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 77: 疫情期间犹太人的创造力
–犹太人的创造力贯穿几个世纪，新冠疫情期间又如何呢？ 创造力意味着改变和创新，生产新产品、产生新创意。现代犹太人不再遭受歧视后，创造力开始大爆发，但创造力早在圣经时代就已存在。焦虑、教育和多元文化观点是创造力的驱动力。当前COVID-19新冠疫情和反犹主义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情绪，因此可能会促进犹太人的创造力。 什么是创造力? COVID-19疫情危机可能对全世界、犹太人和以色列产生重大作用和影响。如以犹太人历史为鉴，这场疫情可能会在多领域激发犹太人的创造力，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以来的第一次。 关于创造力的定义很多。创造力是变革和创新之母，通过结合不同来源的知识而产生新的想法和产品。在最基本层面上，创造力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所有生命形式，无论个人或集体，都在寻求长寿。环境总在变化，生命必须不断适应这种变化而生存。各种动物在5亿多年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为了适应新的气候，也为了避免被其他动物吃掉。生物学家认为捕食是动物进化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牵强? 实际上，“捕食”在更大的意义上也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创造力。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创造力也意味着静止不动。拒绝改变有时反而可以保证长寿，只要环境稳定，且敌人相距较远。法老时代的埃及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历经近3300年，在宗教、语言、文字、艺术、经济或统治方面没有发生过任何革命。可是当古埃及遭遇完全不同的世界文明，如希腊文化、罗马和基督教，很快就崩溃了，只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废墟，却没有生命的痕迹。极端正统犹太教的一部分人是更明显的例子。18世纪以来，他们通过阻碍变革来谋求永恒。但是当面对纳粹这个凶残的敌人时，许多人本有机会逃走，却未能把握机会。结果，几乎所有被纳粹占领的正统派犹太人都遇害了。今天的以色列哈瑞迪犹太人宣称要遵循东欧模式，这种拒绝改变是危险的生存策略。 犹太教曾一直“有创造力”吗? 创造力是犹太人特有的历史属性吗?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创造力”是20世纪的术语。此前，它在英语词汇中并不存在。大约在公元90年，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与埃及的反犹主义者阿皮翁争论说犹太宗教优于所有其他宗教，犹太人中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称赞犹太人具有更伟大的“创造力”，但在其以阿拉姆语和希腊语写作的文章中，“创造”仅限于神，而非人类行为。 1919年，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发表了题为《现代欧洲犹太人的智力优势》(the Intellectual superiority of Jews In Modern Europe)一文。智力优势是创造力的关键条件。然而，断言犹太人比其他人更具有智力优势是不可取的。这类讨论以一个更温和的标题继续进行，即“犹太人对文明的贡献”，这也成为一个学术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19世纪末，基督教和犹太学者就希伯来圣经的“原创性”展开辩论。辩论的内容有：犹太人是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发明了安息日，还是如德国和英国的新教徒试图证明的那样，他们从巴比伦人那里得到了安息日的概念?犹太人是否天生就具有某种东西，比如心态或基因，可以用来解释他们长久以来表现出来的创造力? 或者几个世纪以来相似的外部条件产生了相似的结果?要回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创造力的定义是灵活的，并且以价值为基础的。现在每个人都重视第七天的休息日。但过去并不总是如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Seneca)就曾嘲笑说犹太人的宗教浪费了他们15%的生命。 可以相对客观地去评估的是一个文明的长期存在，它不得不忍受的灾难，以及信仰、宗教仪式和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否能在这些灾难中幸存下来。根据这些标准，古代以色列、犹地亚和犹太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持续的、“有创造力”的文明。这个文明在经历两次灾难性的破坏后（即第一和第二圣殿被毁）又重新出现，当前，犹太教正处于第三次、仍在持续的破坏中，在大屠杀和以色列建国时达到顶峰。 “犹太人对文明的贡献”的争论还在继续 从20世纪中期开始，“犹太人的贡献”系列出版物开始关注现代。其中许多都是回应对反犹太主义的道歉。统计数据显示，四分之一或更多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犹太人。尤里·斯廖兹金(Yuri Slezkine) 2004年的著作《犹太人的世纪》广受读者欢迎。“犹太人的贡献”出版物共同之处在于都把犹太人的创造力视为一种特殊的现代现象。 欧洲的创造力是由解放运动、“走出犹太贫民窟”游行(雅各布·卡茨Jacob Katz)推动的，当时犹太人的职业途径一直遭到阻碍。1945年之后，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歧视被消除。犹太人被压抑的对认可和成功的需求得到释放，其创造力开始爆发。索尔斯坦·凡布伦（Thorstein Veblen）得出结论说，犹太人的“卓越”将随着对他们的歧视一起消失。一旦犹太人得到平等权利，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就不再需要出类拔萃，会变得和其他人一样。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写于1919年!)将终结犹太人的创造力。到目前为止，犹太人的创造力还没有结束，推动创造力的压力也没有结束。 创造力的驱动力和条件 创造力是由公众或统治者支持的特殊人才的天赋。它通过与其他有创造力的人接触而激发。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家”需有具备创造力的人。他们往往出现在重大历史变化之前、期间和之后。研究这些人物的传记，古时难，现代则比较容易。心理和社会学的某些条件正在鼓励形成创造力。 1. 焦虑是犹太人创造力的主要驱动力。它产生于压力、边缘化、排斥、歧视、迫害、驱逐、逃亡、战争、种族灭绝，以及对所有这些持久的代际记忆。诺曼·莱布莱希特(Norman Lebrecht)最近出版了名为《天才与焦虑——犹太人如何改变世界1847-1947(2019)》(Genius and Anxiety – How Jews Changed The World 1847-1947(2019))的书。 2. 好奇心是第二个驱动因素，是焦虑的必然结果。“一个慷慨和高尚的心灵以……强烈的好奇心而著称。”这种好奇也不再….用来研究外国的法律和习俗，”英国18世纪著名作家约翰逊博士说。焦虑而不问问题是没有创造力的。犹太人是好奇的，所有预言、见证或幸存于第一圣殿的以色列伟大先知都提出过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大屠杀幸存者普利莫·利维(Primo Levy)最著名的书《这是人吗?》(Is This a Man?)就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1947年)，甚至其标题也是一个问题。 3. 教育是创造力的第一个形成条件。创造力的定义“结合来自不同来源的知识”，需要大量的教育。对1933年之前的德国人和1945年后的美国犹太人的统计数据显示，通过对科学、经济、艺术和文学等方面的贡献来衡量，教育表现和创造力之间存在相关性。教育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仅有教育是不够的。 4. 文化多样性是创造力的第二个形成条件。这意味着熟悉不止一种文化、语言和传统，意识到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不止一种解决方案。《塔木德》中的讨论鼓励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答案，而犹太人的大量移民则带来了来自多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丰富知识。 上述驱动力和条件并不详尽，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在课堂上获得，有些是潜意识的，可以在突然迸发的灵感中出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作家瓦萨里(Vasari)，描述了达芬奇如何等待数个小时，有灵感了才开始作画。此外，智力作为创造力的一个条件也被忽略。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显然，人类一半的智力来自遗传，超过40种基因与此有关。对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来说，焦虑因素（其表现很明显）已经作为一种强大的潜在创造力驱动因素重新出现。似乎当前的疫情还不够，全球反犹太主义的兴起正在挑战散居在外犹太人的和平与安全，而对以色列存在的威胁也从未消失。此外，教育是创造力的第一形成条件，就业危机即凸显其重要性。危机会激发创造力，这一点在医学和制药领域表现很明显，以色列和犹太人对科学、创新和医疗的新贡献已得到广泛认可。2020年以色列高科技行业大幅扩张，以色列高科技出口持续增长，新冠疫情的挑战也可能这些方面发挥作用。科学、技术和金融领域的互联和合作在全球和犹太/以色列世界持续增长，这是高科技的红利。文化则比较困难，危机对文学、艺术、音乐和电影的创造性影响需要很多年才能显现，而政治影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显现。公众对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恶化，以色列创造力的最终胜利将是对国家政治制度迟来的改革。 […]
Note 76: 书写《亚伯拉罕协议》的下一章
2021年1月28日 《亚伯拉罕协议》带来了以色列、阿联酋及巴林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和迅速升温，在世界饱受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困扰之时，这可以看作是这充满挑战一年中的一线曙光。该协议不仅开启了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建立新型关系的大门，推动以色列与苏丹关系走向正常化，还促使以色列和摩洛哥正式建交。在我们看来，中东地区局势正在发生积极的转变。 42年前，埃及已故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呼吁亚伯拉罕的子孙一起放下武器、寻求和平。1978年，萨达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在获奖感言中呼吁：“让我们结束战争,让我们在公正和真理的坚实基础上重塑生活”。 15年后，约旦成为第二个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关系的阿拉伯国家。20世纪90年代，《奥斯陆协议》的签署给巴勒斯坦带来了更多的希望。不过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包括伊斯兰教徒及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在内的激进分子利用这一协议，在整个中东地区扩大他们破坏稳定的影响力。埃及、约旦及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标志着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开启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而这种冷淡的和平关系表明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他时候我们也曾看到过希望，比如2002年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以及2008年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Olmert）提出的两国方案，不过这些都没有改变现实。实际上，过去十年，中东大部分地区充满了动荡和不稳定，内战频发。在这一背景下，《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引发了渴望和平人士及还不知道仇恨及战争的新一代人的关注。 1979年和1994年签署的条约给人以警示。虽然这些条约结束了地区竞争对手之间的战争状态，但其最终只是政府之间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从未实现“人民和平”。需要明确的是，埃及和以色列以及约旦和以色列在政府一级的合作仍然是强有力的，对区域稳定至关重要。然而，未实现“人民和平”(以及对反对关系正常化呼声的信任)造成了巨大的漏洞，阻碍了中东地区向前发展。 可悲的是，自1978年至今，埃及、约旦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国家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和公民社会从未积极主动去拥抱和平。在开罗、安曼和拉马拉的街道上，对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刻板印象仍然很普遍，教科书上仍然充斥仇恨、偏见和暴力。相反，一些海湾国家的领导人早就让他们的人民为和平与关系正常化做好了准备。 阿联酋宣布2019年为“宽容年”，并设定了一个目标，将阿联酋确立为打破人们和各种宗教间界限的世界中心，还设立了一个宽容部以推动落实这一目标。此外，阿联酋还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教育社会对歧视说不，强调接纳。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Hamad bin Isa Al Khalifa)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海湾地区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和共存。这种价值观深深根植于其领导层和人民中。例如，所有宗教都在舒拉议会(议会的上院)中占有一个席位。虽然中东部分地区仍深陷激进主义和不稳定泥潭，但阿联酋和巴林是希望的灯塔。 借助现代技术，来自阿联酋、巴林、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普通公民和知识分子已走到一起，建立关系并交流思想。虽然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政府肯定会支持这种努力，但我们这些由阿联酋人、巴林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从一开始就确保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构成了“人民和平”的基础，使之具有公众和知识上的合法性和深度。 我们真诚地希望，《亚伯拉罕协议》正为中东地区的历史谱写新的篇章。我们决心通过建立深厚的民间关系，在以撒的子孙和以实玛利的子孙之间建立真正的人民、知识和文化交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Majid Al Sarrah博士、Nir Boms博士、Najat Al Saied博士和Dan Feferman博士都是海湾-以色列政策论坛的成员，该论坛是阿联酋-以色列商业委员会（the UAE-Israel Business Council）提出的一个倡议，同时他们也是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摩西·达扬中东研究中心的成员。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王梦雨 韩月萌审校：关媛 钱镇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Khaleej times
朝向遥远边境：以色列外交进程
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地位一直有一种排他性的感觉。作为一个小国、一个民主国家和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国际行为体。以色列也是少数几个没有正式加入任何区域集团的国家之一；同样，它也不属于任何条约或联盟。正如阿巴·埃班（Abba Eban）所指出的，“以色列比现代世界大多数其他政体有更多悬而未决的问题。”’1
同理心政治：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遇的同理心
作者：内奥米·海德（NAOMI HEAD）* 摘要：同理心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固有成分，这一说法在国际关系（IR）中还没有充分的理论定义。本文从这一前提出发，以世界政治中有关情感的新兴辩论为基础，认为应该通过建立一个跨学科和批判性的框架，来理解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同理心和此类同理心触发的过程，以此进行更为严格的同理心研究。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首先，国际关系中存在同理心，而本文强调了人们对此现象产生的主流观念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特定的社会政治理念适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本文指出此种情况下的同理心可能会衍生出一系列不同的含义。本文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的冲突为研究对象，确立并阐明了两种替代解释：同理心的使用既是一种非暴力抵抗行为，也是正常化策略。 内奥米·海德（Naomi Head）目前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政治学讲师，教授有关冲突转换、同理心、国际关系和批判理论的课程，并撰写相关文章。她是伯明翰大学冲突，合作与安全研究所（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Securit）的荣誉研究员，著有《证明暴力行为：科索沃的交往伦理与武力使用》（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不要评判你的邻居，除非你穿着他的鞋走两个月。1 同理心被认为是人类的核心能力，也是政治理论、神经科学、应用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和哲学等学科中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同理心已经成为和平研究和化解冲突领域的一个相关概念，并且后者在情感方面的著作不断增多，但同理心在国际社会中依旧不被重视。虽然同理心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但很少有人试图用严格的理论解释同理心在（国际）政治领域是如何运作的。2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把对同理心的注意力集中人际或群体间的层面上，比如同理心的调节功能，同理心在解决问题研讨会中的作用，或同理心在和平建设进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间更广泛的政治作用。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等人不断在公共场合提到“同理心缺失”的现象3，而其他学者则认为当今正是“同理心时代”的到来。4 由于这些主张有助于对同理心进行描述，且在公共领域有积极影响，因此当前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这一概念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提供了的对“同理心”一词的跨学科定义和用法介绍。虽然叙述尚不详尽，但它为发展一个更具批判性的同理心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平台。本文阐述了同理心的主流话语在概念上的一些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往往具有规范性和渐进性的特点。5这些局限包括：缺乏对“同理心政治”的认识；目前的许多辩论都没有充分考察同理心可能在哪些社会政治条件下产生；或者当被行为者采纳时，同理心可能不具政治性质。文献中还缺少对同理心过程的关注，而这一点却极为重要。在这些过程中，通过对包含个人和集体在内的社会的不同层次进行分析，同理心可能得以实现亦或受到限制。将同理心融入最近国际关系中关于叙述和情绪的辩论，这些辩论已经开始理论化情绪如何作为政治行为的激励因素在从个人到团体到国家的政治光谱中运作，这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仍是一大挑战。6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到，与冲突的可持续接触需要解决其情感维度的问题，7然而，尽管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同理心是首要的，却很少有人明确给予很多关注。 这篇文章承认同理心在规范性维度的重要贡献及其在和解过程中的强大作用，但也主张有必要将同理心与其是社会政治背景相结合，主张承认存在权力不对等问题。8 正如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所写，“批判的意图不是要破坏其对象，而是要解释它被认同和被排斥的原因及动力。”9 基于此，本文试图揭示支持主流同理心观点的假设，并通过识别对同理心的其他解读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旷日持久的冲突仍然是研究同情心的重要背景，这在国际政治中是最具挑战性的案例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在以同理心为中心的奥斯陆协定（the Oslo Accords）颁布之后，地方和国际组织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交往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未能从宏观上改变冲突或防止暴力再次升级。然而，尽管这给许多人带来了不信任和失望，但仍然有许多个人和组织致力于参与那些对同理心和对话进行多样解读的活动，如下所述，它们本身可能是争执和冲突的根源。考虑到同理心的普遍性，理解同理心的作用对于分析冲突及其转化冲突的潜力尤为重要。 在2013-14两年工作期间，我进行了大约20次采访，试图通过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接触来探索同理心产生的动力。我关注的民间社会和基层组织以非暴力方式处理以色列和西岸的冲突10，并与其领导人或志愿者进行了交谈。大多数受访者参与这些和平组织已有很长时间，并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冲突（反映出他们对外来群体的同理心，互相接触和对话活动的看法有所转变）。他们参与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是曾拒绝暴力的战斗人员，有些是教育者或学生，有些则是和平主义者，失去亲人的人，等等。我试图了解同理心个体的定义、同理心的表现方式和原因（如果表现出来），同理心的对象，以及他们认为在冲突产生及其转变过程中同理心的作用。关注基层行为者既反映了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同理心的特征，即主要是人际或个人过程，也反映了同理心是人与人之间和平交往的主要渠道。11 基于这一研究，本文通过关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方诠释，实证地强调了现有话语的上述局限性，揭示了同理心可能的意义范围;也就是说，同理心被理解为既是一种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也是一种正常化的策略。广义地描述同理心反映了批判理论和解决问题理论之间的考克斯（ Coxian）差异。用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同理心的特点，大致反映了考克斯对批判理论和问题解决理论的区分。在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著名框架中，批判理论 “不把制度、社会和权力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而是通过关注它们的起源，以及它们如何以及是否可能在变化的过程中，来对它们提出质疑”12。这其中包含一种解放能力，体现在行为者将同理心归结为非暴力抵抗的意义上。反过来说，“解决问题的总目标是通过有效地处理特定的麻烦来源，使这些关系和机构顺利地运作”13。这反映了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 “正常化”做法，即寻求使现有条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挑战占领的历史条件和不对称性。探讨这些差异并不是要把所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经验都纳入这些解释之中。相反，它试图提请注意在相对较小的访谈样本中明显的模式，以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将意义归结为同理心？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同理心，会发现同理心的意义提供了一系列可能的实践和解释。 至少在社会科学中，像情感一样，对同理心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话语分析。行为者（个人和集体）正是通过语言和表征，来赋予行为和认知意义。语言上的联系表达提供了一种手段，以确定琳妮·卡梅隆(Lynne Cameron)所称的 “同理心姿态”14。我认为，如果不参照同理心表达的具体社会政治条件，就不能对同理心的认定进行充分的解释。因此，这是对同理心的解释论而不是因果论。解释个人和集体赋予同理心的含义，是为了帮助理解这些做法如何塑造，以及如何被社会身份和冲突叙事所塑造15。虽然为了论证的目的，重点仍然是将同理心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但这并不是要削弱对同理心与其他各种情感和认知过程密不可分的认识。虽然本文无法公正地说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各群体之间和内部的许多分歧，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对同理心的解释完全代表了任何群体的整体，也无意贬低群体内部的社会动态——包括不同声音对集体叙事的潜在破坏。然而，经验证据中有足够的一致性，表明这些解释与一系列个人和组织产生了共鸣，这些个人和组织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采取了特定的叙述方式，证明了在国际关系中更严格地参与同理心的呼吁是合理的。论证通过以下步骤展开。在围绕这一概念进行定义辩论之前，首先为同理心的理论视角提供一个方向。然后，对在上述的经验背景赋予同理心的意义进行审视。 早期关于实证主义和批评理论的讨论揭示出：要想以某种特定方式传达声音并反映现实，就需要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待知识的产生。同理心作为关系性和主体间的认识论条件在实践中揭示了这一点，由于我们探讨存在或其中缺乏相互关联的故事，因此意识到同理心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智力概念。同理心包罗万象，混乱复杂，极具个人性和政治色彩。此外，如果正如我所言，同理心本身包含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可能性，那么在研究同理心的动态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对主体性的构建进行重新思考。对此，奥德-勒文海姆曾写道：”个人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解释者，而是能够通过对社会制度、实践和现象的思考来了解他自身的人”16。主观性构建超越了狭义个人范畴，这就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将故事置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下，将个人的生活和身份与他或她所处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奥德•洛文海姆的这一构想与 C.赖特•米尔斯关于社会学想象力的蓝图极为相似。米尔斯写道，实现这一蓝图须掌握历史、生物学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关系17。在对同理心动态进行重要研究时，把握这一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将身处特定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个人联系起来，还有助于人们理解影响个人同理心和广义同理心在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流动的推动和阻碍因素。 日常生活中关于同理心的问题并完全从神经系统科学、心理学或哲学角度进行解释。这是一种混乱复杂，难以处理的问题。已有人指出同理心的问题会引发对知识创造性问题的关注:人们如何通过展现同理心来表达其意义？听者又是如何对这一意义进行解读的呢？同理心对任意一方而言都并非简明易懂，具有不均衡性、间接促成性和无从比较的特征18。这反映了克里斯汀•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的观点，即认为同理心作为从主观性向新的同理心过渡的边界领域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政治举措19。同理心总是需要关注主体如何定位自己与他们所处的多重身份和冲突来源的关系。这种通过实地研究而进行的面对面交流展示了在将同理心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人际和结构关系都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同时，这也要求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同理心的概况做出阐述。这不仅会促使人们与关注同理心相关的意义和主观性如何产生，同时也将涉及影响这些过程的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和政治条件。 同理心一词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尽管有大量的词与其意义和用法相似，但同理心一词的意义并非具有单一性、一致性和连贯性20。在下面的部分，我会挑选出辩论中的常用语句，以此简要表明同理心已在多个学科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绝非详尽无遗，但可以作为一个传达我对同理心如何定义的渠道，同时这也有助于表达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 同理心可被定义为，一种能让我们与他人感同身受，在认识和情感方面换位思考，并理解他人所感、所需、所想的能力。21尽管同情心、同理心22和怜悯心名义上有所差别，但获得别人的感受既是道德意义上的美德，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哲学家等都将其视为和道德相关的概念。2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理心可算作标准道德行为，孕育着人类的发展进步。关于同理心的讨论反映了其在启蒙人文主义中的哲学起源、世界主义和人权的主流范式，有助于推动人们认识到同理心在扩大道德世界边界、促进社会融合、合作、调和以及人性化进程上起到的积极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感他人所感不言自明，且具有普遍适用性。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权利革命表明，实现一种道义上的生活方式，通常需要果断舍弃其本能、文化、宗教以及标准化行为。在权利革命中，道德准则以同理心和理性为原型，以权利的语言加以陈述。24这些理论性争论将参考模式由国家转为个人，并宣称由于同情心含义扩大，因此我们对其他人也负有道德责任。25尽管对同理心的正面解读或许对转变冲突、达成和解具有重要意义，但正如卡罗琳•佩德威尔(Carolyn Pedwell)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正面解读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暗示在除本身的进步性、温和性和文明性之外，同理心还具有一种特定的目的性26 。 需要说明的是，对同理心的论述所隐含的标准品质并不存在本质上的问题，关键是这种有点抽象的、自上而下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制度化的27获取同理心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排除了对权力关系的充分承认，而这种权力关系构造了特定的情境和处境的情境。 正如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所言，“世界主义公民权的狭隘概念围绕着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这是权力和财富不对称的残留”。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质疑这种人文主义价值观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将同理心视为如此而非其他，例如，将其作为一种良性的、有益的和解过程，即以特定的方式构建人和国家的身份认同，这种方法蕴含了同情者和被同情者之间等级不对称关系的潜在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同情的语言可能会很“冒昧”;它会通过对他人经历的描述来“剥夺他人的权力”。因此，语言应当用来建立特定的话语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弱者、易受伤害者、贫困者才能从强者那里得到仁慈的同情，或者是如凯西·弗格森（Kathy Ferguson）在和解的文中所说的：“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适当地表达同理心，从而以沉默的形式替代认知、表达和经验【原话】（虽然我不能完全地感同身受但我明白你的感受）。” 这样的话语更有可能将主观思想预先施加给行为承接者，从而提前将叙述具体化，并确定合适的接受同情的对象(或者说是被同情的易受伤害者)。 采用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对此情形积极补救的期望，而且阻止了询问行为接受者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是如何并且为何经历、选择、使用以及理解同理心。这一行为模糊了同理心富有争议的定义，它被接受的原因及动机，其使用的方法以及在发生权利关系时充当的角色，这些相比于其他来说更为有益于：聚集多维度创造“同理心政治学”。 皮德威尔（Pedwell）基于目前的讨论提出问题，他认为，努力培养同理心可能不如检查同情“失败”的潜在原因和影响重要—在失败的情况下，同理心到达了其领界点，遭到其预期接受者的忽略或拒绝，而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或者根本没有意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等级制度下，与其假设同理心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更应该考虑一系列更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同理心？它是做什么的？它为谁服务？它的风险有哪些？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同理心的研究可以超越其存在于现实主义和自由思想中的对立。许多现实主义者委婉地拒绝同理心相关理论的同时，世界自由主义思潮倾向于让其脱离社会政治背景，并给同理心提供了一种相对单一的表现形式——一种良性的、有益的和道德的过程，使其成为组成政治社区伦理的一个关键要素。这种宏观层面的同情方式通常假设认为无论地点、背景和权力关系如何，同理心的表达、解释和益处都异曲同工。相比之下，我认为同理心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有所不同。以微观方法研究同理心如何“由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构成并在其中发挥作用”。 这种在宏观层面的同理心通常会做出这样的假设，无论地点、背景和权力关系如何，同理心的表达、解释和好处都是一样的。相反，我认为，同理心的意义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是不同的。35微观方法旨在研究同理心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形成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重新)定义同理心 人们普遍认为，同理心是一种存在模式，它将我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促进主体间关系，使个体能够摆脱知识的局限性。37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主体间性是同理心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前提。事实上，理查德·内德·雷博(Richard Ned Lebow)曾这样写道，同理心反过来会鼓励我们将他人视为与我们同样平等的本体，并认识到与他人建立一种亲密关系有利于自我实现。38 因此，同理心最常见的定义之一是，关注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这并不令人惊讶;换句话说就是换位思考。从根本上说，同理心包括，一个人能够把其他人当人看待。而这与阿克塞尔·霍内斯（Axel Honneth）关于在人类交流过程中建立主体间性认知的观点产生了共鸣。39将他人视为本体论的基础等同于拥有同理心，因此，不能或拒绝将他人视为本体论的基础会阻碍同理心的形成。 这种主体间关系的内在潜力象征着一种转化能力。而这种转化必须从家庭教育开始，从自我开始。正如克莱尔·亨明斯(Clare Hemmings)指出的，同理心可以成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主体将那些令自己舒适的东西转移到其他人那里去，从而欣赏和理解他人。40同理心的主体间性的影响存在于个体主体地位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存在于同理心的形成过程之中，以色列和平学校主任纳瓦·索南夏因（Nava Sonnenschein）指出:深入了解其他人的存在，而不是为了面子工程,也不是为了追究责任，所以不要试图做到完全对等，而应真正关心对方并承担责任，你应该做的是改变现状。41这种转变可以从以色列或美国的犹太人中得到探究，他们自称是自由派或者是温和派，认为以色列安检站等同于机场安全控制站，但却参加了西岸或耶路撒冷北部隔离墙造成的飞地的“马瑟姆观察(Machsom Watch)”行动。42什么样的紧张和可能性可能存在并通过这种挑战现有主观的经验出现？ 广义上说，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已经认识到，同理心能够抑制攻击性行为。43在这些学科中，自动同理心和认知同理心也产生了差异。44前者类似于对他人经历的自动情绪反应——情绪传染和情绪识别/反应是常见的替代术语——而后者则要求行动者有意识地产生同理心，指的是代理和认知视角的能力。这种差异也涉及到情绪研究中的一些争论，争论点在于情绪主要是认知的感知还是身体的感知。45 认知同理心促使行为人去理解他人的观点，而不必在情感层面上分享。虽然同情表示关爱或关心他人，但认知同理心可能被用来伤害到另一个行为人，这体现在军事战略的第一条规则中就是:了解你的敌人。根据这些观点，马修·瓦尔德曼（ Matthew Waldman）指出，政府所实行的同理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分析工具，它不需要任何类型的同构或情感分享。46这种形式的同理心还需要能够容忍它可能带来的情感矛盾和道德矛盾。47重要的是，认知和情感之间的区别分析，在目前看来，强调定义同理心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同理心的不确定性:在进行调查之前，我们不应该提前设定一种善意或积极的意图。第二，在不同的学科中，认知和情感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得不到重视，而这种差异承认了情感在塑造行动者的动机、意图、判断、推理和信仰中所起的作用。48 因此，同理心被视为是一个跨时间维度运行的主观的、动态的、认知的、情感的过程。它包括对他人观点的认知理解，以及情感分享。49这意味着愿意接受另一个人或群体对事件的理解。即使一个人只是对另一个人拥有认知同理心，他也不能把他们的认知过程和他们自己的情绪分离开来，这决定了他们如何处理接收到的信息。同理心总是需要个体的认知-情感过程，而集体同理心指的是对他人的认可和合法化的集体叙述，并捕捉个人和群体之间在信仰、身份、情感取向和叙述方面的复杂关系。 卡梅隆的同理心话语动态模型界定了一系列阶段，在概念探索和实证研究方面提出从时间维度入手。该模型提出以下四个阶段：(1)同理心的背景条件(参与者在对话时具备的一切要素，包括会话的程序准备、个人/群体的态度、信念或生物性情)；(2) 对话中出现的同理心局部话语动态(以分钟为时间线)；(3)对话中出现的同理心语篇模式(以分钟或小时为时间线)；(4)在公共领域、政治或社会话语中出现的跨日/周/月/年的稳定性同理心。在各种人文交流中可以确定第二和第三阶段，但当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的精英话语或公众舆论缺乏第四阶段—稳定性同理心，这导致人际或群体间对话的实效性和目的性存在一些冲突 (下文讨论)。一位参与中东和平研究(PRIME) 双重叙事项目—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例的教师阐述了时间对同理心过程的重要性，他说：”当看到对方的叙述时，起先我感到愤怒和沮丧，因为其与我方的叙述差别极大。我觉得对方的叙述没有基于事实，是编造的。后来，我学会在认知上接受这种差异，但还是觉得我方叙述比对方的更可信。直到最近，我才理解对方叙事背后的逻辑，甚至在情感上对他们的经历感同身受。假设这个过程花了我四年时间，想象一下，如果是学生或是他们的父母，该花多少时间去理解？51 这清楚地表明，同理心的生成需要时间，而缺乏这种时间会阻碍关系的可持续转变。这些很可能是在长时间内与不同的参与者一起发生的迭代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转变成为可能。52在此思路下—以及批判理论的传统—我认为，同理心的动态过程总是包含着转变自我和自我-他人关系的内在潜力。正如伊夫塔赫·罗恩（ Yiftach Ron） 和 伊法特·莫阿兹（Ifat Maoz） 所说，“正视政治与族群冲突中有争议的事件…是群际互动的一种变革形式，因为它可以为自我和他人不同情感和道德关系之间创造空间。”53然而，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不是必然的，也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特定的时刻，参与者在对话中决定要表达同理心，之后并不一定会以特定方式行动。他们正在进行的行动将涉及物质利益和概念因素，成为这一复杂过程的一部分，这些因素或促成、或限制特定的结果。在决定表达同理心之后参与者会采取某些行动，正是这些行动揭示了参与者想以某种方式为他人谋福祉。这需要通过反复互动逐步建立起来。正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参与者所表示的那样，“你必须促成这种变化…因为现实非常强大，可以抹去这种影响。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通过后天培养。你可以有同理心，却什么都不做。54 面对棘手的冲突，矛盾双方往往为己方和对方建立单一身份，并以此为目的通过历史叙事来加强这种身份。这种身份和叙事几乎在不遗余力地揭示对方的弱点，影响(并掩盖)了接受对方叙事和身份的能力。虽然揭示对方弱点对于个人和群体的转变仍很重要，但这关系到一个更大的转变，正如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我们不单单依赖于单一的、离散的接受准则，更依赖于历史上阐述并实施过、更普遍的‘可接受性 ’条件。55“这些政治和历史上的偶然条件影响了接受特定构成主体的可能性，以及接受的不对称性。因此，对同理心及其促成/限制条件的关注使我们要问：现有的准则[叙事和结构]如何指定接受度，56这对维持或转变冲突有什么影响？因此，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责任而不是通过简单的相互作用来塑造主体间的动态。纳瓦·索南夏因（Nava […]
Note 75: 以色列绿色科技可以让中国达到碳中和
2020年10月底，中国发布了“十四五”规划，规划中设定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新目标:中国承诺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自“十四五”规划发布以来，习主席在中国多地视察时反复强调环境保护和采取高效能源消费措施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国内煤炭产量的持续增长，许多人都想知道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一环境挑战。以色列在开发绿色技术尖端解决方案方面的专长，特别是在替代能源存储领域的突破，可能有助于中国政府实现这一雄伟目标，将中国对煤炭的依赖转向可再生能源。 以色列克服了自然资源匮乏和气候恶劣的问题，成为技术创新的代名词。中国政府认识到这一点，希望借助以色列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中国应用新技术。考虑到习近平主席在“十四五”规划中的主旨, 预计两国在这方面的贸易与合作有望得到进一步增长。以色列有600多家清洁技术公司和初创公司，截至2020年，特拉维夫清洁技术指数累计市值为320亿谢克尔。此前在以色列新技术公司负责可再生能源工作的奥菲尔·戈尔（Ophir Gore）指出：以色列有大量的技术突破，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创新领导者。 戈尔先生指出，目前“有数百个设施……在世界各地提供清洁技术服务。” 2017年，以色列和中国签署了价值3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以促进以色列的环保能源和农业技术向中国出口”。 最近，在以色列埃拉特举行的清洁技术会议将能源存储确定为可再生能源的未来。 可再生能源的先驱”阿维·布伦米勒解释说，热能储存方案是制造和储存能源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太阳能。 以色列的Brenmiller能源公司使用模块化的太阳能蒸汽发电产品进行能源储存。布伦米勒的核心技术bCell模块是一个太阳能蒸汽锅炉，它可以在标准的涡轮发电机条件下产生调节和控制的蒸汽。以色列电力局监管部门的主管约西·索寇勒（Yossi Sokoler）表示，bCell组件由太阳能提供动力，“在10年的时间里，太阳能将占能源组合的26%，其他可再生能源提供约4%的电力。 这项技术可能对中国至关重要。中国目前在全球太阳能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太阳能发电能力。 除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外，以色列在环保研究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底, 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取得了重大突破，生产“可以靠二氧化碳生存的转基因细菌,”这可能会让生物燃料生产进行低碳排放，有助于消除大气中的过多的二氧化碳。 研究机构Cleantech集团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投资者将创纪录的360亿美元投入到与气候相关的研发和技术中，较2015年的170亿美元有大增长。中国意识到参与此领域的重要性，在这一领域的投资中占15%至30%，是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最多的国家。 在为清洁技术项目融资的同时，中国还在投资新的采矿产能和发电厂，预计今年的煤炭产量将从去年的39亿吨增至41亿吨左右。 鉴于中国煤炭生产提供全国超过一半的能源，及350万个就业岗位，一些人担心向可再生能源发展会影响就业，从而带来煤炭企业的裁员。但与此同时，清洁能源方面将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因为需要建立基础设施，可以对煤炭工人进行再培训。 在中国和“一带一路”项目中应用Cleantech的清洁技术设施有望减少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同时创造数千甚至数百万的新就业机会。 以色列注意到，去年11月，习主席在多个场合谈到了环境保护各个方面。11月10日,习主席致函国际科学技术和创新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加强科技创新与合作。” 以色列在国际合作和在国外执行大型项目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这可以从全世界使用的大量以色列技术得到证明。最近的例子是以色列ElectReon和欧洲交通基础设施公司Eurovia之间的合作，Eurovia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的子公司。签署的协议授予ElectReon公司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安装无线电力道路系统和提供维护服务的责任。 ElectReon的技术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特别补充，它能利用放置在道路下的铜线圈为行驶中车辆的电池充电，减少空气污染。 结论 清洁能源将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力量。尽管中国对煤炭生产的依赖仍然很高，但在以色列等清洁能源领域领军企业的帮助下，中国可以同时在清洁能源领域加倍努力。以色列的创新型太阳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存储技术可以帮助中国减少碳排放和对外国能源储备的依赖，同时创造全新的就业机会。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将有助于加强中以关系，帮助两国进行必要的研发合作，开发出能彻底改变未来能源市场的新技术。 中国可以利用并把以色列创新的成功经验转变为适合其国内需求的模式，最终实现碳中和以及能源自给。 翻译：关媛审校：钱镇
阿联酋高级官员称，阿联酋人民迫切希望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十年回顾：宗教与国家
以色列曾经神圣不可侵犯，而如今这种现状远不如以前，其本质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犹太国家。 图解: 2018年6月3日，以色列首席拉比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拉比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全面改革该国皈依犹太教制度的提案。(首席拉比/档案提供) 就以色列的宗教和国家关系而言，这是戏剧性的十年。诚然，在此期间，旧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并在各届政府的联合协议中得到维持；但实际上，这种关系的所有重要方面几乎都发生了变化，而现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那么重要。在过去的十年里，宗教和国家问题上的对抗一次又一次地震动着这个国家，导致发生威胁到政府下台的联合政府危机，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今天，在新的十年开始之初，在即将举行第三轮选举之际，我们只能希望能够达成更大的共识，希望以色列未来的十年更加适应现实，更少受制于过时和僵化的协议与想法。
Note 74: 在混乱中创造:以色列如何在全球疫情期间建立文化桥梁
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无人不受其害。在以色列，病毒的消极后果波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尽管如此，过去深受生存威胁、适应能力极强的以色列人，拒绝沉湎于绝望之中。个人和机构并没有躲在自我保护的孤立毯子下，而是搭建平台，促成不太可能的合作关系的繁荣发展。尽管被病毒的破坏遮蔽，以色列社会的新道路已经开通，开始与历史仇敌建立关系、实现和解。 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一直不稳定。出于宗教原因，巴基斯坦坚决反对联合国1947年通过的第181号决议。尽管在此之前，人们发现了经济合作的证据，但巴基斯坦政府的官方政策仍然反对以色列的主权。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被怀疑与印度合作先发制人袭击了卡胡塔(Kahuta)核设施后，这两个意识形态对立国家之间的对抗加剧了。国际关系学者塔杰瓦·阿里（Tajwar Ali）就出生于这一高度紧张的时期。 阿里是一名巴基斯坦博士生，目前在中国研究中以关系，他的导师鼓励他参加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在线讲座。正常情况下，他参加的这个在线课程属于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教师培训项目(FTP)的一部分，受众是中国一些大学的教师，这些学校与SIGNAL合作开办以色列研究课程，该项目由在以色列内盖夫的本-古里安大学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举办。塔杰瓦不是中国人，他所持的巴基斯坦护照明确声明对“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国家”有效，他本来几乎不可能参加这样的FTP课程。 与其他学术机构一样，SIGNAL也适应了新实施的全球旅行限制，并推出了以色列研究在线硕士研究生课程。因此，本-古里安大学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主任宝拉·卡巴洛博士(Dr. Paulo Kabalo)给80多位学者做了一次演讲。谈到阿里选择加入她的班级时，卡巴洛博士说，SIGNAL的在线课程“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门”。当然，我以前从没在以色列家中给巴基斯坦学生上课。SIGNAL利用现代技术超越了克服的边界和地缘政治的紧张。” 阿里成长于巴基斯坦媒体不断将以色列描述为敌人的时期。然而，他说，“2004年左右开始，媒体的信息传递发生一些改变”，开始提倡“实用主义和消除不必要的敌意”。据阿里和他的妻子哈西娜·苏尔坦(Haseena Sultan)说，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一个有能力的、繁荣的国家;这是个值得巴基斯坦打交道的国家。作为一名国际关系研究人员，他和其他巴基斯坦学者相信“以色列将在未来几年成为一个主要角色”，让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状态持续下去是不合逻辑的。由于学术界对当前疫情的适应，阿里和他的妻子有机会按自己更务实的观点行事，并采取积极的步骤克服历史上的紧张关系。 在靠近边界的地方，另一座文化桥梁在以色列得到了加固——这是通往加沙的。在以色列和加沙的复杂、高度微妙的局势下，加沙青年委员会启动了“与你的敌人用Skype通话”的活动。该活动于2015年建立，疫情的加剧明显促使更多人参与。在最近的Zoom讨论会上，有200多名加沙人参与了讨论，他们渴望了解那些一直被教育要憎恨的人。这次谈话用英语进行，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年轻的以色列参与者问了很多问题，从“你们有音乐节吗?”到“当情况变得艰难时，你们如何保持希望?”青年委员会的创始人拉米·阿曼（Rami Aman）回应说，他的信仰由于“与你的敌人用Skype通话”等项目的发展而得以保留。 除了网络交流增多外，疫情还促使边境两边医疗专家线下的接触。以色列政府已经为加沙医疗援助人员举办了几次培训课程。在全球排名第九的医院谢巴医疗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和阿什克伦巴兹莱医疗中心举行的这些培训上，以色列人向来自加沙的医生和护士传授如何更有效地治疗和护理COVID-19感染者。讲习班的目的是教医务人员如何更有效地应对新冠病毒，但它们也充当了个人联系的工具。由于一场全球健康危机，以色列人和加沙人的生活非同寻常的联结是不可避免的。 在以色列国内，疫情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感。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有争议的。安瓦尔（Anwar Mhajne）解释道:“1948年以来，我们这些巴勒斯坦少数民族就暴露在不公平的法律面前……这个国家和以色列犹太人不断提醒[我们]以色列公民身份的脆弱性。“然而，由于这种病毒不分青红皂白的感染模式，人们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今年，77%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对国家有归属感，去年的比例是42%。与以色列的这种密切关系无疑是数千名以色列阿拉伯人与他们的犹太医疗援助同事一起在前线抗击疫情的直接结果。 这些跨文化平台是否会比COVID-19更持久还有待观察。疫情造成的破坏尚未量化;许多国家仍远未达到曲线的峰值，它们主要关心的是确保人们的身体健康。不过，这些跨越边界的举措表明，国际社会有一种真诚的倾向，即寻求与被 认定的敌方进行建设性对话。如果政府和公民社会有意识地努力利用和培育这种势头，以色列可能离和平又近了一步。 作者：汉娜·亚克宁-道森（Hannah Yacknin-Dawson），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研究助理。翻译：关媛审校：钱镇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The Algemeiner
SIGNAL Note 73: 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苏丹会是下一个吗?
国际社会正在揣测哪个穆斯林国家会下一个向犹太人国家示好。大家都把认为是另一个海湾君主国阿曼、巴林，甚至沙特阿拉伯。然而，还有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国家—苏丹。受以色列与阿联酋恢复邦交的鼓舞，苏丹现在正加速迈向与以色列和平与正常化的终点。 阿联酋和以色列宣布达成和平协议后不到一周，苏丹外交部发言人萨迪克（Haidar Badaqi Sadiq）公开宣布苏丹有“倾向于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计划。萨迪克的热情有余，的外交谋略不足，他随后被外交部解雇。官方很快收回了该发言人不成熟的言论。即使拿了一手好牌，过早亮出底牌也可能是致命的。 无论萨迪克的声明是否得到授权，以色列和苏丹明显升温的关系都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过去一年里，政见不一的普通苏丹民众表现出变革的愿望，他们要化解对以色列普遍存在的敌意。根据2016年的阿拉伯民意指数，在苏丹迅速发展两国关系前，公众对正式承认以色列的支持率仅为18%。今年2月，苏丹著名政治活动人士哈桑博士(Asaad Ali Hassan)对26,000名受访者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调查，60%的人表示愿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在全球新冠病毒肆虐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外交进展更强劲。今年5月，秘密与以色列调解的苏丹人Najwar Gadaheldam感染COVID-19，以色列化费很大力气，挽救她的生命。下个月将见证以色列飞机历史上第一次飞越苏丹领空。在这种形势下，摩萨德负责人约西·科恩上周前往阿联酋，会见了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哈姆丹·丹格洛将军（Mohammed Hamdan Danglo）。 苏丹军方代表阿迈尔·穆罕默德·哈桑准将（Amer Mohammed al-Hassan）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有助于给家带来经济稳定。1993年以来，美国一直将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除苏丹之外，只有三个国家(叙利亚、伊朗和朝鲜)归于此类，并遭受一系列特殊的经济限制。1997年美国对苏丹的制裁现在虽然已经解除，但苏丹在财政上仍受到毁灭性的影响，苏丹人意识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以成为与美国和解的桥梁。就在今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乘坐了以色列直飞喀土穆的首航飞机。 一个更加地方化、令人兴奋的苏丹人热衷于修复与犹太国家关系的信号在文字表述上已经发生:二月份，年轻的激进分子组织了一次社区清理活动，对苏丹首都喀土穆被亵渎的犹太墓地进行清理。非洲中东领导力项目副主席贾斯汀·海夫特（Justin Hefter）指出，该倡议竟然是由前巴希尔政府官员、著名的伊斯兰主义者哈希姆（Mutasem Elsyed Hashim）推动的。 苏丹政治领导人和基层民众推动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运动仅仅四年前才出现的。以前，作为阿拉伯联盟的忠实成员国，苏丹强烈谴责以色列，1967年耻辱的军事失败后，苏丹发誓，绝不与以色列媾和、谈判，不承认以色列。在这些强硬的决议的后面，苏丹和以色列却有一些人们以为不存在的幕后的合作。 然而，两国间既存的友好关系——无论多么微小——在1989年被奥马尔·巴希尔将军和总理萨迪克·马赫迪一起粗暴取消。作为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坚定拥护者，巴希尔坚定地将该国转变为伊朗的武器走私中心。 接下来的几年，以色列和苏丹因为南苏丹陷入一场准战争。最终，巴希尔对他与伊朗的关系感到厌倦，与沙特阿拉伯重新结盟。那时，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已经非正式开始与他们的犹太邻居友好起来。巴希尔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 一个典型的命运转折，使苏丹独裁者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但是他的临时替代者布尔汗并没放弃被囚禁的巴希尔与以色列和好的政策。国际关系和阿拉伯政治专家赫莱尔(H.A. Hellyer)认为，这位绿色领袖“冒着破坏与更广泛阿拉伯世界关系的风险”，同时也惹恼了国内选民。 哈桑博士的非正式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苏丹人越来越倾向于与以色列建交。阿尔-布尔汗的政策可能没有赫莱尔预测的那么可怕。随着苏丹继续向完全民主社会过渡，与以色列的正常化会自然到来。 赫莱尔说，与以色列进行积极的公共外交将损害苏丹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其他事件表明，不是这么回事。例如，当印度在2019年6月的联合国论坛上首次投票支持以色列时，它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上周，在联合国的一个论坛上，印度投票支持以色列的提议，拒绝给予总部位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组织沙赫德以观察员地位。 国际关系学者大胆推测，以色列将与另一个穆斯林国家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问题是，这会是哪个国家?以色列和苏丹之间迅速发展的和解表明，这个国家可能就是苏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汉娜·亚克宁-道森（Hannah Yacknin-Dawson），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研究助理。翻译：关媛审校：钱镇
SIGNAL Note 72: 以色列(到目前为止)成功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大原因
现在，大批以色列人再次走上街头。汽车交通已全面恢复，学校开始上课，商店和健身房重新开业，甚至室内市场和商场也开始营业了。一些限制封闭空间人群数量的规定已经出台，法律规定必须佩戴口罩。 尽管如此，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数量的持续下降，许多以色列人很快就扔掉口罩，或者把口罩戴在下巴周围或露出的鼻子下面。内塔尼亚胡总理宣布，只要新的病例确诊数量保持较低水平，所有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限制可能会在6月中旬取消。 以色列的死亡人数一直是世界上人均死亡人数最低的国家之一，并且相对于其他报告病例数量类似的第一世界国家要低一些。自3月该病毒首次袭击以色列以来，已有254名以色列人死亡。大多数感染病毒的人住在养老院。另外一些人是老年人，并且之前就有健康问题。之前健康的人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最多只有几十人。 每个生命的失去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痛苦。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最近卫生部的报告显示，2020年3月死亡的以色列人比2019年3月减少了12%。以色列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两个月是过去几年来以色列最安全的两个月。 这些数字与世界上许多犹太人聚居的社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包括巴黎、伦敦、纽约、新泽西、芝加哥和迈阿密。 以色列为什么在疫情爆发期间(到目前为止)比其他国家表现更好？以色列为什么可能在未来几周继续恢复正常，而其他国家则在应对病毒带来的严重后果。 以色列知道如何面对存在的危险以色列是经常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以色列人对他们所处的安全或危险程度并不天真。以色列人本能地准备在危机爆发时动员起来，与敌人作战，保卫家园。除了保护国家不受常规武器攻击外，以色列安全部队和私营公司近年来也开始转向击退网络攻击。病毒只是代表着一种新的危险和一个新的战场。 以色列有强大的国家领导以色列是一个拥有中央集权政府的小国。从冠状病毒爆发的那一刻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就运用他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良好关系，定期与各国领导人视频通话，深入了解这种病毒，了解谁是最危险的，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步骤。 在危机的早期，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就抱怨医院系统对流行病准备不足，声称随着患者数量和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将会启动一个调查委员会。 疫情爆发几周后，内塔尼亚胡引用了一项民意调查数据，将以色列列为疫情爆发期间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虽然有几家媒体刊登了抨击此项民意调查投票的热门文章，并质疑内塔尼亚胡是否与民意调查的发布者有关，但原始数据清楚地表明，这个犹太国家确实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支持陷入困境的以色列总理的以色列人，甚至许多反对他的人，都承认内塔尼亚胡应对疫情的能力令人钦佩。总的来说，让他们感到欣慰（让他们感激）的是此时掌舵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世界领导人而不是一位菜鸟国会议员。 以色列有安全的边界与许多其他发达国家不同，以色列的入境口岸较少。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边境几乎处于永久关闭的状态。在我们与约旦和埃及最长的边界线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迹稀少的过境点。大多数进入这个国家的人都是通过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或埃拉特附近的拉蒙国际机场进入。在危机早期，航班受到严格限制，以防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进入国境。 以色列拥有一流的医疗系统在悲剧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以迅速建立野战医院的能力闻名，就像它在海地、尼泊尔、叙利亚和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在以色列，新型冠状病毒病区迅速建立起来，包括在谢巴医疗中心地下室立即开设了一个新的急救室。 在与以色列卫生部的协调下，国防部迅速将突然空置的酒店变成了轻症感染者的隔离中心，这样医院就不会超负荷运转。在为期14天的强制隔离期间，这些隔离中心还为从国外进入以色列的少数入境旅客提供了住所。 以色列军队非常灵活通过以色列国防军和摩萨德的采购能力，以色列迅速进口了检测套件、呼吸机、防护服、口罩、手套、氯喹和其他被认为抗击疫情所必需的物资。 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工业迅速开发了生产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包括生产本土呼吸机和氧气罐，对现有技术进行至关重要和有效的升级。 以色列人知道如何沉潜待发 以色列人以前也遇到过紧急情况。后方认真对待检疫命令。过去，为了防止潜在的化学武器袭击，以色列人需要跑进防空洞、戴上防毒面具并进入密封室，而现在，相比之下，冠状病毒期间对以色列人提出的要求要少得多，也容易遵守。 以色列工业知道如何调整适应由于大多数高科技工人都是从以色列国防军出来的，军方的这种灵活性也同样适用于私营部门。他们反应迅速、高效，运用军事技术和医疗创新来应对新的战斗。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以色列人还不断展现出为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的意愿。 一旦全球市场重新开放，以色列工业将迅速做出必要的转型，为市场提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保持盈利。 以色列人知道如何收拾残局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受到战争威胁和持续的恐怖主义的严重创伤。当恐怖袭击发生时，以色列紧急服务机构迅速救治伤员，然后立即清理现场。以色列人在经历可怕的恐怖袭击后，能迅速恢复正常，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对以色列人来说，新型冠状病毒是另一种攻击方式。一旦袭击结束，以色列人将尽一切努力收拾残局，重新开始工作。 以色列人不喜欢被人利用就像以色列人在危险的时候能够保持镇静，行动起来保护自己和他人一样，以色列人也不愿意在不相信自己处于危险的时候保持镇静或行动起来。当以色列人看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不断减少，感染风险不断下降，他们将更愿意回到正常生活，不太愿意参与可能不必要的步骤，像群体测试、远离工作场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佩戴口罩等。 如果以色列人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他们就不太愿意遵守规则。虽然这种行为模式通常表现为一种劣势，尤其是对那些西方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外部纪律和对他人的礼貌，但以色列模式也有它的好处。如果感染人数明显开始再次增加，以色列人将愿意重新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奇迹”因素 虽然以色列人以在危险时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闻名，但他们也以坚守传统和信仰闻名。在犹太人表达信仰的基本方式中，犹太人说:“以色列阿,你要听，永恒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永恒主。” 最后，我们可能无法知道为什么有些国家或城市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方面比其他似乎做出类似决定的国家或城市做得更好。在其短暂的历史中，以色列国不仅生存了下来，还在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下继续繁荣发展。尽管以色列也曾遭受过许多极其惨痛的损失，但这个犹太国家总体上运气不错，在风险最高的时候，往往会超越理性，取得胜利。 翻译：关媛审校：马丹静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N: https://www.jns.org/sponsor-j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