发现其实我和我的研究对象有很多相似之处。 赛法迪思想月刊:那太棒了，请多和我们分享一点这方面的内容。作为一名在中国长大、在美国生活多年、还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年轻人，你在哪些方面认为自己和东亚的巴格达犹太人有共同点呢? 达维:巴格达犹太人和我可以说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沙逊一家和其他巴格达犹太人家庭来自中东，之后来到了中国。而我，生长在中国，后又去了中东进行探索。《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是殖民时期上海著名的巴格达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当我翻阅这份报纸时，我发现这些流散于海外的巴格达犹太人都十分博学，见多识广，且有着极强的求知欲。他们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公民。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历史上重要的群体如此感兴趣并极为尊重。 塞法迪思想月刊:所以你和巴格达犹太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你跨文化、开放的视角与后殖民研究的成果背道而驰。这点也很有趣。你似乎在暗示大家，在审视殖民历史时，如果想要对历史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解读，就必须要考虑殖民统治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积极贡献。 达维:的确如此。透过巴格达犹太人来审视殖民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传统的英国殖民主义史学兴起于反殖民运动期间，已经得到了当前学术界的认可，它主要关注英国殖民统治的消极面。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善与恶的问题，而英国殖民主义下的全球化就是一种恶。 尽管这些批判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必须记住，就像其他历史现象一样，殖民主义并不是非黑即白。相比于草率地形成所谓的道德判断，我们更应该采用更全面的视角来评价殖民主义，既考察殖民历史的积极方面，又考察其消极的方面。 例如，巴格达犹太人就曾受益于英国对少数族裔的保护。当他们的伊拉克同胞在亲纳粹政府的大屠杀浪潮中遭到迫害，并逐渐被剥夺公民权利时，在上海和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由于英国的统治或影响，得以在一个没有反犹暴力的安全环境中生存发展，可以自由地开展业务和进行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还有其他少数族裔也在英国统治下得到了类似的保护，如马来半岛上的华裔。 再者，英国的殖民统治不仅保护了少数族裔，还为逃离当权者迫害的众多革命分子和亡命之徒提供了庇护。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由新加坡和香港向海外华人寻求帮助，筹集革命资金，推动了推翻清朝统治的1911年民主革命进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创始成员，都曾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多年，在法租界的保护下，他们顺利躲过了蒋介石秘密派遣警察的迫害。从上述两种情况来看，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袖虽然破坏了当时的地方秩序，但其矛头并未直接指向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英国并未对其政治活动施加干涉。当然，对于那些胆敢用实际行动挑战英国殖民统治的人，英国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 又者，英国的殖民统治将世界联系起来，促进了各国间思想的交流。上海两租界拥有亚洲最活跃的报纸出版业，这并非巧合。其中，由巴格达裔犹太复国主义商人埃兹拉(N.E.B. Ezra)在上海创办并担任主编的《以色列信使报》，是苏伊士以东发行量最大的犹太期刊，在巴格达、孟买、仰光、新加坡和上海都有众多订阅者。犹太社群成员位于全国各地，他们将报纸上的社会专栏作为公告栏，并依托观点专栏探讨有关世界犹太社群的重要话题。 中文媒体在上海同样十分活跃。现代中国90%以上的报纸和出版社都设在上海租界，来自中文界的顶尖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讨论新思想和全球现象。在同一时期，除巴格达犹太媒体和中文媒体外，上海还出现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俄语等几十种语言所编纂的出版物，满足了这座城市多语言居民的需求。回首过去，“上海爵士时代”的成就确实相当了不起。 我所提到的这些例子并不是想说明，要想实现以上这些目标，殖民统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或必由之路。相反，我想表达的是殖民统治在不同地区和社群间有着显著差异。虽然我们可以就殖民统治问题自由做出道德判断，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问题，现实要复杂的多。 塞法迪思想月刊:您来自中国家庭，在中国长大，也在美国、欧洲和中东生活和学习过，据您所述，您认为自己和亚洲巴格达犹太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有什么能够向上海的巴格达犹太人学习的呢? 达维:在中国民族主义形成阶段，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贡献常常被忽视。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成功视为动力，激励着他们前进。 在给《以色列信使报》巴格达裔犹太人主编埃兹拉的信中，孙中山先生明确表明了中国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以及对犹太人民真诚的钦佩。 孙中山先生书信扫描图(图片由王达维提供) 中国曾经多次遭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结果却不堪一击，因而孙中山以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发展中国民族主义的典范和灵感来源。知识分子对犹太复国主义持积极态度，部分也是由于中国学界对“犹太民族”的普遍赞赏。胡适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认为犹太民族是“勇敢向上”的“优越高智力民族”，值得中华民族效仿。与胡适同时代的俞颂华认为，犹太民族是“重拾‘中华民族’特质的学习典范”。 孙先生去世后，埃兹拉主编和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总统收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邀请，邀请他们参加孙先生在南京的葬礼。据悉，两人是唯一不代表主权国家的外宾。犹太复国主义旗帜也与其他国家国旗一起竖立在上海扶轮社前。 塞法迪思想月刊:这些联系十分有趣，的确值得更深入的探索。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那就是鸦片贸易是如何卷入其中的?毕竟，沙逊家族在鸦片贸易中狠狠赚了一大笔钱。 达维: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弄明白鸦片战争这个复杂的问题，就需要对历史背景进行细致了解。沙逊家族和绝大多数亚洲巴格达犹太人确实参与了鸦片贸易，但也要注意，他们并不是这场贸易中唯一的参与者。 在殖民时期，许多不同群体参与了鸦片销售，包括种植鸦片的印度农民，沙逊家族的竞争对手，如怡和和太古等英国中间商公司，以及与外国人合作加快鸦片分销的中国商人和官员。与依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跨国企业一样，鸦片行业涉及众多参与者，而巴格达犹太人只是其中一员。 我们不应对鸦片贸易采取特殊对待，而应将其视为全球化的悲剧后果，如同我们将发展中国家环境退化归咎于跨国公司快速扩张一样。这两者都是在全球化市场中，个人和机构优先考虑利润而非基本道德原则的结果。 我认为鸦片销售本质上并不存在问题。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鸦片在英国国内甚至是合法商品，在药房中便可以买到。但是，例如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枪口胁迫下鸦片输入的行径违反了人类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这并非是不可挽回的“罪过”，而是全球化背景下巨大权力和自由的滥用。例如，沙逊家族依靠他们在英国政府的关系来游说，反对拟议的反鸦片法规，尽管与英国公众舆论背道而驰，鸦片贸易仍延长存在了20年。 […]
Note 95 – 从犹太复国主义到自治：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
塞法迪思想月刊 2023年1月 作者：王达维 新加坡是一个理想的贸易之城，这个国家一向和平，不像中国大陆总是动荡不安。在英国仁政管理之下，商人完全不会经历（中国那样的）跌宕起伏。 ——犹太商人约翰·所罗门（John Solomon）1926年从上海到新加坡游览时所记[1] 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相似，新加坡高度国际化，经济繁荣，不存在本土反犹主义。然而，与易受中国动荡政治和经济局势影响的上海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和平的殖民前哨地区，位于英属马来亚南部边缘，基本上不会受到亚洲大陆动荡局势的影响，因此新加坡一直都保持“风平浪静”。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为居民社区提供安全保障，其中也包括巴格达犹太人，他们享有殖民统治的自由和保护，大部分投身于商业活动。这种安全保障使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得以在一段时间内推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二战期间，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巴格达犹太人加入了英国一方抵抗日本侵略。战后，在与英国人谈判争取新加坡自治的过程中，一位特别活跃且有影响力的巴格达犹太人发挥了主导作用。 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 1819年，新加坡由托马斯·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Raffles，1781–1826）建立，是东南亚第一个自由港，也是区域贸易和国际海上贸易的主要中心。[2]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第一位巴格达犹太商人抵达新加坡时，新加坡社会已经高度多样化。岛上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华裔移民，另三分之一是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3]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愈来愈多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犹太人来到岛上寻求机会。到1916年，这块殖民地有大约600名犹太人，包括塞法迪东方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德系犹太人家庭。[4] 该国犹太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顶峰，新加坡总人口16万人中有1千人是犹太人。[5] 英国人了解这块宝贵殖民地的战略重要性，赋予其居住人口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和宽容的环境使新加坡成为跨国政治活动的“沃土”。几十年来，新加坡一直是海外华人的政治募款的枢纽，他们为1911年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募集过资金。[6] 巴格达犹太人[7]作为英国殖民者的商业伙伴，从他们抵达的那一刻起，就享有全面的居住许可、公民权和商业特权。[8]在岛上不同社区之间的互动中，反犹主义从未成为敏感因素。[9]和上海一样，新加坡的大多数非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并不熟悉。那些了解它的人，比如中国人，通常对这场运动表现出同情之心。[10] 如同在上海、孟买和加尔各答一样，新加坡最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在殖民地的公民领域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根据殖民地政府的记录，1916年，在500人的名单中，至少有25名犹太人被选为潜在陪审员，但当年殖民地只有600名犹太居民，这个数字非同寻常。这份名单中包括迈耶、埃利亚斯、内森、阿迪斯、本杰明和沙逊家族等著名巴格达家族以及弗兰克尔家族等阿什肯纳兹家族。[11]其中，9人被列为特别陪审员，他们只被要求仲裁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这些人包括社区族长、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SZS）主席玛拿西·迈耶（Manasseh Meyer）的儿子鲁本·迈耶（Reuben Meyer），以及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主要成员、历史学家、《以色列之光》杂志编辑埃兹·内森（Eze Nathan）的亲属爱德华·沙逊·内森（Edward Sasson Nathan）。[12] 这些人接受了上流社会的英语教育，属于与英国殖民当局频繁互动的犹太精英圈子。他们对殖民地的公共工程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迈耶家族是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的主要赞助人。[13]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正是出自这些富裕家庭。 1920-1937年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复国主义 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之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统治。其发展历史与一位杰出人物——犹太社区族长、岛上殖民地犹太机构的主要赞助者玛拿西·迈耶的参与密切相关。迈耶出生于巴格达，在加尔各答接受教育，在新加坡圣约瑟夫学院继续中学教育。迈耶在孟买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873年回到新加坡，由此在贸易和房地产投资领域开始了自己不凡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名虔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迈耶在德高望重的巴格达拉比约瑟夫·哈伊姆·本·以利亚（Baghdadi Rabbi Yosef Hayyim Ben Elijah）的教导下，坚定地致力于维护圣地的犹太机构。[14] 迈耶与拉比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资助巴勒斯坦的宗教机构。[15]1900年，他带着妻子和七个孩子到耶路撒冷游览，“灌输他们对以色列的爱”。[16] 1920年7月，英国获得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权后，迈耶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爱德华·沙逊·内森（Edward Sasson Nathan）在给总部位于上海的犹太复国主义报纸《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编辑以斯拉（N.E.B.Ezra）的一封信中报道，新加坡犹太社区的主要成员在迈耶的住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决定响应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SZA）的号召，在本地成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分支机构。迈耶被全票推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直到于1930年去世。[17] 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第一次会议还向犹太国民基金（JNF）捐赠了1万叻币（相当于今天的8.85万美元）[18]，其中迈耶贡献了捐献总额的一半（5000叻币）。此外，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商界的知名人士亚伯拉罕·弗兰克尔（Abraham Frankel）捐款3000叻币。其余款项来自约瑟夫·利维（Joseph Levy，副主席）、艾萨克·迈耶（Isaac Meyer，名誉司库，玛拿西·迈耶之子）、查尔斯·金斯伯格（Charles Ginsburg，名誉秘书，1922-1928年）和爱德华·内森（Edward Nathan）。[19] 这些创始成员在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最活跃的时期（1920-1930年，直到迈耶去世）形成了核心领导层。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协会加倍努力，又筹集了8690叻币。[20]与此同时，玛拿西·迈耶接待了拉比·W·赫希（Rabbi W.Hirsch）的家人。赫希是上海奥赫勒·雷切尔犹太会堂（Ohel Rachel Synagogue）新任命的拉比。他在前往上海的途中在新加坡短暂停留，向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成员发表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非常有趣的演讲”。[21] 迈耶向所有人开放了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成员资格，并表示愿意在他的豪宅“耶书仑”举办所有会议。[22]在他的坚持下，新加坡成为在东方国家中第一个每年向犹太基金会(Keren Hayesod)捐款的犹太社区。[23] 1921: 以色列·科恩访问新加坡 1921年，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接待了来自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第一位特使。英国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秘书长以色列·科恩（1879-1961）在香港和上海成功完成两次筹款活动后，于2月19日抵达这个岛国殖民地。这些访问是科恩为期一年的亚洲犹太社区之旅的一部分，目的是传播对英国《贝尔福宣言》的认识，并为其实际实现收集“物质支持”。 [24] […]
Note 94 – 以色列政府成为中东新常态
作者: 大卫·P ·戈德曼（DAVID P GOLDMAN） 新时代中国主导下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云变幻，新联合政府标志着以色列政治的正常化 耶路撒冷——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总理所组建的新政府绝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媒体所描绘的极端主义的表现。 西方媒体典型的错误报道是12月28日《世界报》(Le Monde)的断言，“新联盟政府让犹太极端分子和极端正统派占据了优先地位，他们计划削弱司法体系，扩大定居点。” 事实恰恰相反：新联盟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色列政治的正常化，即中东犹太国家的政治正常化。 以色列“新常态”可能会与中东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保持一致，特别是如果与沙特阿拉伯成功建立外交关系谈判成功的话。这种一致是该地区参与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在其中扮演配角。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则成为了小角色。 两个全国性宗教政党在上届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功及其显著地位表明，以色列出现了寻求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解的犹太民族主义中心，这与在全球聚光灯下占据极大关注度的巴勒斯坦民族统一主义者所持有的激进完全不同。同时也表明，虽然美国拥有着仅次于以色列的世界第二大犹太人口，但以色列正与其渐行渐远。 近4年来，以色列共举行了五次全国选举，第五次选举似乎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持久的多数党联盟。内塔尼亚胡之前的几届政府依赖于世俗右翼(利库德集团)和极端正统宗教政党之间不稳定的联盟。这种安排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哈雷迪派(亦称极端正统派)在很大程度上对犹太民族主义不感兴趣，只是为他们的群体游说以获取补贴。 据许多分析人士观察，此次选举中有部分极端正统派选民，尤其是哈雷迪派一些年轻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民族主义宗教政党。另外，追求法律和秩序的选民不再保持中立，因而使内塔尼亚胡获得了可靠且尽可能持久的多数党席位。 以色列每月恐怖主义事件数量 以色列选民将票转投给了那些坚称以色列将根据自身需求解决安全问题的政党。比扎列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领导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和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领导的“犹太力量党”支持率激增，主要是那些追求法律与秩序的选民的功劳。 十月份，也就是选举当月，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数量激增，当月死亡人数超400人。 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以色列人告诉我，作为对恐怖袭击的回应，他们第一次把票投给了宗教民族主义者。本-格维尔将以国家安全部长的身份加强对以色列的警力。 哈马斯是加沙地带的统治实体，其宪章要求摧毁以色列国。而罗伯特·马利(Robert Malley)重新上任美国伊朗问题特使职位，这或许能让哈马斯感到鼓舞。 2008年，因曾私自接触哈马斯，奥巴马的竞选团队解雇了马利，但后来又重新召回并让其担任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首席协调员。 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只是用来制造麻烦。它唯一的策略就是在阿拉伯人中制造平民伤亡，以指责以色列侵犯人权。 仅在2021年5月，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恐怖分子就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的平民目标发射了4340多枚火箭弹。导致10名以色列人死亡，但许多火箭弹又回落到加沙境内，造成90多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死亡。 也就是说，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导弹袭击中每杀死一名以色列平民，就有十名阿拉伯平民死亡。哈马斯利用加沙平民作为人肉盾牌，也承认从学校和医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为指控以色列侵犯人权，哈马斯最大限度地增加平民死亡，这让人想起亚拉姆语-意第绪语单词“chutzpah（虎刺怕，混不吝/放肆大胆）”的经典释义，即一个人杀死他的父母，然后以他是孤儿为由请求宽大处理。但这种把戏在美国政治左翼中也收获了一批同情的观众。 在一张档案照片中，哈马斯武装派别卡桑旅成员在加沙地带行进。图片来源：法新社/ 伊曼纽尔·杜南德（Emmanuel Dunand） 去年5月11日，以色列士兵突袭了约旦河西岸杰宁镇的一个哈马斯据点，一颗流弹打死了一名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记者希琳·阿布·阿克莱哈（Shireen Abu Akleha）。 民主党左翼认为巴勒斯坦冲突与美国民权运动颇为相似，在其压力下，拜登政府于11月14日宣布，联邦调查局将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而此前他们曾保证不会进行调查。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去年5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尽管当时的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竭尽全力安抚美国政府，只有34%的民主党人(相比共和党人有66%)对以色列政府持积极态度。 第三世界各国政府下意识的反帝国主义让他们选择支持联合国大会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这份决议也因此获得了多数支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选择支持以色列或者放弃投票，对该决议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下降。 然而，相比联合国大会决议投票，地区联盟的转变更为重要，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以色列。 严格来说，哈马斯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穆斯林兄弟会是于1928年成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派，这个教派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政党组织结构的结合体。 过去，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伊斯兰政府曾支持过哈马斯，最明显的例子是2010年的“加沙救援船队”遭袭事件中土耳其提供的支持，当时该船队企图打破埃及和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的联合封锁。 土耳其还曾向哈马斯和其他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提供庇护。这给阿拉伯海湾国家造成了压力，因为这些国家将穆斯林兄弟会视为阿拉伯君主制的威胁。 2016年，一场军官政变曾试图推翻埃尔多安的统治，但最终失败。当时这位土耳其领导人谴责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对政变的支持。2018年以色列击退了来自加沙的袭击后，土耳其也撤回了驻耶路撒冷的大使。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改变了对以色列的态度。图片来源：法新社/卡马奇·穆塔法 现在土耳其已经和以色列互换大使，也修复了与阿联酋的关系，据报道还驱逐了数十名哈马斯成员。土耳其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土耳其里拉2021年呈自由落体式贬值，2022年保持稳定，其萎靡的股市按美元计算整整翻了一倍，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 海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确帮助了土耳其的发展，但中国对土耳其出口量的激增，及中国的贸易融资，或许才是土耳其经济局面逆转的最大推动力（正如我12月15日报道的那样）。 土耳其与以色列、海湾国家以及中国的重新结盟在该地区创造了一个新的安全架构。伊朗被边缘化，尤其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习主席于12月9日与海湾国家签署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支持该地区的恐怖活动。 以色列所有主要政党，包括国家宗教政党，都一致同意该国当前最紧迫的外交目标是与伊斯兰圣地守护者沙特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内塔尼亚胡认为，以色列与沙特王国的关系正常化将能够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建立和平。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自由派曾设想构建一个以伊朗为中心的中东安全架构，但到目前为止，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设想相反的是，土耳其在中国的经济支持下进入了中心位置。 为了能够换取救助以避免国内经济混乱，土耳其不得不放弃（或者至少是推迟）成为穆斯林世界中心的目标。而伊朗则像是个离群索居不合群的人，即使在中国面前也是如此。 两国方案引起了西方政府的极大关注，却并未被提上日程，其实这个方案从来就没有被提上过日程。哈马斯厌恶任何形式的犹太国家概念。控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当局的法塔赫派虽然在名义上表示支持两国方案，但是实际上却是想方设法地予以阻止。 在2009年6月25日接受约旦日报《宪章报》的采访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首席谈判代表塞布·埃雷卡特（Saeb Erekat）曾表示，前利库德集团总理奥尔默特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提供了相当于1967年所占领土100%的土地。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并不想要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国家。图片来源：法新社/亚历克斯·布兰登/普尔 阿巴斯不想建立他自己的国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以色列于2005年单方面撤出加沙，并让巴勒斯坦当局接管该地区，但哈马斯在2007年的一场暴力政变中又抢走了该地区的控制权。因而阿巴斯有理由担心约旦河西岸是否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其二，西方国家的补贴使巴勒斯坦当局获利丰厚。 […]
Note 93 – 无与伦比的天才：卡农琴演奏家优素福·扎阿鲁尔
作者：以色列国家图书馆雷切尔·戈德堡（Rachel Goldberg）， 原文链接：https://blog.nli.org.il/en/hoi_yusuf-zaarur/ 本文首次出现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官方在线出版物《图书馆员》（The Librarians）上，该出版物致力于犹太人、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历史、遗产和文化。 优素福·扎阿鲁尔（Yusuf Za’arur）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和专业的卡农琴演奏家。扎阿鲁尔曾在巴格达广播管弦乐队担任音乐总监多年。他移民到以色列之际，不得不努力奋斗以获得认可，但他凭借出众的才华，在以色列再次获得成功。 扎阿鲁尔在开罗阿拉伯音乐国际大会上，1932年 一天，以色列广播局的伊拉克木卡姆管弦乐队排练时，扎阿鲁尔看到另一位卡农琴演奏者阿夫拉汉哈姆·萨尔曼（Avraham Salman）坐在门外尝试模仿他精彩的弹奏技巧。他走近萨尔曼，开玩笑地说道:“年轻人，干嘛呢？想模仿我的弹奏技巧？抄袭我呀？”当一个学生想要超过他的老师时，这种内在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这句玩笑话正是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感。毕竟，扎阿鲁尔早在伊拉克时就认识萨尔曼。那时，扎阿鲁尔在巴格达广播管弦乐队担任音乐总监，主要负责提拔犹太人中有才华的年轻音乐家。阿夫拉汉哈姆·萨尔曼就是其中之一。 巴格达广播乐团，1936年 1902年，优素福·扎阿鲁尔出生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音乐天赋。18岁时，他为自己买了第一把卡农琴。他也拉小提琴和大提琴。1932年，他和其他伊拉克音乐家（全部为犹太人）一同参演了在开罗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阿拉伯音乐大会。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中保留着这次大会的珍贵录音。在第五首曲目中，可以听到扎阿鲁尔这位音乐大师弹奏卡农琴。他的音乐才华为他赢得了一枚奖章，并摘得音乐会的桂冠。 扎阿鲁尔于1936年加入巴格达电台，1941年被任命为电台音乐总监。直到1951年移民以色列前，他都一直担任这一职位。在巴格达电台工作期间，他提拔过许多犹太音乐家，其中包括歌手萨利姆·舒瓦特（Salim Shuwat）、艾伯特·埃利亚斯（Albert Elias）、阿夫拉汉哈姆·达乌德（Avraham Daoud）、阿夫拉汉哈姆·萨尔曼（Avraham Salman）、达乌德·阿克拉姆（Daoud Akram）、哈基·奥瓦迪亚（Haki Ovadia）、舒韦赫· 叶赫泽克尔（Shuweh Yehezkel）、埃利亚斯· 泽比达（Elias Zebida）、萨松· 阿卜杜（Sasson Abdu）、约瑟夫· 雅各布·舍姆·托夫（Yosef Yaakov Shem Tov）以及年轻歌手萨利赫·阿尔沙布利（Saleh Alshabli）。 巴格达广播乐团，1938年 扎阿鲁尔不只提拔犹太歌手。伊拉克歌手纳齐姆·加扎利(Nazem Al-Ghazali)试演时唱了一首埃及风格的歌。随后扎阿鲁尔又请他唱了一首伊拉克歌曲，并告诉他伊拉克的木卡姆更符合他的演唱风格。试演结束后，扎阿鲁尔夸赞了加扎利的才华，并认为他将在音乐领域大有可为。事实证明，扎阿鲁尔的眼光是对的。 在巴格达电台工作的这些年里，扎阿鲁尔创作出了许多流行的曲子，并与当时杰出的阿拉伯歌手们合作，包括受人尊敬的作曲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卜(Mohammed Abdel Wahab)以及阿拉伯著名歌手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 虽然他作为音乐家广受欢迎，但作为一名公职人员，他只为少数人举办私人演出，其中就包括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以及总理努里·赛义德。 1931年，著名的小提琴家萨米·阿尔沙瓦（Sami al-Shawwa）在巴格达的皇家电影院表演，扎阿鲁尔演奏卡农琴, 以斯拉· 阿哈荣·阿祖瑞（Ezra Aharon Azouri）演奏乌得琴。 扎阿鲁尔移民到以色列后，他的地位急剧下降，从管理歌手乃至整个管弦乐队，降到为以色列的伊拉克家庭举办私人音乐会。尽管失去了在伊拉克受人尊敬的地位，但他还是试着和其他音乐家合作。据他的家人称，有人邀请他在家庭庆祝活动上演奏卡农琴时，他会询问主人是否有兴趣额外邀请一位小提琴或者乌德琴演奏者和他一同演奏。但是主人们通常会拒绝这个请求，因为他们只想听他独奏。不过，出于对他杰出才华的欣赏，他们给扎阿鲁尔的报酬比得上一整个管弦乐队的价值。 1932年开罗国际阿拉伯音乐大会。除了歌手穆罕默德·阿尔-古本池（Mohammad al-Gubenchi）外，所有伊拉克音乐家都是犹太人。扎阿鲁尔是该乐团的资深成员之一，并在卡农琴组获得第一名。 他凭借杰出才华在以色列重新获得认可，并创立了查勒里巴格达木卡姆管弦乐队，作为以色列广播局阿拉伯管弦乐队的一部分。扎阿鲁尔在以色列广播局工作期间的许多录音都被收录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中。不过，他不得不在以色列的知名音乐家中争得一席之地，其中就包括他在伊拉克提拔和培养的一些音乐家。 1966年，扎阿鲁尔在以色列的家中 本文开头的故事展示了新旧移民之间为争得认可所作的斗争，以及优素福·扎阿鲁尔独特而无与伦比的才华。许多音乐家都试图达到他的水平，其中就包括他的曾孙，卡农琴演奏者大卫·雷格夫-扎阿鲁尔(David Regev-Za’arur)，他表示会努力成为像曾祖父一样伟大的演奏家，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功。 非常感谢大卫·雷格夫-扎阿鲁尔的故事和照片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李佳 柳无迪 […]
Note 92 – 黎巴嫩-以色列海上划界协议在纳库拉联黎部队总部 签署
尽管有早些时候的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还是在同一间屋子里共同签署了海上划界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团队于2022年10月27日正式签署两国海上边界划界协议。代表团在两国边境纳库拉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总部会面，该协议的调解人美国能源特使阿莫斯·霍克斯坦（Amos Hochstein）坐在中间。仪式结束时，霍克斯坦在掌声中表示：“祝贺海上边界划定。”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推特上对该协议表示，“它增进了两国和该地区的利益，这一刻开启了繁荣和希望的新篇章。祝贺所有参与方。”早些时候，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在耶路撒冷签署了该协议，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在贝鲁特签署了该协议。霍希斯坦（Hochstein）在两国首都分别与两位领导人会面。霍希斯坦在耶路撒冷表示，该协议“增强了以色列的安全和繁荣，提振了双方的经济……这一天将开启更多的合作，促进以色列进一步融入该地区，拜登总统也将其看作重中之重。美国人民十分高兴能够发挥作用，支持以色列的安全、经济和繁荣发展。”美国特使在贝鲁特表明，他期望即使在两国领导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协议仍将有效。以色列大选将于11月1日举行，奥恩也将于10月31日结束其任期，对此霍希斯坦表示，“无论谁当选为黎巴嫩的下一任总统，”该协议都应该保持下去。以色列议会审查两周前以色列政府将该协议提交给议会审查，但没有进行投票，该程序由以色列高等法院审批。10月27日上午，内阁投票通过该协议。拉皮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该协议“加强了以色列的安全，明确了我们有权采取行动应对真主党和北部边境面临的威胁。”贝鲁特的首席谈判代表埃利亚斯·布·萨博表示，该协议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拉皮德认为该协议是一种承认。“这是一项外交成就，”他说，“一个敌国在整个国际社会面前以书面协议的形式承认以色列国，这可不简单。”该协议将允许黎巴嫩通过其授权方——法国石油公司（TotalEnergies），开发加纳气田（Kana Reservoir）并开采那里可能储存的天然气。该气田位于以色列和黎巴嫩存在主权争议的地中海区域；以色列让出了整个争议区，但在由道达尔公司（Total）对该气田的天然气储量进行详尽调查后，以色列将获得17%的气田开采收益，调查预计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拉皮德称这是“一项经济成就，其为国家带来的收益，将投入到社会福利、卫生、教育和安全领域。”以色列广播公司（Kan）报道，卡塔尔要求黎巴嫩参与对加纳的开发。根据协议，以色列对参与该气田开发工作的公司有否决权。该协议还确认了“浮标线”更正式的国际地位。该“浮标线”从以色列-黎巴嫩的陆地边界延伸到地中海，长达5公里，是以色列海军于2000年设立的海上边界。周三，拥有卡里什（Karish）油田开发许可证的英国公司Energean证实，该公司已开始从卡里什油田开采天然气。该公司称，预计在未来几天开始向公司客户出售天然气。拉皮德在与霍希斯坦的联合声明中表示，随着卡里什天然气的开采，以色列“将在世界急需天然气之际，成为欧洲的主要天然气供应国。”真主党在协议签署后偃旗息鼓尽管卡里什不在与以色列谈判的地区范围内，但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政党真主党近几个月来威胁卡里什，声称它是有争端的区域，并向其发射无人机（以色列将其击落）。国防部长班尼·甘茨（Benny Gantz）在结束对土耳其的访问时对该协议表示赞赏。甘茨表示，“我想明确地说：这项协议损害了真主党的利益，而且它能通过提高黎巴嫩的成本来防止未来冲突升级。”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胡嘉玲审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王宇昕校对：关媛
Note 91 – 欧盟向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的资助下降了40%
欧盟向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的资助下降了40% 欧盟向UNRWA未来三年期的资助比前三年期减少了40% UNRWA证实“欧盟资助资金大幅下降” 欧盟决议谴责UNRWA的煽动性教学，并要求其进行改革课程，作为附带资助条件 近年来，包括英国、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其他几个国家也削减了对UNRWA的资助资金 美国国际开发署承认在UNRWA的教科书中存在反犹主义，但为美国的资助辩护 欧盟5月宣布，其2022-2024年向UNRWA的援助预算将为每年8200万美元，根据UNRWA的捐款图表，比前三年平均每年1.35亿美元减少40%。通过欧盟粮食和复兴基金还为2022年额外提供了1500万美元，以帮助确保乌克兰危机影响后的粮食安全。 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前一天，UNRWA欧盟办公室主任马赛厄斯·伯查德(Mathias Burchard)证实，“欧盟资金大幅下降”。 去年4月，欧盟议会谴责UNRWA制作并教授带有联合国标记的仇恨材料（由IMPACT-se揭露），并要求修改课程，作为提供欧盟资金的条件，欧盟议会成为第一个谴责UNRWA的立法机构。 欧盟专员宣布了缩减资助方案，其中包括对UNRWA的援助。去年，在议会公开谴责之后，该专员称，欧盟将打击反犹主义，并应考虑在确保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科书中所规定的和平与宽容标准的基础上，对UNRWA的援助进行调整。 2021年11月他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他在一个国际部长级UNRWA捐赠者会议上说：“教育材料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是“无商量余地的”，欧盟将继续与UNRWA合作，朝着“增加责任感、透明度和与联合国一致性原则”的方向发展。 2022年初，UNRWA发起了一场全球公关活动，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教科书，而是他们的形象。欧盟和世界各国显然对此持不同意见。 另外，据美国犹太媒体《犹太内幕》(Jewish Insider)报道，5月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 (Samantha Power) 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预算听证会上为UNRWA辩护。鲍尔承认，UNRWA的教科书中仍有反犹内容，但他称UNRWA提供了“重要的慈善工作”。 美国已承诺将通过美国国务院与UNRWA于2022年7月14日签署的合作框架，删除UNRWA学校教授的反犹内容，该框架要求UNRWA实施改革，包括打击教育课程中的煽动性和反犹主义内容。 目前存在多种难民教育的建议和最佳做法，包括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提出的一项与政治无关的“难民课程”，以防止也门的教育冲突升级，以及UNRWA前法律顾问提出的一项建议：UNRWA “为当地教材的单独印刷提供资金，修改为适合UNRWA学生使用的内容”，以便“对UNRWA教科书中长达数十年的不当内容采取立即行动”。耶路撒冷市政当局使用无仇恨内容和经过修改的巴勒斯坦教科书，其中包括基于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的和平、宽容的段落。 自2021年6月以来，美国已向UNRWA分配了大约4亿美元的援助。它现在是该机构的最大捐赠者。 IMPACT-se向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办公室提交了关于UNRWA教育的报告。两党的立法也是基于这份报告和其他IMPACT-se报告。 近年来，多个国家已采取行动减少对UNRWA的支持。2021年，英国对UNRWA的资助减少了一半以上；沙特阿拉伯2020年捐赠了近2900万美元，而在2021年却不在捐赠超过800万美元的国家之列。2020年，阿联酋将其对UNRWA的资助从前一年的5100万减少到2020年的100万(减少98%)。 翻译：关媛
Note 90 – 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龙
以色列第11任总理阿里尔·沙龙最初是一位杰出的军人，后从政，并以政治家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25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军人；在以色列动荡的政治舞台上度过的33年里，他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 1928年，他出生在以色列的一个村庄，父母都是俄罗斯移民，因为他们信奉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犹太人必须在以色列恢复重建祖国。他14岁加入哈加纳地下组织，20岁作为步兵军官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服役。他在战斗中负伤过两次，但每次都很快返回部队继续战斗。战争结束后，他决定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并慢慢在军队中获得晋升。他大胆的想象力和战术专长带来很多人的赞赏，但也带来了不少敌人。以色列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就是他的赞赏者之一。 20世纪50年代，沙龙被要求领导一支特别突击队—101部队（后与伞兵旅合并）。他参与了许多以色列穿越敌人防线的报复行动，主要针对约旦和叙利亚军队作战。在1956年西奈战争中，他空降西奈，率军作战。 因被指控在报道事件时不能总是坚持事实或真相，他的晋升被推迟。 最终提拔他为准将的是参谋长伊扎克·拉宾，他钦佩他的战斗精神和领导能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沙龙成为以色列国防军训练部的负责人，并在西奈领导一个师。之后，他被提升为少将，并担任南线指挥官，在1969-1970年埃及发动的消耗战中领导部队作战。 1973年从军队退役后，他进入政坛，参与组建了右翼民族主义利库德党，并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成为候选人。但赎罪日战争让他重新回到军队担任指挥官，并在1973年10月15日率领一支军队越过苏伊士运河，从而扭转了了以色列军队相对埃及军队处于弱势的局面。他被国民当作民族英雄。 1975年，拉宾总理任命他担任安全事务顾问，沙龙提议在以巴勒斯坦人占大多数的约旦建立巴勒斯坦国。但侯赛因国王和美国都反对此计划。 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他赢得了议会的一个席位，并很快加入贝京政府担任农业部长。在任期间，他策划了在西岸、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和北西奈的大规模定居点建设。他支持签署以埃和平条约，尽管这意味着将犹太人从归还埃及的西奈半岛撤离。 1981年，梅纳赫姆·贝京组建第二届政府，他任命沙龙为国防部长。沙龙以这一身份策划并实施了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入侵，目的是摧毁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建立的军事基础设施。但战争很快恶化，与以色列结盟的基督教势力在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平民，加剧了以色列国内对战争的反对情绪。调查委员会发现沙龙对此事负有间接责任，并建议将他从国防部撤职，但他仍然留在政府任职，并在第一届内塔尼亚胡政府(1998-1999)担任外交部长等多个职位。 1992年工党重新掌权后，他成为反对党领袖，并最终在2001年利库德集团赢得议会选举时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出任以色列总理。 在他担任总理的五年时间里，他与小布什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促成了美国对以色列的两项承诺:一是巴勒斯坦难民无权返回以色列，二是如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出，许多以色列定居点将继续处于以色列的掌控之下。 他成功遏制并击败了2001-2003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他的最后一项行动是提议并执行从加沙地带单方面拆除以色列定居点，以预先阻止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带来的压力。沙龙的这一举动遭到他所在的利库德集团的强烈反对，导致沙龙离开利库德党组建名为前进党的新政治集团。2005年9月，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离了定居点。 几个星期后，沙龙严重中风，此后昏迷了八年，于2014年去世。 在以色列人的记忆中，他是一位勇敢无畏的士兵，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了解新的区域和国际现实，并时刻准备为和平冒险。 作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誉教授迈荣·迈德兹尼（Meron Medzini） 翻译：关媛
Note 89- 以色列外交革命之根源
最新外交行动表明，纵然耶路撒冷最近发生了一些事端，但以色列仍旧挫败了巴勒斯坦迫使其陷入外交孤立的计划。 作者：伊兰·勒曼（Eran Lerman），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 近日，巴勒斯坦恐怖袭击激增，十几名以色列人因此被杀，耶路撒冷也爆发了短暂的暴力事件，但这些事件都不能掩盖以色列过去数月取得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外交成就，这些成就重新定义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 相关外交成就有：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进行斡旋调解；埃及、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导人出席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三方首脑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以色列、埃及、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外交大臣齐聚“内盖夫峰会”。 最紧迫的问题是，面对即将在维也纳达成的核协议，以色列和阿联酋联合共同对抗伊朗；以色列-阿联酋自由贸易协定等各种经济项目；以及与土耳其之间新开辟的沟通渠道等最新外交举措都将陆续展开，所有这些外交行为都表明以色列已挫败巴勒斯坦迫使其陷入外交孤立的计划。 为了保持这一势头，以色列应继续打击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及其获得核武器的努力。以色列还应与关键的海湾国家及地中海伙伴建立并保持军事合作。涉及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应属于冲突管理政策。在外交上，以色列应强化外交部功能，把握地区新机遇。 外交革命继续进行 以色列在该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可以用外交革命（或逆向联盟）来形容这种变化。这在几年前就已出现，现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模式： 1.贝内特认为他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在俄乌危机中起到了调解人的作用，从而让乌克兰政府认识到以色列与俄罗斯的独特关系是有用的。 ·同时，土耳其现已改变其对以色列多年以来的公开敌视态度，并向以色列主动示好。以色列和希腊正在密切协调（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访问一天后来到安卡拉）和共同寻求解决东地中海天然气出口问题的方法，以使双方都能从中受益。 ·过去几十年里，埃及不愿看到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但近期却改变了态度。今年2月，在开罗举行的能源会议上，坐着轮椅的以色列能源部长卡琳·艾哈拉受到了埃及总统塞西的特别关注。今年3月，塞西在沙姆沙伊赫与贝内特和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主持了一次三方峰会。塞西还派外交部长萨迈赫·舒凯里出席了内盖夫峰会。 ·此次内盖夫峰会史无前例，以色列、阿联酋、埃及、巴林和摩洛哥的外交大臣均出席了会议。在峰会上成立了一个论坛，该论坛每年将在沙漠地区举行两次会议。这巧妙回避了耶路撒冷问题，同时也提醒世界关注以色列对沙漠农业以及荒漠化防治做出的独特贡献。 ·正在形成的地区联盟议程上的一个讨论项目是，将其转变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至少在防空方面转变为战略伙伴。鉴于伊朗或其代理人发射的火箭弹及无人机所带来的挑战，成立中东防空条约组织（MEADTO）可能不再只是幻想。2021年11月，在以色列举行“蓝旗”国际军演期间，阿联酋空军指挥官的出现只是双方合作潜力的一个迹象，有关约旦飞机参加演习的报道也是如此。随着以色列现在参与美国中央司令部驻军责任区的行动，并在美国领导下与阿拉伯军队一同参加各种活动，该地区关于朋友和敌人的传统假设正在被打破。 约旦的确选择了不参与在斯德伯克举行的内盖夫峰会，这可能是为了维持约旦王国在日益受挫的巴勒斯坦领导层和大量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公信力。相反，阿卜杜拉国王访问了拉马拉，同时接待了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国防部长甘茨和其他以色列重要领导人，共同致力于在斋月、逾越节和复活节三节前夕缓解日益紧张的局势。 然而，在应对耶路撒冷事件时，这种善意荡然无存。约旦首相比什尔·哈萨瓦纳赞扬了在圣殿山袭击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 与此同时，以色列将庆祝与印度正式建交30周年。但是，因为贝内特二次感染新冠肺炎及再次的恐袭高潮，甘茨访问被推迟。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一个迹象是，印度提出愿意与美国、阿联酋和以色列组成 “新四方”的想法。之前亚洲四方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 此外，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正处于高点。德国总理朔尔茨在2月份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之际访问了以色列。他谈到德国需加强武装，并明确表示要购买以色列的无人机。意大利和法国目前是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的西方重要国家，此论坛近年来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总而言之，目前以色列在国际事务中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影响力。 根源：以色列崛起的根本原因 以色列崛起的转变是多个因素融合的结果。上一届政府在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外交成就。本届政府执政期间，这一势头得以继续保持。 首先，对以色列立场的新理解源于一种日益增强的感觉，即世界比许多人在后冷战时代所预期的更危险。这种感觉最初由伊斯兰恐怖主义引发，后来由俄罗斯入侵邻国引发。以色列以安全为导向的政策曾被嘲笑为与我们时代无关，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现在能更充分地理解这些政策。 面对这些挑战以及人类在灌溉、水管理及医疗技术等许多其他领域的探索，以色列可以做出很多贡献，它甚至已经成为一个能源出口国。以色列-阿联酋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只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志。 从亚洲到非洲再到拉丁美洲，以色列已经被公认为是创新强国。以色列谢克尔汇率的坚挺，反映出大量外国投资在流入以色列，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以及以色列央行持有的大量主权基金（这是最初以色列的缔造者们不敢想象或梦想的）。以色列从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中复苏的速度同样惊人：引领全球经济未来趋势的行业在推动着以色列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必然反映在以色列的外交立场上。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以色列在建立关键地区联盟方面所起的作用，特别是与反对伊朗革命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联盟。以色列最宝贵的资产是它愿意采取行动的意愿。 其果断的“战争之间的战役”（秘密行动）主要由以色列空军进行，并得到了有关伊朗在该地区活动的大量情报支持。此外，以色列进一步参与到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中，而且以色列最高级别军事人员也开始公开访问阿拉伯国家。 诚然，为了进一步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伊朗及其代理人发现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上的弱点，并煽风点火。 但是，在战略层面上是可以减少暴力和恐怖袭击的。 除了单方面采取措施外，以色列甚至在耶路撒冷问题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还设法同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接触。同时，通过埃及的情报与卡塔尔人的帮助，以色列还向加沙的哈马斯发出劝诫和警告，说服其领导人避免出现更大的冲突。 重要的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除约旦外）的关系并没有因持续的巴勒斯坦暴力事件受到较大的影响。以色列对近期暴力事件的谨慎回应，反映出包含伊斯兰和左翼人士在内的联合政府的局限性，这也是以色列与地区伙伴更紧密关系的作用。 以色列新地位的影响 以色列近年来的外交成就挫败了巴勒斯坦寻求孤立以色列的战略。巴勒斯坦把以色列定义为种族隔离国家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以色列没有任何种族隔离国家的特征。虽然这些概念在狭窄的学术圈子里有一些支持者，但它们在联合国例行决议之外的政策层面基本上没有立足点，因为这些都是虚假指控。 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有反对以色列的投票，这个犹太国家在2022年的孤立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低，反过来这也会加剧巴勒斯坦人的挫折感。 与此同时，以色列及其盟友正面临美国对伊朗的和解政策。有迹象表明，此类地区反对意见使拜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更难推行他偏好的路线。特别是为了恢复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恐怖组织名单上移除一事，以色列正在发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土耳其向以色列积极示好反映了一个新的现实。十年前，在马尔马拉号事件中，以色列禁止“马维·马尔马拉”号船队驶入被封锁的加沙海域，引发冲突，造成船上10名土耳其公民死亡，破坏了两国关系。以色列的善意似乎已经成为恢复埃尔多安在美国和欧盟地位的关键， 因为土耳其对北约的忠诚度受到了美欧的怀疑。 此外，以色列出口贸易蓬勃发展，预计2021年将达到1400亿美元，创造新纪录。 需要做什么？ 以色列外交的某些方面是不能被政府行为所控制的。然而，为了巩固和扩大本文提到的外交成就，需要加强下列几点: 1.对许多以色列谈判人员来说，美以特殊关系仍然是使美国成为重要伙伴关系的部分原因。因此，尽管与拜登政府在伊朗协议上存在严重分歧，但仍有必要培养两党的支持。 2.这种关系的军事层面体现在以色列参与美国中央司令部驻军行动，为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因此，有效和积极的军事外交是巩固以色列新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支柱。 3.在这种情况下，针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战争仍在进行，时而公开时而隐秘，不断把阿拉伯国家拉向以色列。如果与俄罗斯保持沟通渠道，效果会更明显。 4.在地中海地区，鉴于埃及和希腊国家对以色列安全的核心作用，与土耳其进行对话至关重要。 5.谨慎处理与拉马拉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也有助于以色列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以色列应该提高外交队伍的质量，并努力发挥传统作用，加强与世界各地尤其是北美地区的企业和犹太社区的交流与合作。 必须建立一个组织良好的跨部门委员会系统，由总理办公室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组织，但并不总是由他们担任主席，以便进一步扩大以色列的外交革命。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刘文兰 李汝倍 蔡广为 张钰 黄为楚 审校：关媛 梁平安
Note 88-以色列两任总理伊扎克·拉宾
作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誉教授迈荣·迈德兹尼（Meron Medzini） 伊扎克·拉宾是第一位出生在以色列的以色列总理。他作为一名军人为保卫以色列奉献了27年。在生命的最后27年，他以政治家的身份投身于和平事业，因其为和平所做的英勇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却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位军人政治家是谁呢?为什么这么多以色列人对他充满敬畏和钦佩呢? 1922年，伊扎克·拉宾出生于耶路撒冷。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美国移民到以色列，在电气公司工作了一辈子。他的母亲罗莎是巴勒斯坦托管地犹太社区哈加纳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但不幸的是，在他14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就读的是犹太劳工运动在当时的巴勒斯坦托管地开办的学校。后来，他进入由上海富有的犹太人家族出资创办的嘉道理农业高中。拉宾想去美国学习农学，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未能成行。 1941年，他加入哈加纳地下运动的精锐部队——帕马尔契，并迅速晋升。他行事认真缜密，专注于细节，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计划者，也是一个安静的领导者。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他指挥一个旅参加战斗，他的这些优良品质都派上了用场。战争结束时，他任南方前线的作战指挥官，并参加了抵抗埃及军队入侵的战斗。 战争结束时，他决定留在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并一步步升职。他参加了一所英国军事学院的课程，成为北方前线的指挥官，后来又成为以色列军队作战部门的负责人。以色列国父戴维·本-古里安曾承诺提升他为幕僚长。1964年1月1日，本-古里安的继任者列维·艾希科尔任命他为幕僚长，实现了这一承诺。 在担任幕僚长的四年时间里，他为以色列军队未来可能与邻国交战做好了准备，这些国家从未停止过对以色列发动第三轮战争的计划和准备。1967年5月至6月，拉宾领导以色列国防军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整个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此次战争在以色列国防军统一耶路撒冷时达到顶峰。 他从未获得任何勋章，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代表国家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以示感谢。战争结束时，他从军队退休，结束了27年的职业生涯。艾希科尔总理任命他为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于1968年至1973年在华盛顿任职。 他的军事专长、广博的军事知识和低调的领导风格在华盛顿赢得了许多仰慕者。他与尼克松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并与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密切合作。果尔达·梅厄于1969年至1974年担任总理职务，她是拉宾母亲的密友，也依赖他丰富的军事知识和经验。拉宾逐渐成为以色列决策者中的重要人物。 1973年，拉宾结束任期回到以色列，代表以色列工党进入政界。由于没有参与引发赎罪日战争的事件，其声誉并未受到损害，拉宾于1973年12月当选以色列议会成员，并被任命为梅厄的内阁成员。然而，当梅厄在1974年4月辞职时，工党领导层为了避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副总理伊加尔·阿隆之间出现激烈竞争，选择了政治上没有经历过考验的拉宾担任下一任总理。 他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并不成功。他必须应对赎罪日战争带来的巨大冲击，重振萎靡不振的经济，恢复以色列人民对政府和领导人的信心，并与埃及就一系列协议进行谈判。当他认为与埃及达成临时协议可能会损害以色列国防时，他并不忌惮违抗美国。各项条件改善后，他于1975年签署了该协议，并与美国谈判达成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战略协议。 但是他的政党正在分崩离析，他和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之间长期敌对，与新当选的卡特政府的关系也日益紧张。所有这些都导致工党在1977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失利，梅纳赫姆·贝京上台任总理。1984年以色列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时，拉宾就任国防部长，并一直担任此职务到1990年。拉宾第一次担任总理时，他还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但到1992年，以色列民众已将他看作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工党赢得了1992年的议会选举，拉宾再次成为总理。 在他第二个总理任期内(1992-1995年)，以色列经历了历史上的巨大变化。他认识到以色列必须处理巴以问题，授权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秘密谈判。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在白宫草坪上签署了《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1993年，拉宾和佩雷斯(与阿拉法特一起发起谈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一年后，在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多次会晤后，他签署了《以色列-约旦和平条约》。他最后的重大行动是1995年9月在华盛顿签署《以色列-巴解组织临时协定》。 但他的政策受到了许多以色列人的质疑，其中大多数是右翼民族主义者，他们担心他可能做出了太多让步。一系列反拉宾的示威活动达到高潮，1995年11月4日，在特拉维夫的一次和平集会上，他被一名犹太民族主义者暗杀。以色列举国上下一片悲痛和震惊。尽管和平进程并未中断，但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连续几届利库德集团政府执政期间，和平进程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在以色列，拉宾被铭记为一位为自己的信仰和原则献身的军人和政治家。 翻译：关媛
Note 87-以色列将派出6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以色列将派出6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滑冰和高山滑雪运动员将力争为以色列赢得第一枚冬奥会奖牌。 作者： Abigail Klein Leichman 2022年1月31日 以色列2022年冬奥会代表团成员，从左上起:速滑、短道速滑选手弗拉季斯拉夫·拜卡诺夫（Vladislav Bykanov）、男子单人滑选手阿列克谢·拜琴科（Alexei Bychenko）、花样滑冰双人选手叶夫根尼·克拉斯诺波尔斯基（Evgeni Krasnopolski）、以色列滑冰联合会主席鲍里斯·查特（Boris Chait）和代表团团长亚尼夫·阿什肯纳兹（Yaniv Ashkenazi）;从左下角开始:花样滑冰教练盖里特·查特（Galit Chait），双人花样滑冰选手海莉·科普斯（Hailey Kops）。摄影:阿米特·施索尔（Amit Shissel）/以色列奥委会 2月4日，冬季奥运会将在北京开幕，来自90个国家约2900名运动员预计将参加15个项目的比赛。 以色列奥委会派出了6名运动员，以及教练、经理和代表团团长亚尼夫·德肯纳齐(Yaniv Ashkenazi)。叶夫根尼·克拉斯诺夫斯克（Evgeni Krasnopolski）和诺亚·斯佐罗斯（Noa Szollos）将担任开幕式旗手。 32岁的弗拉迪斯拉夫·贝卡诺夫(Vladislav Bykanov)将参加短道速滑比赛。在2017年、2018年和2020年的欧洲锦标赛上，贝卡诺夫获得了1500米长跑铜牌。他曾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担任以色列旗手，并参加了2018年平壤奥运会。 以色列短道速滑选手弗拉迪斯拉夫·贝卡诺夫(Vladislav Bykanov)。图片由以色列奥委会提供 33岁的阿列克谢·拜琴科(Alexei Bychenko)也将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在平壤奥运会上，他曾担任以色列旗手，获得了第11名。他也参加了索契冬奥会。这位花样滑冰单人选手在2016年欧洲锦标赛上获得了一枚银牌。 33岁的叶夫根尼·克拉斯诺波尔斯基(Evgeni Krasnopolsky)和19岁的海莉·科普斯(Hailey Kops)将参加花样滑冰双人比赛。克拉斯诺波尔斯基曾代表以色列参加索契奥运会和平壤奥运会。他和科普斯从6月才开始一起训练。 19岁的诺亚和23岁的巴纳巴斯(伯尼)·索洛斯是一对高山滑雪兄妹，由他们的父亲彼得指导。 诺亚·索洛斯（Noa Szollos），以色列高山滑雪运动员。图片由以色列奥委会提供 2020年，诺亚在洛桑青年奥运会上获得银牌和铜牌。 伯尼在2021年的世界锦标赛中获得了第13名。 伯尼·索洛斯(Bernie Szollos)是以色列队的一名高山滑雪运动员。图片由以色列奥委会提供 以色列在夏季奥运会上获得了13枚奖牌，但自从1994年开始参加冬奥会以来，从未在冬奥会上获得过奖牌。 今年以色列会登上冬奥会的领奖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