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殖民主义神话
非法化犹太国家的政治战争武器 虽然以色列建国发生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之后，而英国也号召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但以色列建国的根源早在英国人到达中东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此意义上，英国并不像法国之于阿尔及利亚那样是以色列的母国。实际上，犹太人早在英法瓦解奥斯曼帝国之前就已经开始重新在他们的土地上独立建立家园。 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变得更加清楚，大英帝国并不是以色列重生的“接生婆”，而是其主要障碍。因为以色列与英国托管之间的关系而说以色列有殖民根源，这种指控是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建国才是源于欧洲列强的介入和统治。 经常有人用以色列是殖民主义实体的观点来削弱这个犹太国家的合法地位。这一观点在爱德华·萨义德发表于1992年的《巴勒斯坦问题》一书的开头即有体现，该书对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描述引发广泛争论。这一观点几乎全盘渗透于西方学术界中。几十年来，这种观点在一个又一个国际论坛中被反复提及，用来反对以色列。 比如，1973年，联合国大会谴责了“葡萄牙殖民主义、南非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帝国主义的邪恶联盟”，给了这种观点最初的推动力。两年后，非洲统一组织在国家元首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称：“在被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的种族主义政权和津巴布韦和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有共同的帝国主义根源。” 这种将以色列和殖民主义政权相联系的观点，为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针对以色列最阴险的决议创造了条件，该决议称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这也帮助巩固了此决议背后的亚非联盟，为非法化以色列运动的开始提供了动力。即使到1991年联合国大会最终推翻这项决议时，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的对比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说更加刺耳。 2012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新闻部出版了名为《媒体、文化和政治术语》一书，强调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打交道时应该使用“殖民主义”作为口头武器。该书警告说使用以色列这一政治术语“会把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转化为犹太民族的自我定义和独立自主” 1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官方文本特别要求其巴勒斯坦读者永不使用“以色列”，而是使用“以色列殖民主义”这一名称。简而言之，近年来对以色列是“殖民主义国家”的指控已经演变为巴勒斯坦人使用的政治武器，用他们希望使用的语言削弱以色列的合法性。 与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指控不同，“殖民主义”指控无法通过环顾现代以色列——这里的法院、医院和大学都是既为阿拉伯人也为犹太人服务的——而予以简单的反驳。这是一个对于以色列如何形成的历史指控，实际上，它相当于声称以色列是另外一个遥远大国通过在这片领土和当地居民中“嫁接”一个“外来”的犹太民族而建立的前哨阵地。 1966年六日战争之前，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马克西姆·罗丁森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以色列：一个殖民国家》，后于1973年发表成书，文中他把以色列的犹太人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以及南非白人相提并论2 。但犹太人返回的是他们古老的家园，而欧洲人是为了英法帝国的利益而移居非洲和亚洲，认为他们都是领土上的外来者的论点是否合理？ 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对以色列建国有什么作用？ 事实上虽然现代以色列建国发生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之后，而且英国也号召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但是以色列建国的根源早在英国到达中东之前就已存在。在此意义上，英国并不是以色列的母国，不是法国和阿尔及利亚那样的关系。实际上犹太人早在英国和法国瓦解奥斯曼帝国之前就已经在独立重建家园。比如，犹太人到1863年就已经恢复在耶路撒冷占人口大多数。3 几十年后，英国和其他国际联盟国家认为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权利超出其授权范围，因为这些权利早已被接收。因此在托管文件中，国际联盟对“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历史联系”予以承认。换句话说，它承认了一个“预先存在的权利”，而并没有创造这个权利。这也被称作“重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且这项由国际联盟承认的权利随后也被其继任组织–联合国所保留，联合国宪章第80条承认1945年前存在的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权利。 历史学家伊丽莎白·门罗曾评论说：与其说是因为英国才使犹太人在后来成为以色列的这片领土上建国，还不如说是英国“为了得到英属巴勒斯坦而站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肩膀上。”4 她的意思是说要不是支持犹太民族复兴（当时是一支独立力量，而非殖民者建立的虚构），英国也许不会得到巴勒斯坦托管领土，这些土地可能成为法国殖民地或者国际区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大英帝国并不是以色列重生的“接生婆”，而是其主要障碍。此外，在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权利的《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几年中，英国逐渐对许多之前承认的犹太人初始权利予以缩减，这也使得犹太人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这种改变首先体现在1922年，当时英国决定把外约旦从已经划分给犹太民族家园的巴勒斯坦地区去除。这一改变一直持续到1939年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大幅限制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最后，英国遭到了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武装反抗，领导武装反抗的军事组织起先是埃策尔和莱希，后来哈加纳也加入进来，这些武装力量也成为日后以色列独立后国防军的基础。 阿拉伯国家体系的殖民根源 因为以色列与英国托管之间的关系而指控以色列有殖民根源，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建立都与欧洲国家的介入和统治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并不存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当时只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地区，所用的名称也不一样。他们因为欧洲的干预而成为国家，英国人让哈西姆家族掌管其中的两个国家，即伊拉克（直到1958年）和约旦。 同时，沙特阿拉伯和小一些的海湾国家因他们的领导人与英属印度之间签订的条约而得以成立，这些条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英国的对手占据波斯湾地区的战略地位，并随后获得该地区的石油资源。通过这些条约，英国承认由当地阿拉伯家族统治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等国家的合法性。5 1915年英国与沙特王室签订的类似条约为沙特阿拉伯1932年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阿拉伯军队直接受益于欧洲的武器和军事训练-甚至人力方面。阿拉伯国家独立之后，英国与他们达成了特殊条约，保证其军队在伊拉克和埃及建立军事基地，同时也为阿拉伯军队提供武器和顾问。阿拉伯军团最初与英国军官在耶路撒冷并肩战斗，同时埃及西奈半岛领空由英国皇家空军保护应对以色列空军。事实上，以色列和英国飞机在1949年曾发生过冲突事件。 研究大英帝国战略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威廉·罗杰·路易斯曾披露了一份极其重要的英国外交部文件，揭示了以色列建国时期与欧洲殖民国家之间的关系。1984年在他名为《大英帝国在中东，1945-1951》一书中，描述了以色列独立战争结束时，在1949年7月21日举行的英国高级官员会议。 当时会议上，英国中东办公室主任约翰·特劳特贝克曾说：“我们当时控制了阿拉伯政府，但控制不了以色列。”然后他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以色列有可能使阿拉伯国家组成一个中立联盟，并且甚至试图将我们赶出埃及。”外交部原始文件也表达了对英国有可能失去伊拉克空军基地的担忧。1956年，以色列曾简短地与英国和法国共同反对纳赛尔统治的埃及，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对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以色列当时是障碍而不是前哨。 否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历史根源 然而，最近几年，把以色列描绘成殖民主义实体的努力愈演愈烈。很多巴勒斯坦发言人尤为如此，他们重点否认犹太人与这片土地的历史联系，并把他们描绘成这一地区的殖民主义新移民，而相比之下，巴勒斯坦人则是真正的本地居民。 这种努力在2000年7月亚西尔·阿拉法特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戴维营峰会上达到顶峰，他否认圣殿曾在耶路撒冷存在过。自此，许多阿拉法特的代表，从萨布·埃雷卡特到马哈茂德·阿巴斯都曾提起同样的话题。2008年11月12日，巴勒斯坦总理萨拉姆·法耶兹在联合国 “宗教和文化对话” 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历史性联系，但却对犹太教与圣城之间的关系只字未提。 同样地，阿拉法特常告诉西方观众巴勒斯坦人是这片土地上古老耶布斯人的后代。但在巴勒斯坦社会，人们通常通过宣称自己是相对较晚的后来者来建立自己的地位，这些后来者的祖先是7世纪时跟随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伊本·哈塔卜征服并殖民化拜占庭帝国统治的巴勒斯坦而来到这里的阿拉伯家族。 然而阿拉法特的继任者马哈茂德·阿巴斯不仅承认基督教在圣城的出现要早于目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祖先的到来。而且，阿巴斯在2007年批评哈马斯攻击基督教机构时宣称：“早在我们的祖先到来之前，巴勒斯坦最早的教堂就已经在这里了（这一地区），但是后来被洗劫焚毁了（作者强调）。”因此，即使是阿巴斯自己都否认巴勒斯坦人是现在以色列土地上古老居民的后裔。6 土著犹太人 即使在罗马人毁掉古老圣殿并解散第二犹太联邦600年之后的阿拉伯征服时期，犹太人数量都占人口相对多数，而且如果加上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口就占了大多数。这体现在摩西·吉尔教授著名的800页的《巴勒斯坦历史：634-1099》7一书中。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说在公元70年的反对罗马帝国的大起义之后，尤其是在公元135年巴尔柯赫巴起义之后，犹太人被迫流亡，留下来的人数少得可怜。 吉尔的书清楚地反驳了这种关于犹太历史的误解。他不但引用基督教和其他资料说明有大量犹太人留了下来，而且其研究最后得出结论：“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包括从嫩的儿子约书亚时期就居住于此的犹太人的直接后裔，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的历史达2000多年。”8 因为巴勒斯坦新的伊斯兰教统治者出台的严厉法律，并且开征jizya（对非穆斯林人征收的人头税）以及kharaj（土地税），使得犹太人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犹太居民才开始慢慢减少。但是按照吉尔的研究，在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及之后几十年欧洲占领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大量遗留下来的犹太社区才遭到损毁。 然而，犹太人与他们的故园之间的联系继续存在，他们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一直努力想要返回故园。在打败十字军王国后，300名英国和法国的犹太拉比于1211年移居巴勒斯坦。而从西班牙和意大利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剧烈增加，以至于教皇马丁五世（1363-1431）1428年下令禁止船主和船长们运送犹太人到圣地。 随着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在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勒斯坦之后，大量犹太人移民浪潮涌向奥斯曼帝国—具体来讲是巴勒斯坦。16世纪策费特和太巴列还出现了犹太人生活复兴，其标志为1561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对堂·约瑟夫·纳西的大封赏，允许犹太人在太巴列及附近村庄居住。对奥斯曼帝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16世纪初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生活在加利利的村庄，而到1567年，犹太人占策费特地区居民人数的大多数。还有一些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圣殿时期。9 19世纪初，新的犹太移民浪潮返回巴勒斯坦，通常出于强烈的救世主信仰而不是殖民主义理论。散居在外的犹太人中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即希伯来历5600年（公元1840年）将是以色列的救赎日。根据一些报告，在1808年到1840年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增加了一倍，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奇。 2010年2月在一场能被人一眼看透的宣传闹剧中，一些外国活动分子来到西岸一个叫做比林的村庄说服巴勒斯坦示威者把自己涂成蓝色，这样他们看起来像科幻电影《阿凡达》中的殖民地人民一样，借此在大众传媒面前强化巴以冲突的巴勒斯坦叙事版本，宣扬巴以冲突实质是当地阿拉伯原住居民与新来的犹太人之间的冲突。 然而，查明真相从来也不是那些想要把以色列刷上殖民主义标记的人们的目标。犹太人口在后来成为以色列的这块土地上的恢复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早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些传播这种殖民主义叙事版本的人仅仅想要说明犹太人是作为外来力量来到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目的是为了推动欧洲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不是把他们当做是找回具有深厚久远根源的历史故园的人。10 伊塔马尔·马库斯和南·雅克·兹尔波迪克：《巴勒斯坦官方术语指南：“抵抗运动”而非“恐怖活动”》，《巴勒斯坦媒体观察》，2012年6月19日。 ↩ 玛克辛·劳蒂森：《以色列：一个殖民者国家？》（纽约：探路者，1973）。拉西德·哈立迪：《以色列的殖民主义基础》，巴勒斯坦研究杂志，第3卷，1974年夏季第4期。 ↩ 1865年英国领事报告，《1863年耶路撒冷商业报告》，外交部报告，FO 195/808，英国国家档案馆。道尔·古尔德：《耶路撒冷之战：激进伊斯兰，西方和圣城的未来》（华盛顿，莱格尼里出版公司，2007），第290页。 ↩ 伊丽莎白·门罗，《英国在中东》（伦敦：查托和威曼出版公司，1963年），第38页。 ↩ 根据这些条约，阿拉伯海湾国家将他们的外部主权交给英国政府。第一个此类条约是在1880年12月22日与巴林的阿勒哈利法签订的。参见141号文件，《大英帝国-巴林谢赫协定》，J.C. Hurewitz：《世界政治中的中东和北非记录》，第一卷，1535-1914，（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5），第432页。 ↩ 阿巴斯讲话稿：《这是国家项目和黑暗酋长国之间的斗争》，MEMRI，专电，2007年6月22日。 ↩ 摩西·吉尔教授：《巴勒斯坦历史：634-1099》（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 ↩ 吉尔，第二页。 ↩ 1567-1568年，14,376名策费特居民，其中有5,454名穆斯林和8,925名犹太人。请参考哈罗德·罗德《16世纪策费特桑贾克地区的行政和人口》，按照政法学院哲学博士学位要求部分履行，哥伦比亚大学，1979年，第171页。在加利利村以及耶路撒冷，居住有被称作Must’arabim的犹太人（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他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大移民之前就一直居住在这些地区，拉比领袖认为他们是圣殿被毁之时犹太人的后裔。参考明娜·罗森：《15世纪末以色列国土中跨社区关系中Musta’rabs犹太人的地位》，Cathedra（1980年10月），希伯来语。 ↩ 阿里·莫根施特恩：《加速弥赛亚救赎和以色列的土地安置》（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
中国学生的以色列研讨会
逾越节前夕，参加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教师培训项目的本古里安大学斯德伯克合作伙伴在以色列研究国际项目（ISIP）基地为中国学生举办了首次以色列学习研讨会。此次在以色列学习的中国学生为享有以色列政府奖学金的工学硕士。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向大家介绍了以色列研究国际项目(ISIP)主任保拉.卡巴罗有关研讨会的想法，并与中国研讨会主任阿利耶.泰珀教授合作，根据中国学生独特的背景文化知识定制学习和学术研究内容。 从三月末至四月初，本古里安大学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研究中心为在国外学习以及居住在以色列的中国学生举办了为期八天的研讨会。在高级教育委员会支持下，此次研讨会在本古里安斯德伯克校区举办，由戴安娜与吉尔福德格雷泽基金会资助，主题涉及以色列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 与会演讲者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知名教授，其中包括阿利耶.泰珀博士、吉迪恩.卡茨博士、阿利耶.斯尼克教授、拉比莎伦.沙洛姆博士、以斯帖.迈尔教授、保拉.卡巴罗博士、阿维.巴雷利博士、本.赫尔佐克博士、西蒙.巴拉克博士以及里奥尔.拉韦德先生。中国学生体验了周五晚上的安息日，参观了Yerucham、特拉维夫以及耶路撒冷，感受了天然泉水及沙漠山丘，并观看了以色列电影。 其中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主题包括阿拉伯-犹太平等问题、科技发明和发展以及以色列政府体系。学生们一致认为这些观光旅行以及解释说明对他们了解以色列有很大帮助。
失败之国 亚西尔•阿拉法特、马哈茂德•阿巴斯以及巴勒斯坦国的覆灭
耶路撒冷邮报 2013年12月26日 “如果你能建起来，他们会来”，正是这句台词使得凯文•科斯特纳在《梦幻之地》中的角色一举成名，电影中，他饰演的雷•金赛拉被要求建一个棒球场，让1919年黑袜丑闻案中遭禁赛的“无鞋乔”杰克逊和其他七名运动员能再次打棒球。 这句台词其实应该改成：“如果你真的为了那个目的去建棒球场，那么任何事业都需要投入实际工作，使之鲜活，并持续发展下去”— 尤其是谈到国家建设时更是如此。 在巴勒斯坦案例研究中，巴勒斯坦人试图绕过建设阶段以支持“即刻建国”，这就是说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就会有。 乔纳森•尚策是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副主席，专门从事巴勒斯坦政治研究。在他最新专著《失败之国：亚西尔•阿拉法特、马哈茂德•阿巴斯以及巴勒斯坦国的覆灭》中，他系统地详细阐明了腐败、缺乏领导力问题，以及巴勒斯坦人整体支持拒绝犹太主义，避免建立一个可行性国家的无数借口。作者准确描述了阿拉法特的领导能力，“虽然阿拉法特受到几乎巴勒斯坦人的一致尊敬，从20世纪六十年代直到其逝世，他几乎使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但在一定程度上，腐败问题才能说明他留给我们的遗留问题”。 从历史上来说，与以色列共存的独立的巴勒斯坦主权国家这一概念绝不是阿拉法特的憧憬，也不存在于全体巴勒斯坦人的世界观中。 而且，巴勒斯坦人仍然反对单一双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巴勒斯坦社会从不认为犹太主权或以色列的存在是“正确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唯一正确的就是他们才是唯一与这片土地有联系的民族。然而，他们也确实将以色列看作一个临时军事事实。但他们相信，正如他们所述，总有一天他们会将所有犹太人赶出以色列。 阿巴斯在联合国推动单方独立宣言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新转变，这一转变掩盖了散布巴勒斯坦建国谣言时的拒绝主义历史。正如作者写道，“支持联合国的官僚做派，并非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正常运转民主国家的可行策略，况且这种官僚做派也只能保证阿巴斯暂时获得认可。实际上，这一举措仅仅加剧了约旦河西岸的问题。它并未推动迫切需要的改革，而巩固了当前的领导。” 因此，巴勒斯坦领导人在改革方面再次毫无进展，但他们仍期望国际社会继续提供资金支持这个失败的事业。 与阿拉法特一样，阿巴斯明白推动巴勒斯坦国概念的需要是表明他们准备告别武器的一种方式。然而，务实说来，巴勒斯坦建国必将迫使巴勒斯坦人放弃灾难日受害论，他们一直将这一论述作为“荣誉勋章”戴了60多年。世界舆论不得不判定其为一个国家，而非“受压迫者”—当然，这已不再是既定路线。 尽管如此，华盛顿仍致力于在政治上修正两国方案，并已为此投入数十亿美元。毕竟，这一方案听上去如此美妙：伴随着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理念，两国和睦共处。这正是尚策一书中突出强调的一点：以其独特的能力给予政策制定者必要的帮助，以便维持巴勒斯坦人负责有效进行长期改变，从而实现真正的改革。 《梦幻之地》中的雷•金赛拉将梦想变成了现实。而巴勒斯坦领导人却继续做着一个不现实的梦，且毫无建国的长久之计。此外，在巴勒斯坦社会完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权之前，两国方案仍将无法实现。 总之，对任何政策制定者和观察者而言，想要清楚了解巴勒斯坦社会问题，以及美国政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书是本必要读物。
战争与和平》-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所做的讲座
此讲座发表于2011年9月9日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举办的中以研讨会 2005年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公告为冲突与 合作的博弈理论分析颁奖。就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深刻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来说，这次的演讲无疑是选对了时机。我认为我也许我们应该改变我 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应该努力为世界带来和平。迄今为止，对于印巴冲突，南北爱尔兰问题，各种非洲战争，巴尔干战乱，俄罗斯与车臣的问题，阿以冲突等等，我 们投入了所有的精力企图解决这些具体的冲突问题。然而，我觉得我们的重点应当转移到战争问题的全方位研究上。 我来做个对比。癌症有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临床治疗，例如乳腺癌，加入你不幸患 上了怎么办？动手术？放疗？化疗？哪种化疗方法？放疗到什么程度？要切除淋巴结吗？只有通过临床试验才能得出这些答案，而且是准确有效的答案。你应该在掌 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而你的目标就是把你眼前的病人治愈或者是减轻他们的痛楚。 Robert Aumann at SIGNAL’s Symposium还 有另外一种方法。你不做手术，不做放疗，不做化疗。你不看那些数据，你根本不看病人。你只是试图找出癌细胞里有什么问题。跟DNA有关系吗？是怎么发生 的？过程是怎样？不去尝试治愈它，而是试图了解它。你用小白鼠做实验，而不是人。你试着把它们弄出病来，而不是治愈它们。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一个内科医生。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为病人治疗，治好他们。但是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不是这样的医生，他没有试着去治病救人。他只想知道传染病是怎样传染开去的。最后，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治疗和治愈病人极其重要。战争，从文明的曙 光开始后就一直与我们同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加恒久不变。战争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 努 力解决具体的冲突当然是值得赞扬的，而且有时候真的能见效。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战争-将战争作为一种普通现象进行研究，研究战争普遍性，找出战争 的特性，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区别在哪里？是历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心理范畴的原因-合理性。为什么“homo economicus”-理性的人类-会打仗？ 我说的“合理性”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 如果有充足的信息，符合其最大利益，人的行为就是理性的。 按照这个定义来说，战争是理性的吗？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战争就是理性的。在亚伯拉罕·林肯第二次宣誓就职时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讲之一中说到：“双方都声称反对战争，可是有一方宁愿打仗而不愿让国家生存，另一方宁可接受战争而不愿让国家灭亡，于是战争就来临了。” 说战争是非理性的，这 大错特错。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的苦难例如战争，罢工，种族歧视-我们斥责它们为非理性的。（但）它们不一定都是不合理的。虽然这的确伤人，但他们可能就是 合理的。如果我们了解战争是具有合理性的，，至少我们就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斥责其为非理性行为，那将无济于事。 多 年前我参加了耶鲁大学的一场学生研讨会。当时吉姆·托宾（Jim Tobin）也在，他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用一个词概括经济学？托宾说他能。这个词就是 “incentives”（动机）。经济学的一切都与动机有关。所以，我想对战争进行经济学方面的分析。这句话不能从表面字义上理解。我想要讨论的不是怎 样资助一场战争，也不是怎样进行战后重建，或者类似的事情。我要讨论的是导致战争的动机，以及建立其防止战争的动机。 举个例子。经济学教会我们，事情不一定总是其表面上显示的那样。比方说，你们打算征税，提高财政收入。要这样做，很明 显你们就要提高税率对吧？不对！你可能想要降低税率。给人们工作的动力，或减少避税和逃税，或让经济升温或其它种种。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成千上万个这样 的例子。经济就是一种博弈，参与者的动机彼此不同，相互影响，导致了一个出人意料而且常常是违背人们直观判断的结果。事实往往如此。 现在我们回到有关战争以及理性人homo economicus的问题上。我们继续用上述例子的思维过程进行论述。你们想阻止战争。要阻止战争，显然你们应当废除军备，减少（降低）军备水平，对 吗？不对！你们想做的事情可能正好完全相反。美国与前苏联冷战多年，而阻止“热战”的却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空中飞来飞去，携带核武器的轰炸 机。（解除武装的努力恰恰会导致战争的出现。） 结论就是，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研究战争，了解战争的目的以及当中的利益关系）。纯粹的基本的科学，最终可能带来和平。到目前为止，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现在，我想回到我自己的基本分析上面，颁奖委员会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谈到具体的问题，我们来讨论重复博弈，讨论他们与战争，与其它冲突，如罢工，以及所有具有动机的情况等等有着怎样的关系。 重复性博弈模式的长期互动。重复性博弈理论可以解释那些表面看起来是非理性的现象，比如利他主义、合作、信任、忠诚、报复、威胁（自毁式或者相反），这是从博弈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私”效用最大化法则的角度上看的。 解释 这种现象的理论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人们是故意去报复别人或者有意摆脱自私和理性的控制而慷慨待人。相反，经过上千年的进化，人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而且是最 佳的行为规范。这样的进化实际上是生物性、基因性的，或者是memetic。这个词起源于“meme”(模因，即文化基因)，由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创 造，与“gene”（基因）这个词相对，并且用来描述人的社会性，而不是生物性、遗传和进化。 博弈理论的一大发现诞生于十七世纪初，当时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和乔治·普莱斯发现博弈中的均衡 和现实世界中的人口均衡竟然是由一样的等式确定的。进化—基因性或者模因性—导致了策略性的均衡。我们要谈论的是，在重复性博弈里，策略性的均衡解释了例 如利他主义、合作、信任、忠诚、报复、威胁等等的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我所讲的“策略性的均衡”是什么意思呢？笼统来说，在一场博弈中，当各方的表现彼此都是属于最优的，在假定的策略环境中每一方的行动和计划都是理性的—也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对方的行动和计划，我们就会说他们处于一种策略均衡的状态。 约翰·纳什提出和发展 了策略性均衡概念并因此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那一年也刚好是约翰·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所写的《博弈与经济行为理论》出版15周年。而与约 翰·纳什分享这个奖的还有约翰·哈萨尼和莱因哈德·泽尔藤。前者提出和发展了贝叶斯定理均衡的概念—也就是不完整信息下博弈的策略性均衡。后者提出和发展 […]
《战争与和平》-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所做的讲座
此讲座发表于2011年9月9日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举办的中以研讨会 2005年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公告为冲突与 合作的博弈理论分析颁奖。就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深刻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来说，这次的演讲无疑是选对了时机。我认为我也许我们应该改变我 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应该努力为世界带来和平。迄今为止，对于印巴冲突，南北爱尔兰问题，各种非洲战争，巴尔干战乱，俄罗斯与车臣的问题，阿以冲突等等，我 们投入了所有的精力企图解决这些具体的冲突问题。然而，我觉得我们的重点应当转移到战争问题的全方位研究上。 我来做个对比。癌症有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临床治疗，例如乳腺癌，加入你不幸患 上了怎么办？动手术？放疗？化疗？哪种化疗方法？放疗到什么程度？要切除淋巴结吗？只有通过临床试验才能得出这些答案，而且是准确有效的答案。你应该在掌 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而你的目标就是把你眼前的病人治愈或者是减轻他们的痛楚。 Robert Aumann at SIGNAL’s Symposium还 有另外一种方法。你不做手术，不做放疗，不做化疗。你不看那些数据，你根本不看病人。你只是试图找出癌细胞里有什么问题。跟DNA有关系吗？是怎么发生 的？过程是怎样？不去尝试治愈它，而是试图了解它。你用小白鼠做实验，而不是人。你试着把它们弄出病来，而不是治愈它们。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一个内科医生。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为病人治疗，治好他们。但是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不是这样的医生，他没有试着去治病救人。他只想知道传染病是怎样传染开去的。最后，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治疗和治愈病人极其重要。战争，从文明的曙 光开始后就一直与我们同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加恒久不变。战争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 努 力解决具体的冲突当然是值得赞扬的，而且有时候真的能见效。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战争-将战争作为一种普通现象进行研究，研究战争普遍性，找出战争 的特性，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区别在哪里？是历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心理范畴的原因-合理性。为什么“homo economicus”-理性的人类-会打仗？ 我说的“合理性”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 如果有充足的信息，符合其最大利益，人的行为就是理性的。 按照这个定义来说，战争是理性的吗？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战争就是理性的。在亚伯拉罕·林肯第二次宣誓就职时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讲之一中说到：“双方都声称反对战争，可是有一方宁愿打仗而不愿让国家生存，另一方宁可接受战争而不愿让国家灭亡，于是战争就来临了。” 说战争是非理性的，这 大错特错。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的苦难例如战争，罢工，种族歧视-我们斥责它们为非理性的。（但）它们不一定都是不合理的。虽然这的确伤人，但他们可能就是 合理的。如果我们了解战争是具有合理性的，，至少我们就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斥责其为非理性行为，那将无济于事。 多 年前我参加了耶鲁大学的一场学生研讨会。当时吉姆·托宾（Jim Tobin）也在，他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用一个词概括经济学？托宾说他能。这个词就是 “incentives”（动机）。经济学的一切都与动机有关。所以，我想对战争进行经济学方面的分析。这句话不能从表面字义上理解。我想要讨论的不是怎 样资助一场战争，也不是怎样进行战后重建，或者类似的事情。我要讨论的是导致战争的动机，以及建立其防止战争的动机。 举个例子。经济学教会我们，事情不一定总是其表面上显示的那样。比方说，你们打算征税，提高财政收入。要这样做，很明 显你们就要提高税率对吧？不对！你可能想要降低税率。给人们工作的动力，或减少避税和逃税，或让经济升温或其它种种。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成千上万个这样 的例子。经济就是一种博弈，参与者的动机彼此不同，相互影响，导致了一个出人意料而且常常是违背人们直观判断的结果。事实往往如此。 现在我们回到有关战争以及理性人homo economicus的问题上。我们继续用上述例子的思维过程进行论述。你们想阻止战争。要阻止战争，显然你们应当废除军备，减少（降低）军备水平，对 吗？不对！你们想做的事情可能正好完全相反。美国与前苏联冷战多年，而阻止“热战”的却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空中飞来飞去，携带核武器的轰炸 机。（解除武装的努力恰恰会导致战争的出现。） 结论就是，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研究战争，了解战争的目的以及当中的利益关系）。纯粹的基本的科学，最终可能带来和平。到目前为止，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现在，我想回到我自己的基本分析上面，颁奖委员会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谈到具体的问题，我们来讨论重复博弈，讨论他们与战争，与其它冲突，如罢工，以及所有具有动机的情况等等有着怎样的关系。 重复性博弈模式的长期互动。重复性博弈理论可以解释那些表面看起来是非理性的现象，比如利他主义、合作、信任、忠诚、报复、威胁（自毁式或者相反），这是从博弈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私”效用最大化法则的角度上看的。 解释 这种现象的理论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人们是故意去报复别人或者有意摆脱自私和理性的控制而慷慨待人。相反，经过上千年的进化，人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而且是最 佳的行为规范。这样的进化实际上是生物性、基因性的，或者是memetic。这个词起源于“meme”(模因，即文化基因)，由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创 造，与“gene”（基因）这个词相对，并且用来描述人的社会性，而不是生物性、遗传和进化。 博弈理论的一大发现诞生于十七世纪初，当时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和乔治·普莱斯发现博弈中的均衡 和现实世界中的人口均衡竟然是由一样的等式确定的。进化—基因性或者模因性—导致了策略性的均衡。我们要谈论的是，在重复性博弈里，策略性的均衡解释了例 如利他主义、合作、信任、忠诚、报复、威胁等等的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我所讲的“策略性的均衡”是什么意思呢？笼统来说，在一场博弈中，当各方的表现彼此都是属于最优的，在假定的策略环境中每一方的行动和计划都是理性的—也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对方的行动和计划，我们就会说他们处于一种策略均衡的状态。 约翰·纳什提出和发展 了策略性均衡概念并因此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那一年也刚好是约翰·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所写的《博弈与经济行为理论》出版15周年。而与约 翰·纳什分享这个奖的还有约翰·哈萨尼和莱因哈德·泽尔藤。前者提出和发展了贝叶斯定理均衡的概念—也就是不完整信息下博弈的策略性均衡。后者提出和发展 […]
美国伊沃犹太研究所（YIVO）百科全书：东欧犹太人
大约从公元10世纪开始，犹太世界形成了两大群体。第一个群体为塞法迪犹太人或西班牙裔犹太人，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南欧、中东和北非地区；另外一个群体为德系犹太人,居住在欧洲偏北部，从法国、德国到波兰和俄罗斯均有。 东欧的一个犹太人城市 从16世纪开始到二战时期，东欧一直是德系犹太人的重要文化中心。这一地区包括现在的波兰、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罗巴尼亚和俄罗斯。 如您希望了解今天大部分德系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就必须要研究东欧犹太人的历史。美国伊沃犹太研究所（YIVO）在线百科全书能够为您提供这一时期的历史全景概览，内容专业学术但易于理解。根据伊沃网站上的描述，该百科全书是： “独一无二的资源，提供从东欧犹太人最初在该地区定居到现在的最全面历史和文化全貌。我们的网站对东欧犹太人的生活情况描述准确、可靠、具学术性，并且向所有人开放。” 更多信息，请点击以下链接：http://www.yivoencyclopedia.org/default.aspx
历史不再重演：犹太殉难博物馆网站
大屠杀指的是二战时期纳粹党大规模屠杀6百万犹太人的惨剧。尽管犹太人在欧洲已被迫害长达数百年，但在现代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类似范围的有预谋种族灭绝行动，因此给犹太人和整个欧洲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二战时期的暴行无时不刻的提醒着子孙后代关于人类的残暴行为。大屠杀博物馆的成立向人们发出清澈响亮的号角，确保历史不再重演。 犹太殉难博物馆是以色列官方博物馆也是大屠杀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类似机构之一。除了成立实体博物馆，犹太殉难博物馆也成立了一个综合的学术网站，发布关于大屠杀各方面的信息。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人类历史中关于这段可耻的时期的内容，请点击： http://www.yadvashem.org/
谢克尔
作为古代以色列人民使用的货币 – 谢克尔- 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民被称为犹太人之前。当以色列国成立之时，国家的创始人把谢克尔尊称为犹太人民的古老货币。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当中，谢克尔也曾被广为使用。 半个谢克尔 在第一圣殿时期（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86年），谢克尔是用来衡量具体重量的。谢克尔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词根“重量”。托拉（犹太律法）规定年龄在20岁以上的男人必须捐出一半重量的谢克尔用于修建犹太圣殿。 犹太圣殿与现代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会堂（当地祈祷的地方而没有更多的含义）不同，一旦圣殿建立起来，犹太圣殿即是犹太人最重要的宗教场所。对于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而言，圣殿是他们的中心用来共同庆祝三个重大节日 – 逾越节，七七节和住棚节。从圣殿被破坏到现在已有2000年，全世界的犹太人祈祷上帝使得犹太人能够重建圣殿并在圣殿里供奉上帝。没有任何犹太宗教场所能与之重要意义相匹敌。 在第一圣殿时期，半个谢克尔是一种特定重量的贵金属，这些贵金属是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民为修建圣殿而用的。当第二圣殿建立于公元前516年的时候，谢克尔不再是用来衡量重量。取而代之的是，谢克尔用于在古代不同货币间交换的一种钱币。 在第二圣殿建造时期（公元前516年至公元70年），宗教法律要求无论是否居住在以色列本土的每一个成年犹太人都要捐出一半的谢克尔钱币用于修建圣殿。一些犹太人通过他们当地的社区捐献一半的谢克尔而另一些犹太人则通过个人方式捐赠。在当时，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本土或者其他如罗马和亚历山大等富裕的城市。正因为如此，大量的金钱贡献于建造犹太圣殿。 在公元70年第二圣殿遭到破坏后，犹太社区继续捐献一定量的金钱给犹太穷人，而这些金钱原本是用于建造圣殿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转变，因为在犹太法典里反复强调要帮助穷困的人这条神赐戒律的重要性 捐赠发生在犹太历阿达尔月中的节日普珥节。为了这一天，来自全世界遵守法令的犹太人为慈善而捐赠他们一半的谢克尔。 锡安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谢克尔” 锡安主义运动开始于1897年。作为锡安主义者连接到古代犹太货币的标志，运动的领导人决定缴纳会费的证书将被称为“谢克尔”。作为支付会费的交换，“谢克尔”的持有人获得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投票权和被选举权。在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中锡安主义者的代表的数量取决于“谢克尔”持有者的相对数量。当以色列国成立时，锡安主义者的谢克尔就被停止使用。 以色列谢克尔 当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它继承了英国授权的法定货币 -巴勒斯坦镑。以色列更名国家货币为以色列里拉。许多以色列人，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抱怨本国货币有一个外国名字。他们主张重新命名货币。1969年，法律给予国库部长重新命名货币的权力。1985年，谢克尔作为经济稳定计划的一部分，被合并成一个新的货币被称为新谢克尔。今天，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以色列新谢克尔或简称NIS 。 新谢克尔发行20，50，100和200的纸币和1，2，5和10的硬币。新谢克尔是银制的。少量货币被称为阿古拉；100阿古拉=1谢克尔。发行铜造的10阿古拉和50阿古拉的硬币 更多资料： 以色列货币画廊 锡安主义者的谢克尔 关于半个谢克尔 大起义中铸造谢克尔
光明节
犹太历日期：基色娄月25日到提别月2日 公元前2世纪，以色列被塞琉古帝国所统治。塞琉古统治的大部分领土是2个世纪之前由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领地。最初，塞琉帝国对犹太教还很宽容。塞琉帝国的统治者安提奥克斯三世还赐予犹太人一整套成文的合法权利；这些法令确保犹太人能根据祖先的习俗进行生活而不被迫害。 Bust of Antiochus IV at the Altes Museum in Berlin.然而，公元前168-7年，塞琉帝国统治者安提奥克斯四世“Epiphanies”1采取压迫性手段在他的帝国内消除犹太教2。 重新获得犹太寺庙的控制权之后，马加比家族举行仪式净化被安提奥克斯玷污的寺庙。再次得到净化的寺庙成了犹太教徒的朝拜中心。古代世界的所有犹太人因此宣布一个永久的八天节日，纪念犹太寺庙重获神圣性并庆祝打败希腊人。这个节日定在犹太日历基色娄月月底，这个日期也是寺庙再次开放，为犹太教做出贡献的日子。这个节日的名字–“光明节”或是希伯来语中的贡献，就与寺庙的重新贡献有关。 此后出现了一项与神圣的烛台，或者“Menorah”有关的传统，它点亮了整个寺庙，体现了寺庙的纯净。根据这个传统，当马加比家族解放这个寺庙的时候，烛台里的圣油所剩不多，只能维持一天的时间。但奇迹出现了，这点油维持了八天之久。因为这个传统，光明节就与光和油紧密联系。 风俗 光明节主要的标志就是烛台，这种枝状大烛台有九3个分支-其中八个支撑主要的蜡烛，代表这个节日的天数，第九个分支支撑另外一只辅助性的蜡烛，或称为“沙马什”，用来点亮其他八支蜡烛。每天晚上，都会在每支蜡烛的左边添上一支蜡烛，直到第八天烛台上的蜡烛都填满了。这些蜡烛要用“沙马什”这支蜡烛从右往左点燃。犹太人根据传统都会把烛台放在窗边或是门廊里，这样大家都能看到对于犹太人的胜利和油灯的奇迹的纪念。在希伯来，这种行为被称为“pirsummei nissa”或者奇迹的宣告。 除了点蜡烛之外，犹太人传统上也会唱赞歌“Ma’oz Tzur”。这首歌是13世纪的一首诗歌，回忆了犹太人在埃及被奴隶的时候所受的苦难和判决直到他们战胜埃及人才最终得救。这里是这首歌配有歌词的录音。 光明节这一天不禁止工作，像犹太新年和住棚节一样。当所有传统危在旦夕的时侯，光明节作为庆祝犹太传统的胜利回归，这一天人们尽享欢乐；父母会给孩子零花钱，糖果和礼物。很多节庆和活动都在这期间举行。在以色列，参观马加比战场遗址的活动很受欢迎。 食物 光明节是一个以油炸食物出名的节日。用于煎炸食物的油就是点亮寺庙烛台的油的象征。有一种食物叫latke，是一种土豆煎饼。另外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食物在希伯来语中成为“sufganiya”，也就是一种果冻甜甜圈，由面粉发酵做成圈状，撒上糖，并填上果冻、巧克力或者焦糖作为馅料。 祝语 在光明节这天有一个习俗就是犹太人之间互道“Hanukah Sameach”或者“光明节快乐”。 这在希腊语中表示‘神迹’的意思。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因为希腊人通常是多元论者并且对其他宗教也很宽容。学者们还在继续为安提奥克斯的决定进行讨论。点击一下链接查看详细的历史背景。或者点击以下链接查看宗教迫害的其他不同原因。 安提奥克斯四世禁止犹太教最重要的仪式–犹太教割礼和安息日仪式。他颁布法令，在犹太法律中被视为亵渎神灵的动物要在神圣的犹太寺庙里作为祭品祭。拜宙斯。通过这项在寺庙中宰杀动物的法令，安提奥克斯想要毁掉犹太教的意志、传统和文化。此后安提奥克斯下令焚烧所有犹太教圣经，更达到了他的目的。 犹太教传统和法律考虑到犹太人被迫到祖国以色列之外的领土生活。因此，犹太法律教导人民有义务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犹太人会遵守居住地的法律并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他们只希望居住地政府能允许他们和平地追求犹太教的传统习俗。 割礼，安息日仪式和犹太教寺庙仪式都是犹太人神圣生命的重要教义，且不受世俗干扰。安提奥克斯四世跨越了世俗与神圣之间的门槛，威胁到犹太人的精神以及肉体的生存。 为了对这威胁到自己生存的法令做出回应，犹太居民奋起反击，反抗安提奥克斯四世的暴虐行为。马加比家族作为这次反抗的先锋。马加比家族是由Matityahu领导的一个牧师家族。Matityahu有五个儿子，分别是犹大、乔纳森、西米恩、以利亚撒和乔川南。在连续四次取得军事胜利之后，马加比家族把大部分希腊军队赶出了耶路撒冷，并于公元前164年重新获得犹太寺庙的控制权。公元前140年，马加比为犹太人争取到了完全的政治独立。此后马加比家族统治了犹太人和以色列。这段时期被称为哈斯摩时期（公元前163-140年） ((“哈斯摩”在后来的一些起源书籍中用来指代马加比家族，例如塔木德。 [↩]这是为了区分家用烛台和寺庙用的烛台，寺庙用的只有七个放蜡烛的分支。 [↩]
米沙石碑
米沙石碑是公元前九世纪最大的一块石碑。第一圣殿时期（公元前1200-586年），位于约旦河东边的摩押国国王米沙亲自题写了石碑的碑文，于1868年被德国传教士费雷德里克·克莱因发现。 碑文上记载了以色列国王Omri和Ahad在公元前9世纪是如何征服摩押王国并详细叙述米沙国王对以色列王国的反抗；米沙摧毁了以色列在摩押的城镇以摆脱外国势力的统治。此外，碑文也记载了一些像修路建城墙等例行事务。 此碑文对公元前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主要原因是： ·这是用古希伯来语的姐妹语言“摩押语”著述的最大碑文，对以色列地区所用语言的研究 具有巨大贡献。 ·此碑文作为摩押王国的大事件，被记录在圣经列王记的第三章中，讲述以色列国王对米沙反抗的反应。 ·这是第一篇提及以色列迦得和流便两个部落的非圣经碑文。 * 详见列王记上17-列王记下10获取对于两位国王以及他们的统治的圣经描述。 点击以下链接获取碑文的翻译全文和关于此碑文的学术文章。 http://www.kchanson.com/ANCDOCS/westsem/mesh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