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 Note 71: 抗击新冠肺炎:美国和中国应以以色列为鉴

目前,COVID-19已经传播到全球200多个地区,感染了3,232,061人,夺走了228,504人的生命。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全球供应链严重受损。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要求各国共同努力来遏制这种病毒。然而,美国和中国不是为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合作,却都玩起了相互“甩锅”的游戏。中国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传,称该病毒是由美国军方传播的,而特朗普则称其为“中国病毒”。这两个大国似乎更热衷于利用危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合力“拉平曲线”,导致中美双边关系日趋紧张。 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却令人瞩目地搁置分歧、合作应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共同敌人。 就在上周,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罕见通了电话,讨论合作应对疫情的必要性。此后,双方建立了一个联合指挥中心,联合国驻耶路撒冷特派团和世卫组织一直在协助制定应急计划,并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沟通提供便利。 所有各方都明白,疫情可能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带来严重后果。正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发言人易卜拉欣•米赫姆最近在拉马拉向记者所言:“我们共同的边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确信有必要采取严厉措施,在最高层进行合作,以阻止病毒的传播。” 以色列确保救护车能够到达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并向巴勒斯坦医院工作人员提供有效隔离和个人保护的医疗讲习班。国防部的军事单位COGAT(政府在巴勒斯坦地区活动的协调机构)已向巴勒斯坦地区运送了数百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包、数千个防护医疗设备包和超过100升的“醇凝胶”。为防止大规模疫情爆发,COGAT还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卫生部关于自我隔离指示的阿拉伯语译文。 以色列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保证巴勒斯坦劳工向以色列的正常流动。在疫情爆发前,每天大约有12万巴勒斯坦人前往以色列工作。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贝内特(来自右翼Yemina党)的同意,巴勒斯坦财政部和COGAT之间达成协议,只要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连续工作两个月以上,就可以获准在以色列境内过夜。 以色列承包商联合会和农民联合会已向巴勒斯坦民政部长侯赛因·阿尔谢赫承诺,将向上述工人提供适当的住宿,并提供健康和安全的生活条件。随着以色列边境的关闭,以色列的旅游业实际上已经停顿,以色列雇主一直在以色列的酒店里安置巴勒斯坦雇员。 除了政府主导的行动,两边的公民也在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据新华社报道,加沙一家服装厂的老板“改造生产线,为以色列市场生产医疗口罩和防护服等防护装备”。一些以色列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他们对阿拉伯公民的感激之情。在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占医生的17%,护士占25%,药剂师占近50%。 最近几周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隔离墙两边的人基本上都支持正在采取的措施。巴勒斯坦民意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68.3%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目前与以色列合作遏制病毒。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研究所的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受采访的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应该在这场危机中帮助巴勒斯坦人。 联合国也一反常态对以色列处理人道主义危机的方式大加赞赏。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周三晚全球疫情简报会上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对抗冠状病毒的合作典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毕竟是大海中的小鱼。世界也需要大鱼来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 随着病毒横扫发展中国家,也影响到难民营和中东等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地区,疫情之后出现的第二波和第三波冲击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些冲击的规模和影响要求全球做出更包容、更合作的反应。中美关系紧张加剧,只会阻碍有效应对和解决危机的努力。 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教授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指出:“主张全球化的人们认为,中美合作抗击疫情并不是幻想,历史已对此有充分的印证。”贝纳特教授指的是布什政府在帮助中国控制2003年非典疫情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如医学人类学家凯瑟琳·梅森(Katherine Mason)所指出的,非典疫情使两国间的“正常合作达到了巅峰”。 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控制2014年埃博拉病毒的爆发,这也许是危机时期显示合作重要意义的最好例证。贝纳特解释说:“从2014年到2016年,西非有2.8万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远远低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疫情爆发之初预测的140万人。”共同努力隔离和防止病毒传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历史上,危机往往是合作的催化剂: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如此。诚然,今天的美中关系似乎处于过去40年来的最低点。有些人甚至认为,今天的竞争太过激烈,以至于这些大国无法团结起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但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在3月3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这种病毒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国界,也没有种族。各国命运紧密相连。没有人可以通过诽谤他人或推卸责任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战胜这种病毒的唯一途径是团结与合作。”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明白这一点。尽管双方自1948年以来一直冲突不断,但却在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中相互支持。以色列在COVID-19卫生安全国家排名中名列第一,这证明它采取人道主义合作方式的有效性。美国和中国最好也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合作。 作者:戴尔·阿鲁夫(Dale Aluf)为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研究和战略主管。翻译:关媛审校:梁平安

SIGNAL Note 70: 新型冠状病毒和社交疏远的矛盾

在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之前,你可能从未想过“社交疏远”这一概念。但如今,从新加坡到英国,它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在以色列,政府鼓励人们与他人保持距离,避免公共集会,尽可能在家工作。这里面的逻辑在于:如果人们的流动性减少,限制互动,传染的机会就会减少。它扩散得越慢,就越不会压垮医疗体系。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另一个公共健康威胁即将出现:那就是孤独。 当科学家们还在努力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心理学家和其他医学专业人士早就研究出孤独和孤立对身心造成的伤害。感觉被隔绝的人更有可能患上抑郁症、经历睡眠问题和滥用药物。孤独也被认为是身体疾病的危险因素,如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狼疮、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每年仅抑郁和焦虑就给全球经济带来约1万亿美元的损失,这让人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孤独是全球整体疾病负担的一个主要因素,其规模堪比肥胖和吸烟。 这也不足为奇,毕竟,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天生就与他人有联系,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依赖于这种社会联系。但问题就在这里,虽然隔离是对COVID-19疫情爆发的正确反应,但要防止孤独的流行,则需要完全相反的反应。 进一步加剧这一挑战的是,孤立感的增强通常会导致人们不太愿意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疾病的侵害。德国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德烈·哈耶克(André Hajek)和汉斯-赫尔穆特·柯尼希(Hans-Helmut König)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感到高度孤独的人不太可能接种流感疫苗。台湾学者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表明,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与增加洗手和接种的意愿密切相关。 老年人尤其脆弱,不仅面临死于冠状病毒的风险,而且还面临疫情爆发后防范措施不足的风险。《时代》杂志最近对2000名年龄在50岁至80岁之间的美国人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感到缺少陪伴,27%的人表示感到孤立。大多数缺乏伴侣的人也感到孤单,反之亦然。 随着世界各国政府争相遏制危机蔓延,采取额外措施增强社会凝聚力所需的带宽供应不足。因此,人们需要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人们互相支持,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表示同情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一个让每个人都感到焦虑的集体经历。幸运的是,有了今天的技术,可增强人们应对压力的积极社会支持已经成为可能。 全球许多人已经采取了创造性的方式来保持联系。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文章报道,在疾病的起源地湖北省(译者注:“起源地”为遵照原文翻译,此说法目前仍存在争议),许多人在直播健身锻炼,还有人开设了在线读书俱乐部。DJ和夜总会甚至创造了一个新术语:“云俱乐部”,人们可以在那里观看现场DJ节目,交流现场信息,模拟身处俱乐部的感觉。在意大利,人们聚集在阳台上一起唱歌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这样的行为给他人带来了希望和灵感,让他们参与到有创意的社交活动中来,这可以很好地防止孤独大流行的出现。人们都在想办法应对这种可怕的现实,他们可以与对面阳台上的邻居聊天,加入一个在线项目,定期与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通过短信和视频聊天,并尽可能去帮助比他们更脆弱的人。 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后果将在它过去很久之后仍会引起共鸣,我们熟悉的生活可能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我们足够有创意,也许我们可以走出这种感觉,甚至比以前与他人保持更紧密的联系。 翻译:关媛审校:魏国红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Jewish Journal https://jewishjournal.com/commentary/opinion/312395/paradox-of-social-distancing/

SIGNAL Note 69: “医疗保健以色列”(HCI)可为中国医疗保健服务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障全民身体健康说来容易做来难。尽管如此,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一个健康的社会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也是重中之重。2003年非典(SARS)爆发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主席成功应对了那次疫情,随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对医疗系统进行改革,整个医疗系统有了显著的改进。然而,尽管政府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管理中国人的健康,现在另外一种更加致命和感染性高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又在中国爆发并扩散开来。 随着这种病毒越过中国边界传播到别的国家,不仅让让国际社会都陷入不正常的状态,还让习主席和中国政府意识到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改善中国的医疗体系。  中国政府计划增加总医疗开支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左右,那么以色列的医疗系统将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模式(其医疗保健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致为7%)。作为一个在医疗保健花费方面仅占国内生产总值7.4%的国家(与美国的18%相比较),却仍然是世界上排名最高的医疗体系之一,以色列这个创业的国度有它特别的优势可以帮助中国为国民带来最前沿的医疗解决方案。  如今,中国在全国594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为所有公民提供医疗保险。“非典”以来,需要住院治疗但负担不起医疗费用的病人比例显著下降。此外,生活在低收入和高收入省份人们之间的健康差距已大大缩小。中国也在利用各种技术增强病人的就医体验,这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总部位于上海的保险科技公司康语创建了一个在线应用程序,消费者可以用它很方便地获取保单涵盖的医疗设施和服务信息。最终目标就是提高整个过程的效率和透明度。 尽管如此,中国医疗系统的配置方式迫使患者放弃初级护理直奔医院。因此,患普通感冒的人别无选择,只能在天亮之前起床,在已经排了几个街区的长队中排号等待。挂一个好医生的号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有些身体健康的黄牛都来排队,借机赚钱。也许,COVID-19号零号病人就站在其中排过队。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2018年正式承认医疗系统存在痼疾。他说:“如果不能正确解决基层群众的医疗卫生问题,那么中国的医疗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相反,基层恰恰是以色列医疗体系的优势所在。1994年,以色列议会批准了《国家健康保险法》,规定以色列所有居民都有权享受基本卫生服务。这些服务必须由四个以色列卫生保健组织之一向居民提供。然而,与中国的制度不同,以色列居民(除了极少数例外)需要获得自己初级社区医生的许可才能安排与专科医生的预约。正是缺乏这种程序导致中国大城市医院外排起长队。另一方面,以色列居民可以很方便地去找完全称职的社区医生进行诊疗,费用也很便宜。 当被问及如何以及为什么以色列的卫生系统如此有效和卓越时,以色列卫生部政府间合作理事会主任哈盖·卓尔(Hagai Dror)先生迅速做出了回应:因为我们的初级卫生服务。这些服务从家庭医生、社区卫生中心开始。卓尔先生说,由于以色列居民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这些服务,他们的情况往往不会恶化,因此有更好的条件保持健康。 卓尔先生也是以色列卫生部“医疗保健以色列”部门(Healthcare Israel, 以下简称HCI)的创始人,他认识到以色列医疗保健的特殊性,因此制定了一项计划,将拯救生命的以色列医疗保健技术和创新带到那些会受益于更有效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地方,也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地方。HCI把以色列的卫生保健技术和创新与推动它们向前发展所需的卫生保健政策和法规相结合。2018年,HCI与中国的扬州建立了合作关系,相关各方商定了一项三年行动计划。这个合作项目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把应急领域的专业知识、技术和信息系统结合起来。以色列的应急准备工作包括大量的培训、可操作的信息技术(IT)系统、连贯的政策和程序、一流的设备、协作研发和适时进行应急演习。由于HCI的政府间沟通优势,它有能力与中国所有城市以及国家卫生委员会合作。  HCI也有能力输出以色列的初级保健服务,以及系统运行所需的数字医疗保健技术。HCI可以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我们提供技术、医疗专业知识、监管、培训,甚至IT系统,”自2017年起担任HCI执行董事的卓尔表示。其最终目标是:在HCI员工回家后,系统仍能正常运作。以色列在国内医疗保健方面取得的成功,可以证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适用。 凭借HCI在其全球合作伙伴中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这无疑是一项可以完成的壮举。  世界还没有看到冠状病毒爆发的全部影响。在中国,这种情况可能会加剧民众对医疗体系信任减弱。尽管自“赤脚医生”计划提出以来,中国在医疗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但要确保14亿中国人的健康,官员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中国政府承担起改善医疗保健的艰巨任务,它肯定会考虑结合和采用类似于以色列体系的初级社区医生模式。在以色列医疗机构的帮助下,中国可以为国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翻译:关媛

SIGNAL Note 68: 利用最先进技术的未来外交

自上一版《SIGNAL关注》发表后,冠状病毒的爆发已经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SIGNAL和众多以色列朋友都在关注和支持武汉及中国人民。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以色列这个年轻的国家又一次发起了“进攻”,身处“战争前线”。不过不要害怕,这次的敌人是不稳定和逆境。以色列经常因为使用硬实力而遭到严厉谴责,最近却在国际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种“更温和”、更具建设性的做法,即拯救生命而不是摧毁生命。采取这种新的战斗方式不仅是为了促进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以色列的特性,更主要的目的是改善其他国家的生活。所选择的现代武器比任何军事行动都要强大,这就是创新型外交。 以色列被称为创业国度,每1400人中就有一家初创公司,人均诺贝尔奖数量超过了德国、美国和法国。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人口与瑞士大致相当,但在专利申请量方面却名列全球第五。以色列发明了滴灌和超级铁电池等技术,形成了高度重视创新、发展和生产力的社会环境。以色列人并没有利用自己开发的知识产权去积累财富和国力,而是广泛地应用它们造福人类。 能源和电力是当今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以色列是幸运的,100%的公民都能用上电。然而,在非洲有6亿多人无法获得这些现代能源。这种能源短缺的后果影响深远,从医疗用品缺乏到教育实施不到位等等。2008年斯旺·雅阿里(Sivan Ya ‘ari)在以色列创立了“创新:非洲”组织,致力于改变非洲这种能源短缺问题。该组织利用以色列的技术“在10个非洲国家中的800个村庄,为150多万人提供了照明、水和农业技术”。 该组织的成员多日奔波,在非洲的村庄安装先进的太阳能技术,为医疗中心、学校、家庭和水泵供电。生活在喀麦隆加尔加萨拉利的阿卜杜拉耶·胡雷阿塔(Abdoulaye Houreata)之前必须步行2公里才能取到水。“创新:非洲”组织在她的村子里安装了水泵和太阳能电池板后,胡雷阿塔和她的家人过着“更安全、更健康,也更幸福的生活”。多亏了以色列的创新,整个非洲大陆有了很多“胡雷阿塔”。 以色列医疗保健(Healthcare Israel)组织也帮助提高了全世界的生活质量。这个机构由以色列卫生保健部组建,向“世界提供能够节约成本的卫生保健创新、技术和专业知识”。实际上,以色列卫生保健部的使命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是为中国扬州制定大规模伤亡事件应急预案。以色列政府机构计划向中国人员提供技术、医疗设备和培训。当其他国家越来越偏执于不愿意分享知识产权之时,以色列却为了人类利益而主动传播自己的知识。 另一个以色列组织“让世界更美好”(Tikkun Olam Makers,简称TOM)也因其创新外交工作受到广泛赞誉,该组织旨在为“残疾人、老年人和穷人研制他们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它在世界各地建立TOM社区,动员当地的志愿者,参与帮助遭遇不幸的社区成员。例如,哥伦比亚麦德林TOM社区目前正在研制一种设备,帮助残疾小男孩马蒂亚斯自己独立穿衣和脱衣。这项技术一旦完成,将向全世界所有人免费开放。 14060公里外,日本东京也有一个TOM社区,他们正在做的项目之一就是为叶山(Hayama)开发一种重型烧饼机。叶山因偏瘫导致身体一侧完全瘫痪,很难自己做他最喜欢的食物日式烧饼。当地的团队已经在制作“巨型翻煎机”样品,目的是让叶山过上更自主,与烧饼相伴的生活。 这样的外交行为是双赢外交。以色列能够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这是以色列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反过来,受益的国家和社区也得到了发展所需的资源。在以色列这个创新国度,备受推崇的“让世界更美好”(Tikkun Olam)理念是指任何有助于使世界回到和平与完美的原初状态的行动。从字面上讲,任何有助于其他社区发展的贡献都符合以色列的直接利益。 与以色列拥有类似技术能力的其他国家也可以放下武器,采取同样的政策。创新外交是一种独特的人道主义工具,它可以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可以通过直接投资于有需要的社区帮助其他国家。如果任何其他国家有意加入到这项有价值的事业中来,但缺乏这种能力,都可以寻求在多边框架内与以色列等第三方合作。如果世界各国都能参与以色列这种外交创新之“战”,世界无疑将变得更加美好。作者: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成员)研究助理汉娜·雅克宁-道森(Hannah Yacknin Dawson)翻译:关媛 陈影

同理心政治: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遇的同理心

摘要:同理心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固有成分,这一说法在国际关系(IR)中还没有充分的理论定义。本文从这一前提出发,以世界政治中有关情感的新兴辩论为基础,认为应该通过建立一个跨学科和批判性的框架,来理解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同理心和此类同理心触发的过程,以此进行更为严格的同理心研究。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首先,国际关系中存在同理心,而本文强调了人们对此现象产生的主流观念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特定的社会政治理念适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本文指出此种情况下的同理心可能会衍生出一系列不同的含义。本文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的冲突为研究对象,确立并阐明了两种替代解释:同理心的使用既是一种非暴力抵抗行为,也是正常化策略。

SIGNAL Note 67: 与众不同的“宽容”摩洛哥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在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了一段狂热的不宽容时期。暴力伊斯兰组织将恐怖活动从埃及蔓延到伊拉克,很多少数族群遭到迫害。 出现这种狂热和暴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东历史的显著特征便是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48年在以色列宣布独立前不久,有大约80万犹太人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统治的国家,而如今这些犹太人社区几乎全都消失。曾经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身份,财产被偷走,有些犹太人社区还遭到暴力袭击。 然而,在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不宽容现象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即摩洛哥王国。举几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保护他的犹太臣民免受法西斯迫害,而他的孙子,现任统治者穆罕默德六世国王,投入了大量资源去修复和保护全国各地的犹太遗址。在卡萨布兰卡有一个犹太博物馆,这是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唯一的犹太博物馆,每年数以万计的以色列犹太人来摩洛哥游玩,而且摩洛哥有一个3000多犹太人的大社区,按照当代中东的标准,已经是很大的犹太社区了。此外,还有一个摩洛哥穆斯林非政府组织,叫Mimouna Association,是由穆斯林志愿人员成立和管理的,其唯一目的是教育摩洛哥人了解摩洛哥的犹太特性。事实上,摩洛哥2012年的新宪法正式明确了这个国家的“希伯来传承”。 应该指出,摩洛哥在对待少数民族方面仍有需要改进的方面。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也有暴力圣战分子。但摩洛哥政府和主流摩洛哥社会对这种袭击予以反击,并有效地将其边缘化。和中东其他国家相比,摩洛哥在这方面的记录非常少。 摩洛哥:地理、合法性和稳定 那么,是什么让摩洛哥与众不同呢?一个基本因素是地理。摩洛哥北部与欧洲一水相隔,东部与中东被阿特拉斯山脉隔开,南部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沙漠隔开。这样的地理位置让摩洛哥这个相对独立的国家能够在变化到来之前预见并做好准备。此外,阿特拉斯山脉参差不齐的山脉也为当地各种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创造了不同的空间。 另一个基本因素是摩洛哥的政治文化。自1666年以来的三百多年里,摩洛哥一直由相对稳定的阿拉维王朝(非叙利亚阿拉维王朝)所统治,该王朝的国王据说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这点摩洛哥大众也是普遍认可的,这就赋予了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在其他中东领导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最后要考虑的是摩洛哥在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因素,由于地理位置和君主制的合法性,摩洛哥从未经历过阿拉伯民族主义或伊斯兰主义阶段。没有革命,没有内战,也没有宗派战争。因此,在动荡的中东穆斯林国家中,摩洛哥一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 因此,结合地理位置、王朝的合法性和国家的稳定,当今摩洛哥自豪于其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国家认同的同时也为犹太元素留出空间,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20世纪摩洛哥历史 20世纪摩洛哥宽容文化的主要例子是二战期间穆罕默德五世对犹太人的保护。1912年法国人接管摩洛哥时,约25万犹太人居住在摩洛哥。1927年,法国人将16岁的穆罕默德五世推上了王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位年轻的君主很容易被控制,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1940年6月纳粹占领巴黎后,摩洛哥落入法西斯法国维希政权的统治之下,法国人以纳粹为榜样,很快就试图推行反犹立法。然而,穆罕默德五世反对说:摩洛哥没有犹太人,只有摩洛哥人,他们都是我的臣民。有一个著名的故事,1941年在庆祝默罕默德五世执政的宴会上,他故意让犹太高官坐在法国维希政府官员旁边。 穆罕默德五世的儿子哈桑二世于1961年掌权,直到1999年一直以铁腕统治着摩洛哥。然而,哈桑严厉的统治并没有阻止他成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秘密的沟通渠道。在位期间,哈桑允许摩洛哥犹太人和平前往以色列,并与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哈桑允许摩萨德监视阿拉伯联盟1965年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会议,从那次会议中收集到的情报对以色列1967年六日战争有很大的帮助。 哈桑的儿子穆罕默德六世在1999年上台时,很快放松了政府对摩洛哥社会的控制。2004年,他组织成立了“公平与和解委员会”,其任务是调查政府过去的权力滥用现象。这是在中东建立的第一个“真相委员会”。2011年,穆罕默德六世颁布了新宪法,正式宣布摩洛哥要在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保持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身份。因此,宪法正式承认希伯来文化对摩洛哥国家认同的影响! 2016年,摩洛哥发布了《马拉喀什宣言》,这是一份政府支持的文件,由国家一流的宗教学者撰写,宣布摩洛哥将在伊斯兰教义中确立宗教少数派的权利。这样的宣言在中东是独一无二的。 埃尔迈赫迪·布德拉先生(Elmehdi Boudra)和米莫纳协会(Mimouna Association) 摩洛哥人接纳犹太文化最显著的例子是非政府组织Mimouna Association (AM)。2007年,摩洛哥穆斯林埃尔迈赫迪·布德拉(Elmehdi Boudra)先生创立了“AM”,它的名字来源于一个今天在以色列广为庆祝的摩洛哥犹太节日。AM在四所大学校园都很活跃,提供希伯来语课程,促进学生间的跨信仰对话,并组织一年一度的摩洛哥犹太日,以正宗的犹太洁食、音乐和摩洛哥犹太手工艺品小型博物馆为特色。AM的成员是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士,不过他们都是以志愿者身份工作。  布德拉先生欣然同意为本文接受采访。 SIGNAL:摩洛哥文化宽容的根源是什么?  布德拉:有两个主要原因,历史上的和地理上的。历史上,摩洛哥位于欧洲和非洲、西方和东方的十字路口。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摩洛哥一直将多元化视为机遇,而非威胁。在中东其他地区,多元化被视为威胁。这是摩洛哥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没有强大的经济。这样的价值观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 至于地理,我们是一个非洲国家。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也是阿马齐格人。我们对欧洲是开放的。现在有了社交媒体,我们对英语也越来越开放。与摩洛哥不同,阿尔及利亚经历过殖民创伤。我们的殖民时期比较短,所以我们不讨厌法国和西班牙。 SIGNAL:为什么摩洛哥人认为希伯来传统与他们的身份如此密不可分? 博德拉:摩洛哥也是犹太人的土地。这是穆斯林的土地,也是犹太人的土地。一些城市的主要人口仍然是犹太人,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发现一些犹太人的东西。它们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以积极正面的形式被铭记。 我的祖母是一位自豪的穆斯林妇女。她住在一个犹太社区。她妈妈不能喂养她,是一个犹太女人把她喂大的。我的祖母也会帮助搞一些犹太仪式,比如春季逾越节的大扫除。 摩洛哥也有一些起源于犹太人的传统。 在摩洛哥婚礼上,我们唱摩洛哥犹太人的歌曲。这些歌曲由穆斯林吟唱,但歌曲起源于犹太人! 我们的主要食物之一是达菲娜 (Dafina,一种慢炖菜),但人们不知道这是犹太食物。 在一些地区,市场仍然会在星期六(犹太人的休息日)那天闭市,因为那里有犹太人。 几个世纪以来,摩洛哥君主一直保护着犹太人。如今,每年有5万名以色列犹太人来到这个国家。 SIGNAL: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这么有动力去做这件事?你为什么要优先考虑做这件事呢? 布德拉:由于我个人的经历,我发现我祖母的经历和年轻的摩洛哥犹太人从媒体上获得的信息是有差距的。我在挽救自己的部分身份,我是阿拉伯人和阿马齐格人,但从文化上看,我也有部分犹太血统。这就是身为摩洛哥人的意义所在,这就是我。 SIGNAL:AM的工作如何帮助摩洛哥人民? 博德拉:工作有助于摩洛哥人更好地了解自身的深度和丰富性。身份会带来问题,但我们需要扩展我们对身份的理解,这也是机会,从自身身份的每个部分挖掘出最好的东西。 SIGNAL:你对阿拉伯世界有什么要说的吗?对于其他同样是犹太人家园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来说,有什么经验教训吗? 布德拉:穆斯林世界在其鼎盛时期是丰富多样的。我们认为宗教并不是一个障碍。我们变得软弱,因为我们失去了多样性。伊斯兰的力量在于它的多样性。我们失去了中东的犹太人。现在基督徒也离开了,所有的少数民族都离开了。那受到损失的是谁呢?正是那些留下来的人。 翻译:关媛 陈影

SIGNAL Note 66: 迪拜阿尔曼苏里先生在北京香山论坛上的发言

艾哈迈德·阿尔曼苏里(Ahmed Al Mansoori )(迪拜)先生致辞 2019年北京香山论坛围绕中国、地区和世界面临的关键问题举办了一系列会议。其中两次会议讨论了中东的安全发展问题。SIGNAL执行主任魏凯丽(Carice Witte)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地区发展发表了讲话。与会人员还有中国、德国和巴基斯坦的专家。来自迪拜的前阿联酋议员艾哈迈德·阿尔曼苏里参加了关于中东问题的第二次会议。阿尔曼苏里先生分析了中东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阿尔曼苏里先生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他致力于重新审视传统智慧,寻找促进中东社会发展和成功的新途径。他的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各位同事、代表和与会者 我要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在这一非常重要的场合发言,并与你们分享在广泛而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我们的中东经验。这里我会讨论三个具体问题。第一, 中东安全形势的变化将会对国际安全形势和全球政治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二, 当前主要大国采取什么样的中东政策?它们在本地区是否存在利益趋同和合作的可能性?第三, 如何在中东建立新的安全体系? 尊贵的各位来宾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中东安全形势的变化将对国际安全形势和全球政治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中东,特别是阿拉伯海湾地区对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其作为支撑世界经济的常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的全球最大供应者方面,或在其连接东西方的战略位置方面。因此,本区域的任何安全恶化都将最终对整个世界产生消极影响。我们最近看到的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阿布盖克和库莱斯的石油设施遭到袭击,其直接影响是全球石油价格上涨了20%以上。如果不是沙特政府向世界保证它有能力满足全球客户的需求,这些攻击可能会在全球能源市场引发更大的动荡。因此,海湾地区的大规模安全动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因为大国的主要经济都依赖来自中东地区的能源资源。 在安全问题上,我们应该回想一下欧洲和其他主要大国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之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欧洲而使该区域的情况恶化所造成的严重影响。我们也应该想到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以及由于中东地区的安全状况受损,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竟然成为为恐怖组织的生长和扩散提供有利环境的沃土,让全世界的人都更加不安全。这意味着,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安全局势的任何恶化无疑将增加全世界的紧张和不稳定。在政治层面,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正在互相竞争,以便在中东地区强加它们的霸权,或至少保护它们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因此,这些大国在区域和阿拉伯国家的联盟网络往往重叠,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该地区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将对这些联盟构成严重挑战,限制各个世界大国在保护其盟友和利益方面发挥作用。 第二个问题,当前主要大国采取什么样的中东政策?它们在中东是否存在利益趋同与合作的可能性? 主要大国对中东的立场和政策存在明显差异。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维护世界这一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如何维护和增进该地区各大国的利益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自2017年1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采取各项政策巩固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稳定,同时打击了极端宗教组织和伊朗的敌对政策。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特朗普退出伊朗与西方大国之间的2015年核协议上,以及他因为伊朗的不稳定政策而对德黑兰施加制裁和政治压力上。这些不同于奥巴马政府所奉行的一系列政策,后者采取的是 “创造性混乱”的一系列政策,牺牲稳定去支持民主。这种政策削弱了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对美国盟友的信心。而反观俄罗斯,它已经证明了其与该地区盟友联盟的可信度,因为它对盟友,如阿萨德和伊朗,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俄罗斯竭力支持伊朗和叙利亚政权,但也寻求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并打击极端组织。 与此同时,中国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与中东地区的国家建立商业伙伴关系,发起“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国的政策近年已开始改变,更加注意安全方面,以保护其在中东地区的广大经济利益。然而,中国的政策在安全和政治层面上基本上保持中立,因为它与伊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同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谈到欧洲的政策,我认为它的主要重点是确保中东地区的稳定,特别是考虑到阿拉伯之春混乱之后的安全和难民涌入。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坚决维护伊朗核协议,阻止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和政治压力的原因,尽管这样导致了伊朗可以在中东继续实施破坏稳定的政策。 我要在此指出,国际大国对中东地区事态发展的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立场是导致不稳定和安全混乱的因素之一。每一方都支持自己的盟友,保护他们免受制裁和国际压力的影响,如俄罗斯和欧洲对伊朗的保护,鼓励伊朗可以继续实施破坏中东稳定的政策。 这些大国之间在中东地区无疑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和合作机会。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各方就维护中东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因国家而异。这些国际大国可以制定协议,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维护地区稳定,特别是考虑到所有这些大国在阿拉伯海湾地区和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最重要的是,中东各国应参与这些以及任何其他协议,以确保区域的恒久稳定。 各位亲爱的同事们 我想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中东建立一个新的安全体系? 毫无疑问,关于如何在中东,特别是在阿拉伯海湾地区实现区域安全,看法和观点众多。有美国的视角,也有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视角和考量。我个人的看法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保证该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安全体系,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完全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一些地区和国际大国的消极干扰已被证明是造成地区和内部动荡与紧张的主要原因。 第二,恢复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拒绝任何宗派、部落或宗教实体对国家领土控制的任何争端。这意味着拒绝向这些非国家实体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第三, 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集团,指控他们并谴责向他们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这还需要集体联合反对仇恨和极端主义言论,并在当地社区传播包容与和平的文化。 第四,在中东实施裁减核武器协议,为确保该地区没有国家拥有核武器提供保障。 第五,支持中东国家的国内发展,促进内部稳定。 再次感谢你们给我此次机会在这一重要会议上发言。翻译:关媛审校:陈影

SIGNAL Note 65:致敬杰出教育家麦隆·米德兹尼教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围绕这一重要原则制定相关政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便是如此。随着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通过不断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加强了文化互信以及相互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商业以及战略合作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开展双边学术交流活动是加强人文交流的重要途径,这种学术交流活动在加强两国关系上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著名的米德兹尼教授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年87岁的荣誉退休教授麦隆·米德兹尼在学术界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no-Israel Global Network & Academic Leadership ,简称SIGNAL)的杰出成员,米德兹尼教授今年五月完成了他在中国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学术研讨会。他在中国的多个城市为超过1000名学生、教师以及研究人员做过讲座。 2012年,为庆祝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20周年,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与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在上海合作举办了SIGNAL以色列研究研讨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米德兹尼教授加入了中国的中以研究学术圈。从那时起,他便一直是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在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工作的重要组成人员。米德兹尼教授对以色列研究这一新开放的学术领域有浓厚的兴趣,通过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与中国多所高校之间的合作,他每年都会来中国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向上千名学生和学者介绍以色列。米德兹尼教授非常喜欢与中国学生进行交流与分享,学生们也非常喜欢向他学习。因为他对以色列的历史有亲身体会,在讲述塑造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重大事件时,他总是能激发学生和教师们对这些历史事件发自内心的理解。 米德兹尼教授职业生涯非常丰富和精彩。他对中国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他对远东地区的热爱始于年轻之时。1964年他以一篇研究法日关系的论文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接着他便开始了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40多年的教学生涯,最终获得“荣誉退休教授”的称号。在教学期间,米德兹尼教授还兼任本古里安、埃斯科尔、梅厄、拉宾各界总理的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每当回想到这段工作经历,米德兹尼教授都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和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岁月。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解放耶路撒冷圣地西墙几分钟后,米德兹尼教授便与一群外国记者一起来到这里。在为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Keren Hayesod – United Israel Appeal,简称KH-UIA,一个为以色列犹太事务所筹备资金的组织)工作期间,他对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热情推动他对东亚的以色列社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之后他还访问了泰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希望能够对这些地方有更多的了解。他曾获得多个荣誉和奖项,包括日本政府授予的旭日章、希伯来大学颁发的两项杰出教师奖,同时他为果尔达·梅厄夫人撰写的传记也获得了以色列政府总理奖,这部传记对于他来说也意义非凡。米德兹尼教授对梅厄夫人的一生都十分了解,因为他母亲与梅厄夫人从小相识并共事多年,所以他可以说从小在梅厄夫人身边长大,在他看来梅厄夫人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在参加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的六次学术研讨会期间,米德兹尼教授先后在中国的25所大学、多个研究中心以及智库进行演讲,并且出席了两次大型会议。他花了数百小时为成千上万的学生、教师以及专业人士做讲座。他讲过各种各样的主题,包括以色列外交事务、阿以冲突的历史、亚洲的犹太社区、以美关系、以色列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在2019年五月最近一次访问期间,米德兹尼教授共访问了中国20所大学和智库,在北京、成都、重庆、西安、广州、深圳和香港等地都举办了讲座。在北京,他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进行座谈,与该院多位中东问题专家讨论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及新的发展方向。随后,他又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讲座,讲述了中国和以色列的近期发展情况,还特别谈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所提出的有关美国干预海法港口协议的问题。在北京期间,他还到中国人民大学为学生讲述中国和中东问题,去北京外国语大学讨论中以经济和“一带一路”倡议,在北京语言大学谈亚洲的犹太社区。同时他也参与了一些在非正式场合中进行的深度讨论,其中包括在前奥地利驻华大使的家里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共同讨论中东未来可能的发展和走向。 离开北京后,他前往成都,完成了三场关于以色列、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热门话题的讲座。随后,他又前往邻近城市重庆做讲座,谈到最近发生在以色列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最近特拉维夫的火箭袭击以及戈兰高地的活动等。 随后,在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中国办事处关媛的陪同下,米德兹尼教授来到西安。 他在西北大学举办了有关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犹太社区的讲座,这是他十分感兴趣且熟悉的话题,对所有参加演讲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新话题。在陕西师范大学,他谈到以色列的领导权问题,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话题,他讲述了自己与多位总理共事的经历,同时也谈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和建立犹太国家的必要性等等。演讲结束时,他收到了由陕西师范大学赠送的果尔达·梅厄夫人的传记《我的一生》中译本作为礼物。 随后,在广州以色列领事馆的接待和安排下,米德兹尼教授在广州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上做了讲座。他再次谈到中以关系以及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犹太文明和中国文明以及他们的历史之间的相似性等问题,还有中以关系、亚洲的犹太社区、以色列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和中东关系以及以色列的亚洲政策等话题,与会人士由十几人到几百人不等。 米德兹尼教授这样描述他在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所做的学术研讨会:“对于一个热爱教学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有价值、有趣并且丰富的经历。” 除了这些学术研讨会,米德兹尼教授还为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做了大量其他重要工作。2015年,他与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执行总裁魏凯丽女士(Carice Witte)共同为中国的《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撰写了一篇有关中以关系的文章。2014年夏天,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开设暑期课程,同时在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共同成立的智库中东和非洲研究中心(CMEAS)进行研究。他与中东和非洲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崔守军教授及乔纳森·泰特尔鲍姆博士(Jonathan Teitelbaum)共同撰写了题为《两岸关系能否成为巴以合作的典范》的文章。米德兹尼教授自2014年起一直担任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的高级研究员,自2019年以来便一直是杰出研究员。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执行总裁魏凯丽女士(Carice Witte)评价米德兹尼教授为“以色列的活历史”,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无人可及。米德兹尼教授非常了解中国,同时他也对中国的历史有着广博而深刻的认识,其对中国与犹太国家相似性的比较能力是独一无二的。 还有人补充说,米德兹尼教授是“以色列精神的典范”,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八旬老人“仍在为他的人民服务”。 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期待与米德兹尼教授在以色列继续多方面的合作。 米德兹尼教授为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所做的工作年表: 2012年,代表SIGNAL出席“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国际产业合作”会议。2013年,先后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河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交通大学、石河子大学举办讲座。201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暑期课程;在中东和北非研究中心进行学术研究。2015年,在中山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做讲座;另外,与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执行总裁魏凯丽女士(Carice Witte)为中国的《以色列蓝皮书》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中以关系的文章。2016年,参加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会议和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会议;在云南大学、石河子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做讲座;为《SIGNAL视角》撰写《中以关系二十五载》一文。2017年,在黑龙江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和西北大学举办讲座。2019年,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孔子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新华社全球事务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黄埔学院、海图国智、暨南大学、深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做讲座; 为《SIGNAL关注》撰写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和阿以冲突的文章。 翻译: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 关媛审校:西北工业大学 蒲瑶

SIGNAL Note 64: “不可或缺的内塔尼亚胡” -以色列总理的外交角色对美国和世界安全至关重要

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已执政13年,其任期之长,足以让我认识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感到不快。今年上半年的全国大选后,他未能组建联合政府,因此将在9月17日面临艰难的全国大选。作为美国人,我一般不对以色列政治发表看法,但这是特殊情况,因为内塔尼亚胡的外交角色对美国和世界安全至关重要。2009年以来,我反复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东有狭隘但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内塔尼亚胡,安全合作似乎行之有效。 6月25日内塔尼亚胡召集俄罗斯国家安全顾问尼古拉·彼得鲁舍夫(Nicolai Petrushev)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局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召开会议,我相信没有其他国家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彼得鲁舍夫在耶路撒冷说:“我们特别注意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并把这种做法称为“(符合)我们的特殊利益,因为在以色列这里生活着将近两百万我们的同胞。”他补充说,“以色列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很多渠道都支持我们。” 以色列总理是唯一得到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信任的政府首脑。中东地区的观察家很少有人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内塔尼亚胡并不是通过拍俄罗斯总统的马屁来建立与俄罗斯的工作关系,而是结合了无畏的勇气和妥协的意愿。因此,美国和以色列有可能在不爆发战争的情况下遏制伊朗在黎凡特的帝国野心。俄罗斯暗中坚定地阻止伊朗越过可能引发实际敌对行动的界线,同时允许以色列对伊朗在叙利亚的财产发动数百次袭击。 今天早上,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的每日警报发布了一则从MEMRI新闻监测服务得来的报告,报告是关于伊朗的叙利亚代理人真主党正在把部队转移回叙利亚边境:“反对真主党的黎巴嫩新闻网站报道指出,真主党正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并移防到叙利亚-黎巴嫩边境。该网站声称,原因之一是俄罗斯指示撤出某些地区,以避免以色列的袭击;鉴于日益强大的叙利亚军队和叛军的失败,真主党的存在实属不必;并且美国在过去一年中加强了对真主党的制裁,也有必要减少真主党在叙利亚驻军所带来的开支成本。” 伊朗想把叙利亚变成卫星国,一半的叙利亚人被杀害或流离失所,它希望用来自黎巴嫩、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定居者取代被驱逐的叙利亚逊尼派人口。去年,黎巴嫩记者艾哈迈德·阿亚什(Ahmad Ayyash)在阿尔纳哈尔(al-Nahar)发表了这方面最全面的报道(也是通过MEMRI)。不过,对此说法的第一次公开报道是2017年《卫报》驻中东记者朱洛夫(Martin Chulov)的报道,他写道:“真主党参与叙利亚战争并不局限于支持叙利亚政权的军事行动。(它的目标)远不止于此,它还与伊朗的一个定居点项目有关,该项目几年前开始实施,目的是改变(叙利亚的)人口结构,让伊朗支持的来自阿富汗、黎巴嫩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什叶派)民兵组织成员在叙利亚定居。” 以色列、土耳其和美国都不会允许伊朗不经过战争就把叙利亚变成一个保护国。美国需要遏制伊朗的影响力。土耳其需要叙利亚逊尼派的支持,来制衡叙利亚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希望将他们控制的北部地区与库尔德人控制的伊拉克北部自治区联系起来。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在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建立另一个前线。加沙和黎巴嫩南部两线作战的前景带来了足够的战略挑战。 俄罗斯只尊重强者。俄罗斯更愿意与以色列合作而不是对抗以色列的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军方尊重以色列的武器,不想与以色列国防军发生冲突。2015年,当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战机时,俄罗斯和以色列的高级空军官员一起制定了一个权宜之计。据一位与会者说,俄罗斯首先建议以色列改变其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路线,这些战机在叙利亚完成任务后,往往会向西穿过黎巴嫩。一名俄罗斯指挥官表示,当俄罗斯在黎巴嫩上空击落以色列战机时,它希望避免意外摧毁贝鲁特机场附近的民用飞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建议,如果俄罗斯士兵向以色列飞机发射导弹,他们最好在7秒内逃离阵地,因为导弹阵地将在7秒内被摧毁。 俄罗斯尊重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且没有理由与这个犹太国家开战。以色列并不反对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继续掌权,因为逊尼反对派中充斥着圣战分子,以色列认为这些人比叙利亚政府更危险。莫斯科并不同情伊朗的帝国野心,其结果是一种谨慎、艰难但大体上有效的权宜之计。 俄罗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术合作是有效的,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2018年9月,叙利亚军队不小心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运输机。俄罗斯军方最初指责以色列对俄罗斯空袭叙利亚预警不足,但普京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故。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俄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有可能与美国达成默契。莫斯科国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伊戈尔·马蒂夫(Igor Mateev) 7月19日在《观察》杂志上说:“美国正在权衡是否有可能与莫斯科就上述所有的挑战进行协调。反过来,莫斯科可能会利用与华盛顿的对话,考量自身的政治和经济。” 有关内塔尼亚胡滥用权力或教唆腐败的指控是以色列的内部事务,与其他国家关系不大,我还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毫无疑问,他出色地扮演了一个艰难的外交角色,这对西方国家有利。尽管他与西欧各国外交部关系冷淡,但欧洲人迫切希望叙利亚保持稳定,哪怕只是为了防止另一波难民和经济移民潮。内塔尼亚胡为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内塔尼亚胡执政,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国都会变得更好。事实上,除伊朗之外,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伊朗的什叶派新月派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阿富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破灭。 翻译:关媛审校:陈影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July 30, 2019. In the Asia Times’ website: https://www.asiatimes.com/2019/07/article/indispensable-netanyahu/.

SIGNAL Note 63: 分析反思摩洛哥的宽容意识

摩洛哥还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但它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事实上,2011年的宪法开启了权力下放的大门,并强化了摩洛哥人的多样化身份:既是阿拉伯人、也是穆斯林、阿马齐格人、犹太人、非洲人和地中海人。 宽容几百年来,宽容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摩洛哥人的第二天性,这可能是他们基因的一部分。公元71年,犹太人在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后来到摩洛哥,他们受到当地阿马齐格人/柏柏尔人的欢迎,并迅速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其原因有二:第一,他们是部落,第二,他们具有强大的母系氏族制度的特点。 犹太人虽然是少数民族,却设法使一些阿马齐格人/柏柏尔人从异教改信犹太教,同时并没有消除他们强烈的异教信仰,例如与生育有关的农业仪式习俗,伊斯兰教也无法摆脱这些习俗。 阿马齐格人 /柏柏尔人集中精力于农业和畜牧业上, 而犹太人则发展商业、贸易和早期银行业务, 这种传统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后,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离开这里去往以色列。 犹太-阿马齐格文化基础犹太-阿马齐格文化基础毫无疑问是摩洛哥宽容和接受文化的基础,这种文化通过以下仪式表现出来: 极端好客的传统 薄荷茶饮用仪式 宗教庆祝活动中的分享 称为twiza的社会团结 哈娜仪式(Hanna ceremony)在整个摩洛哥历史上,确实存在种族屠杀,犹太人在城市里不是正式公民,经常受到穆斯林宗教狂热分子的虐待,被视为二等公民。 因此,苏丹王承担起保护他们的犹太公民的责任,在他们的宫殿附近为犹太人建造了被称为麦拉(mellah)的聚居地。 1492年,在格林纳达陷落和“收复失地”运动开始之后,摩洛哥的宽容达到了顶点。西班牙天主教当局颁布了一项法令,剥夺西班牙系犹太人的国籍、财产和财富,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来到摩洛哥寻求庇护,受到阿马齐格人/柏柏尔人瓦塔西德苏丹王阿布·扎卡里亚·穆罕默德·萨利赫·马赫迪(1472-1505)和摩洛哥人的欢迎。西班牙的西班牙系犹太人由于他们的教育和专业知识,很快就成为了图加尔苏丹王(Tujjar)认可的商人、银行家、政治家和外交官,为这个国家和君主提供了宝贵的服务,直到他们逃往以色列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摩洛哥的保护国法国维希政府(1940年7月至1944年9月)命令摩洛哥君主将所有犹太人安置在固定营地,并让他们佩戴大卫之星。作为回应,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向法国人表明,摩洛哥犹太人是他的臣民,因此所有摩洛哥人都是犹太人,所有摩洛哥人都将站起来反对这项反犹法律,如果被武力胁迫,所有人都将佩戴大卫之星。 19世纪50年代,泛阿拉伯主义在摩洛哥的某些地区爆发,引发了一股反犹太主义浪潮,这场运动与犹太机构的高度积极努力相结合,鼓励犹太人的“上耶路撒冷去,”到被称为“阿利亚(Aliyah)”的“应许之地”,这导致大量犹太人离开摩洛哥。但尽管如此,已故的国王哈桑二世并没有收回这些犹太人的摩洛哥国籍,也没有废除他们的财产,而是呼吁摩洛哥犹太人回到他们的祖国。 今天,摩洛哥人对犹太同胞的离开感到遗憾,这一点在2014年发行的由Kamal Hachkar导演的纪录片《耶路撒冷》(伊卡洛斯电影公司)和Younes Laghrari导演的《摩洛哥犹太人:命运未卜》(扬斯来格电影公司)中得到了公开表述。 过去几十年里,哈桑二世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六世也积极地整修了该国所有的犹太人墓地、学校、犹太教堂和重要的犹太人场所,以示友好和宽容。 宽容的现代时代方面自1956年独立以来,摩洛哥一直在秘密地积极努力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坐到谈判桌前谈判。已故国王哈桑二世于1986年7月接见了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并与他进行了闭门的试探性讨论,在中东和平倡议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些外交接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I》(又称《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签署,1995年的《奥斯陆协议II》(通常被称为《巴以西岸和加沙地区的临时协议》)签署,之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建立。 但摩洛哥的宽容不仅表现在接受摩洛哥犹太人,还表现在允许伊斯兰主义者在2011年之后掌权,并在2011年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统治该国直至今日。如今,伊斯兰主义者仍在掌权,尽管他们因经济产出疲软、道德和伦理上的失礼而不那么强大。 也许今天宽容最重要的表现是官方承认阿马齐格/柏柏尔文化和语言,由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于2001年发起,并在2011年宪法中以金色显示,承认塔马齐特语为除阿拉伯语之外的官方语言。 宽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接受并使非洲移民正规化。自2000年以来,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带着前往欧洲理想国的希望,成群结队地来到摩洛哥,但由于经济或政治原因未能成行,也无法返回各自的国家。 摩洛哥同情他们的困境,接纳了成千上万的非洲移民,给他们提供官方文件,向他们敞开大门,让他们像所有普通摩洛哥人一样工作和教育自己的孩子。这一举措受到大多数国家的赞扬和感激, 2018年12月10至11日,联合国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政府间会议,会议通过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 摩洛哥会接受性少数者(LGBT)、摩洛哥基督徒和什叶派吗? 今天,有很多其他的群体生活在地下,等待着合适的时间大白于天下。他们得到了宽容,但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纵观历史,同性恋一直存在于摩洛哥文化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宽容的”。他们被认为受到一种无法医治的疾病的影响,这种疾病是一种“社会的可耻问题”,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摩洛哥传统中,同性恋者被视为“底层”,而“上层”则是“实干家”,有“阳刚之气”。 由于这种沉重的社会污名,他们一直生活在暗处,完全处于恐惧之中。 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saHaqiyat”的女同性恋者是不能被宽容的,她们被认为是“危险的不正常的人”,或被认为是一心要破坏社会的“被恶魔附身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摩洛哥的大多数女同性恋者要么移居欧洲,要么扼杀自己的性身份和性取向,试图在外表上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然而,这些妇女和男子可以在某些特定地区,主要是公共浴室,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性别认同。 近年来,摩洛哥同性恋作家阿卜杜拉·塔亚(Abdellah Taia)在法国出版了几本书,讲述了他作为一名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同性恋的个人经历。事实上,他已经出版了八部小说,其中许多都是自传体小说,被翻译成巴斯克语、荷兰语、英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丹麦语和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 《访谈》杂志称塔亚为“文学罪人和文化典范”,2006年,他成为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阿拉伯作家。 性工作者卖淫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但在摩洛哥,它是最古老的被污名化的职业和养家糊口的方式。卖淫一直被宽容,但自独立以来,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 由于摩洛哥没有石油,这就使得旅游成为它主要的经济产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阿加迪尔、马拉喀什、菲斯、拉巴特和丹吉尔等城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摩洛哥也成为性旅游和恋童癖,特别是来自富裕的海湾国家人们的乐土,因为在这些国家卖淫是严重违法的,仅允许婚内性行为,摩洛哥对于欧洲人来说也是一方乐土。 所以,海湾国家的年轻人和成年人都涌向摩洛哥,满足他们的性欲望和幻想,因此,许多年轻的摩洛哥女性转而前往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约旦等国,在酒店、酒吧和夜总会从事性工作者。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在这些国家赚了钱之后回到摩洛哥,开始一项“合意”的事业,过上“体面而可接受”的生活。这些妇女戴着头巾,前往麦加朝圣,开始了虔诚的宗教新生活,以“取悦”社会。 其他宗教信仰摩洛哥是一个马利基逊尼派国家,除了在2011年《宪法》中认可为文化支流的犹太教,没有其他宗教是得到承认或被正式接受的,尽管如此,摩洛哥接受其他民族的基督徒在没有任何传教活动的情况下自由地实践他们的宗教。 皈依其他宗教的摩洛哥人都在国外生活,很少回到摩洛哥,例如著名的摩洛哥罗马天主教牧师让·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贾利勒(Jean Mohamed ben Abdeljalil)(1904-1979),他在1928年改信基督教,并留在法国,在那里担任了几个教职。 然而,自第三个千禧年和数字革命以来,许多摩洛哥人出于经济需要或纯粹的信仰和哲学原因而改信基督教或从逊尼派改信什叶派。什叶派主要分布在北部,主要集中在丹吉尔(Tangier)。 至于摩洛哥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团体为情报机构和广大民众所熟知,因此受到宽容和间接保护。他们在家中践行宗教活动,远离公众的视线,但最近他们一直要求官方承认,鉴于摩洛哥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存在暴力极端主义,目前似乎很难给予他们官方认可。 对当局来说,承认他们要么可以削弱和击败极端主义,要么会让极端主义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考虑到这些挑战,官员们认为,这些群体最好暂时留在暗处,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和福祉考虑。 罗马教皇的访问2019年3月30日至31日,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应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邀请,对摩洛哥进行了短暂访问,重点讨论宗教间对话和移民问题。这是自1985年圣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访问摩洛哥以来,教皇首次访问该国。 如今,摩洛哥99%的人口是穆斯林,有3万至3.5万名天主教徒,比1956年独立前减少了10倍。在法国和西班牙殖民时期存在的200座教堂中,目前仅存44座。它们的保存尤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涌入、90年代大学奖学金制度所吸引的学生,以及十年来移民制度所吸引的学生的涌入有关。 在数千名摩洛哥人和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面前,教皇方济各在拉巴特广场发表演讲,捍卫“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允许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教皇说:“良知自由和宗教自由,不仅限于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允许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与人类尊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呼吁信徒们“像兄弟一样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