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关注 14
对以色列而言，要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更积极的贡献，就有必要在中国和以色列之间发展长期、互惠互利的关系。为了帮助实现这些目标，SIGNAL（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于2016年9月底发起并共同主办了“以色列中国政策研讨会”。本次会议致力于促进中国和犹太国家之间更紧密更广泛的关系。本期SIGNAL简报将关注、分析以色列与会者的观点和见解，并说明“以色列中国政策研讨会”对中以关系长期发展的影响。通过会议发言人的阐述，我们理解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以色列如何对中国采取综合性的政策以构建更加紧密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联系。 9月29日，在SIGNAL发起下，SIGNAL、荷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政策、战略研究所（IPS）共同主办了第一届以色列中国政策研讨会。会议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审视以色列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角色和经济合作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实现中国和以色列的长远利益发展。SIGNAL甄选了来自商业、金融、情报、学术、安全和外交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参加此次会议。 一、以色列 和“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丝绸之路倡议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会议的第一组围绕着当前以色列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展开讨论，并从以色列风投资本家和政府官员的视角就以色列可能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审视。从投资的角度，多利安·巴拉克（Dorian Barak）强调，由于中国投资者缺乏以色列的研发设施致使它在以色列市场上面临策略劣势。 与其他美国和欧洲投资者不同，中国公司并不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巴拉克先生解释说此类以色列研发中心能够提供给企业一些必需的创新，这能帮助企业始终立于不败。巴拉克先生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曾担任Indigo Strategic Partners L.P.公司联合创始人和合伙管理人，他强调以色列研发设施的关键就是以资本化的方式将以色列的专业技术更好地呈现出来。按照巴拉克先生的说法，中国企业更长久地参与以色列科技领域的合作，将会带来大量收益，并通过转移到研发模式会为他们的投资带来更大利益。在犹太国家开发创新中，这种模式也被证实是成功的。 代表以色列政府，交通和道路安全部局长Yigal Maor为以色列在“一带一路”倡议沿“带”和“路”能够起到的作用，提出很有预见性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在交通和促进全球贸易的影响方面首屈一指。以色列位于亚洲、非洲和欧洲交汇处，且有出海口。因此以色列北部的海法港，每周都会接收数以百计装满约旦货物的卡车，它能够把从东边经卡车运来的货物输送到欧洲。他还指出以色列南部港口位于红海之滨的埃拉特及东部港口阿什杜德能够为向欧洲运输的中国货物提供陆上桥梁。中国正在修建并将运营阿什杜德港，还将参与竞标建造从埃拉特到阿什杜德的高铁项目。 二、从繁荣的经济和研发合作到以色列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现实情况 政策研讨会的第二组发言第二次会议分享了同为以色列摩萨德服务的Uzi Arad教授和Ephraim HaLevi的观点。Arad教授开玩笑说他得注意自己的言论，因为Halevi先生是他在摩萨德的领导。同时发言的还有以色列外交部战略事务副主任Eyal Propper博士，他是研究中国现代外交政策的博士。这些发言人很清楚地阐释了哪些因素可以促进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更加共生和卓有成效。以色列国防和情报部门发言人Arad教授正在为以色列开发一个大战略项目。他提议这个项目应该包括与中国合作的部分。 Arad教授指出认为经济和地缘政治现实的重要性。然而，他强调也许在中以关系中，文化和历史更重要也更有价值。此外，如果以色列打算获得中国的务实理解，以色列有义务内化这些价值。在这个脉络中，Arad教授敏锐地指出以色列的中国战略一个重要且当前缺失的元素，是对中国采取长期的“对中国敏感的”方式。换句话说，长期的合作路径是加深对中国了解，这能够带来积极和务实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合作。Arad指出以色列同时应该注意其与美国的特殊历史关系。外交部军备控制副主任Eyal Propper博士明确指出以色列需要对中国采取综合性方式。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前局长Ephraim Halevi也阐释了他的专业看法，强调中国投资是依赖以色列国内需求。他还强调，中国在以色列市场上的投资，以色列需要带着对中国国内利益驱动的理解去评估每个销售项目和交易。带着这样的告诫，以色列将更好地理解中国投资的目标和期望，同时为自身创新进步的国际需求提供务实解决方法。在他的发言中，HaLevi指出对以色列而言的一个重要情况是——专为本国市场供应的生产商大量被中国收购，新的老板也许会改变专门针对以色列市场供应的产品的供应。 HaLevi先生的观点结合Arad教授和Propper博士的观点一起为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因素提供了更强大、更有活力的基础。从历史、文化、经济交流和政治合作方面更好地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能够帮助以色列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三、中以关系的未来：界定和实现以色列利益 在最丰富活跃的第三组发言中，以色列外交部的亚太区副局长Mark Sofer与战略对话论坛的执行董事Eran Etzion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其他发言人还有澳大利亚驻以色列大使Dave Sharma以及SIGNAL执行董事魏凯丽(Carice Witte)。 当天的会议在大家热烈讨论中以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相关观点上达到高潮。其中主要有：在反恐和经济政策合作方面，Sofer大使对中以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在Sofer大使的观点中，双方关系可以通过利用以色列的优势得到加强，即主要通过科技和创新帮助中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发展经济和战略。 在Etzion博士的评论中，中以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以色列能否为中国提供更加稳定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全球环境。如果中国可以有效利用以色列的安全知识以及它在大中东地区的战略观点，这就有更多机会实现更大的地区稳定。这些观点为SIGNAL执行董事魏凯丽（Carice Witte）提供了点金石，她阐述了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如何积极发展。在她的观点中，Witte女士指出在历史上和文化上理解中国极为重要，增进中以关系的关键是拓展双方在中东的共同利益。她强调中国与西方的沟通风格经常导致一些误解的产生，引起不必要的问题和冲突。她说西方国家在与中国交流的时候往往只关注传播自身的观点和想法，也会带来错误传达。魏女士总结说只有当双方都将对方的观点内化，才会有真正的理解产生。她还补充说这种真正的理解才能惠及两国，促进双方更长期、更可持续的合作。 以色列中国政策会议首次年会的影响 为了积极构建有影响力的地缘战略和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以色列必须考虑它想要如何与中国长期合作。首届以色列的中国政策研讨会为深化此类急需的对话提供了舞台，将实践者和政策专家、学者和风投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全部汇集在一起。为中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展开必要对话创建了本次论坛，SIGNAL希望论坛能够帮助阐明对中国采取中国敏感的方式的重要性。这些方面取得成功就依赖于利用以色列的创新精神和进步来持续构建双方日益扩展的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SIGNAL 关注 #13
“一带一路”倡议（简称BRI）的建立为中国及其65个合作伙伴国建立了广泛的合作框架，有利于促进各国政策协调及经济繁荣。为响应国际社会对这一发展趋势日益高涨的关切，本期SIGNAL关注将讨论在实施BRI过程中荒漠化的影响及以色列科技与思维创新如何能帮助减轻这些不利影响。特别就本·古里安大学内盖夫校区雅各布·布莱斯坦荒漠研究所应对荒漠化的解决方法对中国的适用性进行重点讨论。此外，本文也将阐述水资源管理及技术推行这一新尝试对拉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降低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有何帮助。 以色列95%的土地为干性半湿润、半干旱、干旱或极度干旱土地，也就是说以色列土地几乎全是旱地，且土壤退化和荒漠化问题突出。由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以色列在防治土地退化和荒漠化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为各国应对干旱和普遍荒漠化所带来的日益增大的风险提供了清晰的脉络。 对于中国而言，沙漠面积不断扩大将促进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南段和六个“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重要经济走廊中的四个经济走廊建立更广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BRI跨越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和埃及这几个最易受到荒漠化严重影响的国家，因此以色列防治土地退化的经验和理念对这一地区至关重要。 为理清以色列在此领域的相关进展与中国防治荒漠化的进程有何关系，首先要关注雅各布·布劳斯坦荒漠研究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以及这些进步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潜在影响。以色列所取得的技术突破使以色列应对土地退化的能力为世界所称道，本文将对此加以讨论，之后将就关键思维模式和政策的变化做出简要分析。技术进步以及政策导向使土地的有效管理成为可能，若将其应用于中国，可防止环境严重退化和农业损失。 技术进步与雅各布·布劳斯坦荒漠研究所 1948 年，以色列土地急剧恶化，情况越来越糟。原因包括过度放牧、砍伐森林和不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方式。”为防止大规模环境恶化，为切实可行的土地利用战略奠定基础，为应对中东地区所面临的地形和气候的挑战，这个年轻的犹太国家被迫革新应对方法和举措。因势利导，以色列学者和农民开创了一项兼顾技术进步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战略，提出了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持久解决方案，现已应用于全球各国。 以色列土地利用率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国对科学研究 — — 土壤、气候、农业、林业和生态科学的大量投资。以色列通过集中化的水资源管理走上一条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色列防治荒漠化举措的核心所在。” 以色列为应对土地荒漠化所开创的技术主要包括：地下滴灌技术——防止蒸发作用造成的水分丧失；径流和降雨低洼蓄水池技术——促进低降雨量地区农林业的发展。这些技术切实解决了水资源管理难题，提高了生产效率并有效扭转了荒漠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古里安大学内盖夫校区雅各布·布劳斯坦荒漠研究所培育了大量适宜咸水生长的作物，显著改善了有效的废水管理和重用流程。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以色列的技术在减轻荒漠化的不利影响上有巨大突破，同时也有助于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就防治土地进一步退化采取相应措施。 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安装滴灌系统 关键思维模式的转变及政策协调 土地退化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复杂，技术知识并不足以对其产生持久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减缓荒漠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把技术与复合型的土地利用与水资源管理措施相结合。以色列人既已学会将“放牧管控、农业创新、大型水资源管理项目及积极的植树造林计划相结合”，加上协调和长期规划，荒漠化便可受到遏制。 为了从整体上加强对荒漠化的防治，以色列战略规划部门制定了一项四级政策，包括：发展规划、提高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率以及制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等。以色列政策制定者着眼大局，把握大势，把发展目标和技术提高结合在一起，开创了有效应对土地退化的可行办法。以色列没有让既有设备主导政策制定，而是本着创新精神，开创了有助于减轻荒漠化对环境影响的长期策略。 以色列通过建立长期规划，采取一系列举措，解决土地退化问题，其开创的解决方法和创造性的政策举措可作为相关规划的有效模式供“一带一路”战略家所借鉴。以色列周密的政策协调和一体化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可帮助指导中国投资者、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专家提出应对荒漠化的可行办法。 对中国的意义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在未来 25 年土地退化或导致全球粮食收成下降 12%，粮食价格上涨 30%。若无解决此问题的长期战略，荒漠化会影响粮食供应，人类迁移，威胁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稳定。”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南段面临土地退化的主要威胁。为应对土壤侵蚀和沙漠面积日益扩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即土壤侵蚀、地下水位降低和农业生产损失，中国必须整合创新政策方针和技术进步。以色列在遏制沙漠扩张方面经验丰富，可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就如何减轻沙漠面积扩大对环境的影响提供重要意见。 通过与以色列革新者和学者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中国有望解决大范围的环境问题，即水资源管理、荒漠化和更普遍的土地退化问题，此前这些问题曾给“一带一路”倡议核心目标的实现带来经济损失。本质上，以色列扭转荒漠化局面的经验和创造性方法可以帮助中国提高环保意识，切实履行“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政策，还将减少投资风险，同时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各项目长期可持续发展增长模式的形成。 “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六大经济走廊 现在及未来可应用的地区 据全球生态系统和环境观察年度报告近期发布的关于中国的相关报告，“中国-蒙古-俄罗斯走廊途中有400 公里穿过沙漠。绵延6000 公里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有一半是沙漠。干旱和荒漠化是新欧亚大陆桥（江苏沿海连云港至荷兰鹿特丹）沿线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干旱和普遍荒漠化也被视为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南段的主要环境问题。”荒漠化的后果和土地退化影响“一带一路”上2/3的经济走廊，因此实施切实可行的管理策略以防止大规模环境破坏，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有必要。 “副总理汪洋和国家林业总局（负责处理荒漠化问题）均表示：荒漠化问题应受到重视，建立基础设施，加强沟通与合作十分必要。”因此，出台相关战略方针应对沿“一带一路”涵盖地区日益严重的荒漠化问题极为重要。因此，该领域以色列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实践经验可作为防止环境损失的重要资源。 此外，据国家林业总局，“一带一路”会经过中国受荒漠化严重影响的七个省份。“他们大多位于干旱的西北地区，也是中国95%沙漠地区所在地。因此，以色列开发的创新技术可确保有效改善中国境内的环境。 游客游览沙漠景观-月牙湖 对中以关系的影响 在沙漠面积不断扩大和土地退化日益严重的现状下，鲜有关于战略合作可能性的议题。据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一带一路”沿途65 个国家中有超过 60 个国家的荒漠化现有的规模、土壤退化和干旱受到了投资者以及中国政府的主要关注。在防治沙漠扩张势头的战役中，中以两国合作可在建立现有的学术和外交关系的同时为战略对话提供媒介。利用以色列的技术和政策进步，中国可与亚欧大陆各友好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同时可减少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损失。 若各参与国可在关系各国利益的问题上互通有无，分享相关知识，经验，各国间的伙伴关系会更加紧密。沙漠面积扩张将给全球总土地的40%以及20多亿人带来影响，因此开展密切合作，防止荒漠化扩大，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特别是 “一带一路”向西半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以两国开展合作应对荒漠化，是各国相互学习实践经验和方法，解决亚洲和世界环境退化问题的一面镜子。中以关系也将因两国战略影响力的提高而得到增强，同时为“一带一路”内部有效的环境管理奠定基础。
SIGNAL关注 12
BRI（国际清算银行）框架强调加强同级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广泛的政策协调，促进无障碍贸易和稳定的投资环境。这些概念反映在以色列和非洲国家伙伴关系发展方面。非洲和以色列之间的合作不仅促进了BRI的核心目标，而且随着以色列专业技术和安全经验渗入非洲次大陆，也会让中国直接从中受益。这些重要地区在以色列的支持下更稳定，将会积极影响到在非洲有大量投资的中国经济。 从1957到1973年，以色列和非洲各国之间缔结了深入的外交和经济关系。然而因为阿拉伯国家施压和1973年的石油外交，这些外交关系暂时被中止了。从那以后，以色列的私营领域仍一直在非洲开发一系列的业务，引入水和农业技术。近来，多年来的商业发展终于成为弥补以色列与非洲国家之间几十年隔阂的外交和政治桥梁。这种发展形势部分由于安全环境的改善，部分也是因为整个中东政治力量变化的结果。 按照以色列外交部的说法，“在以色列开创精神和团结一致的背景下，以色列和多个非洲国家之间最近取得良好进展，部分因为双方共同利益混合作用的结果，部分在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因素。一直承受歧视和外来统治的人民之间享有一种共同的命运感。” 这里“外来统治”对以色列来说指的是犹太人在整个欧洲、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多个世纪以来被虐待和排斥的痛苦历史。 战略伙伴关系、多样化合作和成果 2016年7月6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启了对非洲国家的密集访问，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据报道内塔尼亚胡还非正式访问了非洲其他一些国家。内塔尼亚胡总理带着很清楚的认识来到非洲，因为安全方面的合作将对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开发的重要工作形成补充。以色列总理会见了各国领导人并提议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使他们受益于以色列的科技：从农业和生物医学到战术安全。除了以色列有名的尖端创新方案，总理还带来了一系列从反恐到农业发展等领域的更多战略合作机会。 带着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愿景，以色列整个夏天都在与非洲各发展中国家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因此，以色列已经开始将其专业知识应用于解决基本医疗和安全问题，解决恐怖主义之类的外部威胁以及食品安全之类的内部威胁，这对非洲大陆来说大有裨益。以色列正在解决非洲国家的农业效率问题。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许多领域的实际效益，从更安全的石油资源到中国工人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以及在非洲人中更健康的市场。 在促进以色列政策制定者和非洲领导人之间进行更广泛的对话方面，内塔尼亚胡总理的非洲之行为在国家之间培养政策协调层面的重要论坛提供了催化剂。通过以色列的深入交流，结果已经显现出来。非洲农业产量显著增长和资源管理都非常成功，这也扩大了直接投资选择项并稳定了区域商业环境。 右：内塔尼亚胡总理 左：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摄于2016年2月23日 以色列-非洲关系如何得到加强？ 随着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访问，以色列外交部总干事多尔·戈尔德（Dore Gold）开启了第二轮非洲访问，开创了很多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以色列-非洲关系。多尔·戈尔德取得的一些最具影响力的进展包括与几内亚恢复外交关系；坦桑尼亚在以色列设立大使馆；与乍得的高层会谈以及与索马里之间卓有成效的交流。这些都表明以色列在增进同级国家关系方面进展迅速。 通过在重要的非洲市场整合以色列的理念和技术创新，经济、国防和农业方面关系更密切可以为中国投资打造一个更稳定的环境。以下是一些已经在非洲大陆起作用的整合以色列方案的案例：谷物保护技术‘Mul-T Lock’、提供滴灌解决方案的‘Netafim’以及用于农业管理的‘Hazera Genetics’。 左： 外交部总干事多尔·戈尔德 与几内亚总统康德合影右：2016年3月6日多尔·戈尔德在耶路撒冷外交部会见非洲穆斯林领导人 以色列和非洲大陆之间合作的改善为简化农业生产的物流协调铺平了道路，并在国家安全方面提前做准备。在创造一个更有活力水平的战略组织方面，以色列非洲合作阐释了实施BRI的核心目标，即‘同级国家关系’和‘政策协调’，如何能够为大家带来双赢解决方案。 对以色列来说，其中的双赢之一就是非洲次大陆国家中投票模式的转变。一些一直在联合国大会等国际机构投以色列反对票的非洲国家现在转投弃权票。内塔尼亚胡总理说“即使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毫无疑问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开始，改变在国际会议上自动多数反对以色列的过程，而这些自动多数的国家主要依靠这些非洲国家的选票。 两个重要事件表明非洲在与以色列之间的合作方面兴趣渐增。首先，在多哥总统Faure Gnassingbé的邀请下，以色列受邀参加了西非-以色列峰会，多哥、贝宁、科特迪瓦、加纳、喀麦隆和加蓬有可能参加。通过该集中于在技术和安全方面促进合作的峰会，以色列有机会在非洲实施资源管理创新方法，降低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国家的成本和风险。 第二个事件标志着以色列非洲更紧密关系的附加价值，即卢旺达-以色列园艺技术中心的建设。这是以色列外交部的“马沙夫计划”（以色列国际合作计划的希伯来语缩写）与卢旺达农业委员会之间的合作项目，将于2016年底完成建设。该中心位于基加利以西12公里，将作为农业培训的中心，引入以色列农业技术以适应本地需要，增加水果和蔬菜生产力。通过形成同级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促进创新想法的自由流动，以色列也在增加农业产出和节水效率。通过加强伙伴关系，以色列正在帮助创造一个更稳定和更有经济活力的非洲大陆。 从经济影响到加强协调与合作 正如我们在SIGNAL关注#11中提到的，沙特阿拉伯逐渐向以色列开放，增进外交关系和安全协调，便于形成对中国投资更有利的环境。与以色列合作创造广泛合作平台的国家都享受到了以色列科技和创新的优势。而这又促进更好的表现，在以色列合作伙伴国家的经济数据中体现出来。以非洲为例，增加与以色列之间的交流也能促进在出口自然资源方面有更安全的路径，并增加基本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农业生产。 左：多哥总统Faure Gnassingbé, 右：内塔尼亚胡总理 摄于2016年8月11日耶路撒冷 以色列在非洲国家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贡献能够改善国际投资大环境。正如“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促进自由贸易和全面政策协调一样，以色列外交近期在非洲所做的努力与BRI的许多核心结构设想相吻合。在一具进一步发展更加稳定非洲，以色列的务实进入将为中国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因为中国希望在这个次大陆上投资并实现其长期的跨越整个大陆合作愿景。 与中国的相关性？ 中国一直致力于在非洲进行投资。根据去年秋天举办的沃顿非洲商业论坛援引的数据显示，中国在次大陆上的投资近年来从2008年的70亿美元飙升至2013年的260亿美元。此外，论坛还提到习主席在12月份向非洲提供了“巨大”的600亿美元贷款和援助计划。随着非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中心，成本效率、分配、食品和水的生产以及安全越来越重要。在所有这些领域，非洲与以色列创新思维的合作以及实际解决方案对中国市场呈现出巨大的附加价值。 一些最具影响力的项目已在进行中，包括在南苏丹创立的示范农业村，教授当地农民以色列的关键农业方法和技术，如何能够帮助羽翼未丰的非洲国家增加蔬菜产量。在以色列国内，北部的非营利机构“加利利国际管理学院”在过去20年间一直在培训尼日利亚军团。 与中以关系的相关性？ 中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在增加，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会注意到以色列和非洲之间更好的关系将为贸易和投资创造更稳定的环境。以色列在水和农业技术方面的贡献会为中国集中经济合作的领域服务。通过它的影响改进非洲地区安全，以色列正在帮助未来的“一带一路”获得成功打下基础。简单而言，以色列在非洲的专业知识也是对中国企业在非洲大陆上需要的补充。 正如以色列在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中扩展外交关系，在对中国有利益的地区创造提升稳定和增长的环境，同样，以色列和非洲国家之间合作增多也会为中国在那里的权益创造更稳定的基础。以色列和非洲大陆之间关系的改善反映出同级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和更广泛的政策协调，这也是BRI最重要的两个宗旨。随着以色列与非洲国家加强外交关系和在国际会议上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投资和政策协调也会更有活力、更加没有外交阻力。 值得注意的是，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同，现在以色列已开始被穆斯林国家所接受。以色列与这些非洲穆斯林国家的外交成就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正如在波斯湾以色列外交关系介入的例子一样，与逊尼派非洲国家之间更紧密的合作会为以色列的参与增加途径，减少一直以来与穆斯林国家的传统冲突。在实践中，以色列与穆斯林非洲国家的交往会带来更广泛的与非传统伙伴之间的国际合作，同时减少其他与以色列关系密切国家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中以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好兆头。
SIGNAL关注 11
2016年夏季显露出以色列和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将发生重大转变的迹象。这些事件并非是中东地区局势发展的催化剂，而是其结果。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强调了建立各部门合作机制的重要性，以此来推动它们之间的关系，该规划若能顺利实施，就足以维护地区稳定，降低投资环境的风险，顺利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目标。此外，考虑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整体利益，以及中国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延伸并贯穿中东各国的考量，以色列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对中国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为了阐明这些新发展的内涵，本期“SIGNAL关注”聚焦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关系在近期的转变，沙以紧密关系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以及沙以关系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以关系的潜在影响等方面。本文主要以两大重要事件为切入点，来观察沙以关系的转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16年7月22日，安瓦尔·以斯奇将军（居中者）访问以色列外交部 安瓦尔·以斯奇将军访问以色列 2016年7月22日，安瓦尔·以斯奇将军（Gen Anwar Eshki）访问以色列，会见了以色列议会中的反对派以及外交部的高层代表团。沙特国防部精英人士的访以活动实为罕见，这也预示着被雪藏已久的沙特和平倡议有得以重启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的决策层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机遇，即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局限之外，与区域竞争对手开展合作。访问中，以斯奇将军表示，沙特愿与以色列建立多领域的合作，甚至包括重要的情报交换和技术交流。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在2016年5月5日举办的一项重要的公共对话活动为以斯奇将军的访以拉开了序幕。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已退役的以色列少将雅科夫·阿米德洛尔（Ya’akov Amidror）在演讲中提到了沙特的和平倡议、沙以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未来两国更广泛的合作。 According to Gen Ya’akov Amidror “Sunni countries fear Iran’s growing power over a Shiite bloc, which threatens the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unity of the Sunni states…These countries are looking for someone to help them at this time of need. Israel is the only country […]
SIGNAL关注 #10
食品安全和可持续生态是21世纪社会生存的重要原则。正如“十三五计划”中所指，中国在促进食品安全和可持续生态方面投入，力争到2021年实现“小康社会”。本期SIGNAL关注重点是6月20-21号由特拉维夫大学吗哪食品安全中心”主办的“可持续食品体系会议”。本文意在思考一些在“可持续、农业、环境和营养”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必要程序，并介绍在中国市场的可能应用。我们旨在展示创新以色列技术能够在不同方面提升和加强食品安全。为了最好地传达这一想法，我们将集中在两个最有影响的会议分组讨论上：“以色列农业的未来”和“食品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来阐述深具创造性且独特的方法，让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能够制订出更好的、更有凝聚力的食品安全战略。 案例研究：以色列农业的未来 在由来自“以色列可持续和营养”论坛的欧佛尔·门德尔孙博士领导下颇有成果的会议上，大家把一些现代农业复杂现象置于可见工具背景下研究讨论，这些工具能最大化产出并提高经济上的可行性，并为以色列和发展中的市场遇到的各种食品安全挑战提供营养解决方案。在这些可转移的解决方案中，需要强调的重点不仅是食品的更大价值，同时还有在实现可持续食品体系创新和自然解决方案中的投资问题。 在座谈会上，阿里特·维尔沙佛兰博士（Dr. Weil-Shafran）谈到降低有害环境影响同时提高产出的生态智慧灌溉技术的重要性。按照维尔沙佛兰博士的说法，出于农业目的，改善水资源处理，更有效利用灰水，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全面显著提高农业安全。在维尔沙佛兰博士分析后，内盖夫农业研究所(Volcani Institute)的提特尔博士（Dr. Zipora Tietel）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看法。他的发言集中种植业转向的好处，认为这样既可以强调营养成分，又可以增加农业产出。有了各种高营养价值、高产出的作物、，农民就能在增加产品的质量的同时，还能最大化地提高产量。。本质上，提特尔博士建议重新思考作物生产方式，如何更好地满足伴随人口增长不断增加的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和对营养的需求。 案例研究：食品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继续讨论可持续食品系统挑战可行性和创新性解决方法的时候，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艾略特·柏瑞博士（Dr. Elliot Berry）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桑卓·德尼尼博士（Dr. Sandro Dernini）通过评估复杂但最终社会现实要求的可持续发展，将讨论引入到国际化背景中来。。柏瑞博士和德尼尼博士将座谈会当作一个跳板，提出了解决高高在上且常常很累赘的实现联合国发展目标的整体解决方案。 柏瑞博士提出了一个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解决持续发展问题的战略。通过整合一个全面的国家和国际策略，解决一些最关键的联合国要求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第2、3、6个目标（终结饥饿、改善健康水平和增强饮用水安全）。柏瑞博士认为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宏大目标很快会得以实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通过系统协调政府机构，国家和跨国组织能够帮助找到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饥饿、健康和水管理的解决方案。 与中国的关联性 中国按照“十三五计划”提出的核心主题，不断增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提高国内农业生产产量，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核心重点。通过提高兼顾产量和营养成分的作物生产战略，中国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改进基本的健康标准，同时实现国内农业目标。在实施联合国支持的发展目标过程中，中国可以利用国际社会的资源，用于“十三五计划”中提出的“追求协调发展”和“改进环境和生态系统”这两大主题。 随着中国扩大和改善农业领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将继续提供一条出路，其中创造性思维能够决定性地解决复杂问题。中国在创新方面的关注也要求将这样的思维方式应用于食品安全。如果中国想要实现其国内农业和环境目标，引入可持续方法的真正影响将给食品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 与中以关系的相关性 为了在经济、外交和学术领域建立更好的关系，以色列努力为困扰中国的重大挑战提供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在发展可持续生态系统过程中增加有影响力的交流就能够提供这一出路，促进以色列和中国的专家和学者建立更宽广也更全面的良好关系。同样2016年的“可持续食品体系”会议是了解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创新和整体方法的重要平台。通过推进战略对话，会议的核心目标–“找到农业解决方案，解决环境和营养关注”–让各与会人士从不同角度、用更新更好的眼光来看待食品安全问题。
民国时期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
民国时期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 摘要：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分子发动了反犹运动，欧洲的犹太难民纷纷出逃。上海在当时也成为了许多犹太难民逃亡的目的地之一。随着难民人数的迅速增加，上海感到越来越不堪重负。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在西南边区建立犹太难民寄居区的计划。由于当时国民政府高层难以形成一个稳定而坚定的共识、计划的实施缺乏启动资金、严峻的国内抗战形势和重庆与云南之间的隔阂，以及国外德国和日本等因素的制约，使这项计划最终被迫搁置。但是这项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也应被视为二战期间中犹友谊的象征，其积极意义不应被历史所忽视。关键词：云南；国民政府；犹太难民；移民计划；反犹运动
SIGNAL关注 #9
SIGNAL研究员、《SIGNAL关注》特约撰稿人海·埃坦·科亨·亚那绕卡克（Hay Eytan Cohen Yanarocak）解释说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一直在举行会谈，以期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的两个关键国家，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将对与中国合作发展陆上“一带”和海上“一路”是个好兆头。以下是亚那绕卡克先生撰写的文章，他曾在2015年9月作为SIGNAL代表团成员陪同SIGNAL创始人兼执行董事Carice Witte女士访问北京、石河子和昆明等地。亚那绕卡克先生是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心的初级研究员。本文首次发表于《特拉维夫关注》。 以色列和土耳其因2010年以色列袭击Mavi Marmara号救援船事件断交，但两国将很快重建正式外交关系。本次和解是土耳其在新任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总理比纳勒·耶尔德勒姆(Binali Yıldırım)领导下调整外交政策。 从1949年开始，以色列和土耳其一直关系很好，甚至可以说是亲密。然而，两国之间的关系与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变迁息息相关。例如，1991年12月，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开启奥斯陆和平进程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被提高到大使级别。 上世纪90年代期间，以色列-土耳其关系受益于牢固的军事关系。当年在国内政治中很有影响力的土耳其军队（TSK）与库尔德工人党正在打仗，前者视与以色列提升外交关系作为一个良机。土耳其将军向政府施压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目的是为了从以色列获取新式武器，那时的欧洲和美国因为关系到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冲突的人权问题不向土耳其销售此类武器。 在埃尔多安任总理的第二任期内（2007-2011年），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2007年埃尔盖内孔调查针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发动政变的阴谋，牵连了很多高层将军，土耳其军队因此被逐出政治舞台。土耳其军队在埃尔多安第二届任期内在国内政坛被边缘化，这意味着以色列失去了土耳其重要的政治盟友。此外，埃尔多安与PKK之间从2009年开始的和平进程，进一步弱化了土耳其对以色列军事支持的需要。 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8年底至-2009年间，当时以色列在加沙针对哈马斯势力发动攻击，即 “铸铅行动”，该行动发生在土耳其调解以色列和叙利亚和平谈判过程中。土耳其认为这一事先并未告知土方的军事行动是以色列不守信用的行为。接下来在2009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土以双方公开决裂，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与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激烈争执后在后台大发雷霆。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埃尔多安支持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的敌对说辞在2010年5月达到顶峰，当时9名土耳其公民死于以色列攻击Mavi Marmara号救援船事件，当时该船试图突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海岸封锁。事件发生后，两国曾在联合国支持下寻求和解，联合国在2011年组织调查并提交了帕尔默调查报告。联合国报告的结论宣布以色列封锁合法，其后土耳其将其与以色列的关系降级。土耳其用临时代办代替大使，取消了双边军事协定，为救援船事件受害者家庭提供法律援助，在国际上向以色列施压终止加沙封锁，最后还将土耳其海军在地中海东部能源丰富地区的巡逻权利合法化（不过并未试验此权利）。同时，土耳其正式宣布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的三个要求：正式道歉；为救援船事件受害人家庭提供经济补偿；以色列结束封锁加沙地带。 土耳其的第一个要求得到了满足，2013年初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调解下以色列发布道歉声明，不过以色列并没有满足土方的其他要求。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道歉重新开启了两国之间的交流通道。然而土耳其不愿意就其要求的以色列结束加沙封锁立场妥协，这导致两国之间外交关系陷入僵局。最近情况再一次恶化，以色列要求土耳其结束哈马斯在土耳其的行动。回顾过去，似乎以色列的要求是一种谈判策略，诱导土耳其不再要求以色列取消加沙封锁。确实，似乎当前的和解不会让以色列取消封锁。相反，以色列同意允许土耳其在加沙建造一个海水淡化厂、一座发电站和一个医院。土耳其政府将用这些新项目争取宣扬和解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胜利。土耳其报纸《自由报》早已将“加沙和平”视封为土耳其的胜利，因为“所有土耳其要求的必衍 因素都得到了满足。” 土耳其决定与以色列和解是土耳其受到地区孤立的结果。这可以被看作是含蓄地承认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的“新奥斯曼外交政策”的失败。达武特奥卢的政策是以利用土耳其的奥斯曼遗产、将土耳其在中东的软实力最大化。换句话说，他寻求与该地区穆斯林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加深关系。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他甚至受欧盟“申根”开放签证制度的启发而设计出名为“Shamgen”的联合签证制度。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他的计划在突尼斯和埃及看起来都很成功，因为这两个国家领导人都是具有同情心的伊斯兰教徒。然而，埃及出现的反革命风潮，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影响减弱，再加上土耳其在叙利亚驱逐阿萨德失败，导致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受到孤立。 最初，埃尔多安总统的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ın）试图对土耳其的孤立局面作正面解释，把这种情形称为“珍贵的孤独”。根据这种解释，土耳其选择按照伊斯兰道德价值调整其外交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与“不道德国家”降低外交关系。按照这种逻辑，土耳其就不能和以色列外交正常化，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了三次军事行动；它也不能与塞西西总统领导的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塞西西总统将“穆斯林兄弟会”赶下台；它同样也肯定不能与阿萨德政府重建关系，后者正处于叙利亚血腥内战之中。 此外，2015年11月，土耳其军队击落侵犯其领空的俄罗斯战机，它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变成敌对。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超过54%的天然气用于发电，在战机事件后与俄罗斯的对峙迫使土耳其考虑如何使其天然气供应多样化。除了与卡塔尔签署一项能源条约之外，土耳其开始考虑把以色列作为另外一个天然气供应国。土耳其也视以色列的军事技术为它面临的新问题的解决方案。11月事件之后，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S-400防空导弹系统，向土耳其飞机关闭了叙利亚领空，伊斯兰国军队开始在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向基利斯市发射喀秋莎火箭弹，造成21名土耳其公民死亡。因为俄罗斯防空导弹体系而不能从空中进行回击，土耳其被迫疏散该市居民，并完全依赖粗糙的炮火封锁来对抗“伊斯兰国”的火箭弹。因此，土耳其决策者们开始考虑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作为解决此问题的可选方案。 另一个土耳其孤立的原因以及它决定重新与以色列建交，是政府不再努力把库尔德工人党纳入和平进程中来（该进程于2015年夏天失败）。随着土耳其安全部队和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战事硝烟再起，土耳其政府决定向“打击‘伊斯兰国’联盟”重新开启部分英基里克空军基地，来减缓来自西方的批评。土耳其在境内与库尔德人对抗，境外积极参与打击伊斯兰国，这让土耳其成为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激进分子恐怖袭击的战场，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随着2016年上前半年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战争升级，土耳其安全问题日渐严峻，2016年5月，“库尔德工人党”用俄罗斯造便携式防空系统（MANPADS）击落一架土耳其眼镜蛇直升机。对使用眼镜蛇直升机在土耳其东南部丘陵地区纵横的土耳其东南部与库尔德人作战的土耳其军队来说，“库尔德工人党”的攻击进一步说明他们需要以色列的无人机（UAV）。虽然土耳其在努力制造他们自己的无人机“安卡”，但还仍然不能用于作战，因此还是需要以色列技术。 土耳其失败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构筑者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于2016年5月被埃尔多安总统撤下。新总理比纳勒·耶尔德勒姆(Binali Yıldırım)对埃尔多安惟命是从。耶尔德勒姆最近宣布说，在其执政下，土耳其将尽一切努力结束与以色列、埃及、叙利亚和俄罗斯的敌对状态。让耶尔德勒姆而非达武特奥卢站在前面推出这种政策，是一种增加土耳其机动空间的尝试。除了这一变化，达武特奥卢下台也不应被解读为放弃“正义与发展党”新奥斯曼式的土耳其外交政策。提出“珍贵的孤独”的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ın）仍然在任。因此，耶尔德勒姆的说辞和土耳其努力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应该被看作是适应安全环境变化的实用主义调整。换句话说，土耳其在面对地区孤立和与俄罗斯对峙的时候，不能再坚持其“珍贵的孤独”理想。因此，因为过去五年地区环境的变化，以及它自己的外交政策失策，土耳其发现自己被不情愿地推回到以色列的怀抱。
History of Israel by Xiao Xian
海法炼油厂暴乱简介
在分治计划公布之后不久，暴力事件在整个巴勒斯坦就开始零星爆发。这些暴力事件以12月1日由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进行的无组织暴动为导火线，演变为双方之间的恐怖袭击，之后上升为巴勒斯坦人企图封锁耶路撒冷。下面是1947年年末对发生在海法的重要事件的叙述。 陷入疯狂可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大会核准分治后的第一个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就爆发了流血事件，这其中不仅包括混合区的工作人员，并且在有着悠久历史的阿拉伯和犹太主义者合作点也不能幸免。1947年至1949年期间发生了多起大屠杀事件，这次流血冲突是较早的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极大地促进了恐惧和仇恨在阿拉伯人和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之间扩散。 遇到问题的是海法炼油厂，该厂在1947年底雇用了约1,700名阿拉伯和270名犹太体力劳动者，还有190名犹太，110名阿拉伯和60名英国行政工作者。正如我前面所述，炼厂工人参与了在1946-47期间的重要争斗。在这些争斗中阿拉伯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发挥了主导作用，考虑到职工的构成比例和其高度组织性，这并不显得奇怪。但是，阿拉伯工会与犹太工人的关系似乎一直不错：以色列总工会的行政人员工会曾与一些现场的阿拉伯白领员工关系密切，而当地犹太工人委员会由锡安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组织（Hashomer Hatzair）成员主导，曾与阿拉伯左派和劳工积极分子发展了很好的关系。 例如，1947年夏，CRL的犹太工人委员会成员还受邀出席在工业事故中丧生的炼油厂阿拉伯工人的葬礼。犹太活动人士接受了邀请，其中一位还在墓地前为死者做悼词。犹太人的参与给阿拉伯炼油厂工人留下了积极印象。阿拉伯和犹太工人委员会还合作组织在炼油厂死者宿舍举行了简短的纪念罢工，一起发起募捐帮助他的家人，并联合对管理层施压要求合理补偿。 曾经的好感到了秋季似乎就已经消失了，联合国大会投票赞同分治后，炼油厂的犹太工人越来越担心他们的安全。投票一结束，全国各地就暴动频发。起初，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犹太人财产及定居点采取胡乱攻击的形式，但不久，犹太人也作出回应对阿拉伯人进行攻击。这迅速升级为暴力循环和使用恐怖方式的以暴制暴，即日益残酷，血腥的内战，很快阿拉伯和犹太民兵互相陷入争夺具有战略意义的道路、站点和地区最终对巴勒斯坦控制权的殊死斗争。 犹太人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是哈加纳—伊休夫最大的军事力量，与以色列总工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归伊休夫官方领导层领导，依休夫本身从30年代中期起由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主导。然而，也有其他犹太武装不接受伊休夫的领导。最重要的（虽然比哈加纳小得多）是埃特泽（以色列国民军组织），由梅纳赫姆·贝京始指挥，即在美国为人熟知的伊尔根组织。正是埃特泽（与右翼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党相关-今天利库德集团的前身）在1946年7月大卫王饭店制造了爆炸事件。也正是这个组织策划和执行的这次爆炸事件引发了1947年底海法炼油厂的流血事件。 1947年12月期间，巴勒斯坦发生内战，哈加纳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保护犹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关键通讯和交通线路上;后来它开始采取一系列进攻措施，发动一系列军事行动，粉碎阿拉伯抵抗，保障未来犹太国家的领土安全。虽然到1948年埃特泽也会发动军事行动，但1947年12月，它就主要针对向犹太平民的攻击进行报复，从而，它坚持通过针对阿拉伯平民的攻击而阻止对犹太人的攻击。 1947年12月29日， 埃特泽在耶路撒冷老城的纳布卢斯门发动炸弹袭击，造成44名群众死伤。第二天，也就是30号周二早上，埃特泽特工人员从高速行驶的汽车上向站在海法炼油厂大门外面的数百名希望找临时工作的阿拉伯人投掷炸弹，6人死亡，42人受伤。埃特泽随后毫无歉意地宣布说耶路撒冷和海法这些恐怖行动都是在报复之前不久发生在巴勒斯坦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攻击。{丹·库兹曼的创世纪：1948年为例提到了大屠杀，而不是伊尔根袭击;他的书是当时的流行标准。- 编者}。 海法炼油厂门口炸弹袭击发生几分钟后，一部分之前人群中的阿拉伯人涌入炼油厂，和一些阿拉伯炼油厂工人一起开始攻击犹太工人。英国士兵和警察一个小时后到达现场，并恢复了秩序，当时已有41名犹太人被打死，49人受伤。这是自联合国投票后发生在巴勒斯坦最大最残酷的一次屠杀。 由海法犹太社区任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炼油厂的犹太人大屠杀是非预谋的，是受此前埃特泽袭击厂外工人的影响。犹太当局即伊休夫马上谴责埃特泽的“疯狂行为”致使海法炼油厂灾难的发生，但它同时决定偷偷效仿埃特泽授权哈加纳采取报复行动。 炼油厂惨案发生一天后，哈加纳精锐武装成员袭击了海法不远处的巴拉德村，那里是一些阿拉伯炼油厂工人的居住地，以及附近的哈瓦萨村。（内舍水泥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希伯来劳动问题不断存在争议的地区，位于附近的巴拉德村。伊兹.丁.噶辛(Shaykh Izz ad-Din al-Qassam)就葬在该村墓地中，他因与警方枪战而死，成为民族烈士，并成为1936-39年起义爆发的原因）{其他资料给出的起义原因完全不同 – 编者。}犹太袭击者共屠杀了大约六十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摧毁了数十座房屋。 {实 许多阿拉伯人都没有遗忘伊休夫领导层的官方立场和其对炼油厂大屠杀的实际应对行动之间的对比。在1948年4月埃利亚胡·阿加西访问海法的时候，一名阿拉伯工人斥责他：“我们知道你们犹太人：你们鼓吹的是一回事，实际做的上又是另一回事。哈瓦萨和巴拉德被你们犹太人在晚上攻击和屠杀的阿拉伯工人犯了什么错？” 犹太委员会调查炼油厂大屠杀的报告中指出，“阿拉伯工人和[白领]员工曾以各种方式警告，甚至成功挽救了许多他们的犹太同事”，并补充说“企业中不是所有阿拉伯工人都参加了暴乱，相当一部分工人和雇员并没有参与其中。”不过，该委员会还发现，“一些人[阿拉伯炼油厂工人]积极参加了对于此次暴乱，且“有一群阿拉伯工人未采取任何行动防止其他人参与暴乱。”幸运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在距离炼油厂最近的铁路车间。 尽管阿拉伯和犹太工会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努力维护和平，但阿拉伯和犹太工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在1947年12月不时高涨。当炼油厂发生炸弹袭击的消息传到车间，紧张氛围蔓延开来，一些更年轻，更容易头脑发热的阿拉伯工人停止工作，关闭机器，并将随手拿来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有些非常紧张的时刻，似乎炼油厂大屠杀可能会在铁路车间再次上演。但是，阿拉伯工会会员，其中包括经验丰富的PAWS活动家像赛义德·卡瓦斯和AWC支持者及时进行干预，防止了暴力事件的发生。在巨大的个人风险下，他们劝说脾气较暴躁的人冷静下来，维持秩序，直到可以做出安排让犹太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 一名车间的犹太工会会员宣称，“毫无疑问，正是因为[阿拉伯工会的]勇气，降临在炼油厂工人的命运并没有降临到我们身上。”阿拉伯工会阻止在铁路车间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并未受到公众的很多关注。毫不奇怪，伊休夫专注于炼油厂对犹太人的屠杀，而阿拉伯人的更关注犹太人之前发动的炸弹袭击和哈加纳随后的报复性袭击，这两个事件夺去更多阿拉伯人的生命。 {其它来源说差不多一二十个人 – 编者}。 阿拉伯 – 犹太工人团结一致、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曾激励了很多人，但终究不能在接下来几个月席卷巴勒斯坦的暴行和双方人性丧失中幸存，这也是残忍的阿拉伯和犹太人之间惨烈冲突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这种愿望更不能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外迁中幸存下来。 选自：《同志和敌人：巴勒斯坦1906年至1948年的阿拉伯和犹太工人》，作者：Zachary Lockman n编辑和评论：Matthew Hogan和AMI Isseroff。审校：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 关媛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96年©
SIGNAL关注 #8
以色列农业技术的有形效益及在中国如何应用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目标重点是促进绿色发展、着力改进环境，提高农业产出和效率。在中国向“小康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向“绿色技术”发展的转变与高效发展农业、提高环境标准的愿望相符合。本期SIGNAL关注将讨论一些以色列最重要的尖端和绿色的农业技术，可为中国的食品安全提供新的和开创性的解决方案。 为了表明这些重要的发展如何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的未来，本期关注将详细叙述以色列在粮食储藏和生物害虫防治方面取得的突破进展如何在降低对危险化学品依赖的同时增加产量。简而言之，我们打算展示以色列创新的关键进展如何提高食品安全，并在以色列和中国政策制定者之间形成基本的对等联系，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主要元素。 案例研究：粮食储藏 据预测，“多达50%的粮食收成和100%的收割收成因为害虫和霉变而损失掉。”同样，有很多从种植到收获生产线上的人们都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取得的突破有限。有一个名为Grain Pro Inc.的公司在预防谷物损失和防止虫害及霉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该公司出售在以色列设计的“GrianPro卵囊”。同许多解决重要全球问题的创新方法一样，以色列食品安全方面取得的突破成就是由双重动机推动的：预防谷物损失，同时提供符合犹太洁食标准（反对食用昆虫）的食品。这种共价利益促进了他们承担了解决全球食品损失的重要挑战，同时为谷物降解提供新的和逐步的解决方案。 有很多因素会导致食物降解，其中主要就是来自虫害和霉菌的灾难性影响。以色列已经学习到能够提供最有效降低食品损失的非常简单和直接的技术。在“GrianPro虫囊”案例中，通过除湿和密封产品取得了显著的突破。通过防止外来害虫侵扰谷物，农民实现了从收获到销售总量有效谷物的大幅增加。通过在密封程序前面增加一道强力干燥工序，GrianPro有效减少了谷物损失，提供了大规模减少谷物生产霉变和虫害损坏的便宜且有效的方法。案例研究：生物害虫防治 随着全球农业需求的增加，防止虫害的不利影响将成为各国政府的工作重点。而随着日益增长的人口带来的食品需求压力，许多人转而使用有毒化学品来防止食物损失。虽然这可以增加产量，但在农药方面的投资带来的后果就是增加成本（如医疗），因为在产品中加入了大计量的危险化学品。为了应对这种双重威胁，斯德埃利亚胡基布兹开发的以色列科技创造了一个安全和有效的方法来防止食品损失和虫害。 BioBee公司（Biological solutions LLC ）投重金发展食肉昆虫技术，用自然方式防止谷物损失。通过二十多年的研发，BioBees公司用不含化学品、对环境有利的方式应对全球食品安全的严峻问题，有效形成了能极大减少虫害不良影响的解决方案。 与中国的相关性？ 随着中国农业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减少与产品损失相关的高成本，确保国内生产不受影响。BioBees公司和GrianPro公司已经提出新的方式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在防止环境恶化的同时显著增加产量。大体上，这些创新性的解决食品损失的以色列技术和方法提供了低成本、微创方式防止不必要的产品损失。这些解决方法也帮助加快思想过程的转变—如何在对环境无害的情况下增加产量。 为了达到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中国将要考虑如何利用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困难问题。在农业生产方面，以色列创新为低成本、环境友好和旨在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发展方面设定了新的基准。如果应用于中国市场，以色列农业技术将帮助用最少的成本和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提高食品稳定和安全。 与中以关系的相关性？ 中国一直在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该行业不断变化的需求将需要解决，以确保高水平的国内食品生产，并防止过量浪费。在利用以色列技术方面，中国市场有双重收益，通过投资于以色列开发的创新科技，中国有机会解决其国内的食品安全和安全问题，同时促进高层学术和技术对话。 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建立对等联系，除此之外，农业技术为中国和犹太国家之间增进交往提供一个非政治因素。在行成以战略关注为核心基础的关系方面，以色列和中国有机会为两国人民提供有形和实际效益，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农业技术就提供了这样的通道，促进思想和产品的交流，中以双方合作更加紧密，带来双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