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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和政治伊斯兰 在从以色列视角看待习近平思想及其对中东地区影响的研究过程中，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董事会成员、以色列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奥瑞·戈尔德贝尔格（Ori Goldberg）教授审视了政治伊斯兰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美国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朗核协议）中退出，将人们的关注点吸引到伊朗国内斗争中来。事实上，这是政治伊斯兰内部的斗争。伊朗和世界各地政治伊斯兰的发展都意味着全球治理发生深刻变化机会的到来。关于这一议题的传统观点正在发生动摇，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分裂且具有侵略性。这种侵略深深根植于恐惧中，而当今世界舞台上最令人恐惧的力量之一就是政治伊斯兰。本文将运用习近平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最突出的即主要矛盾辩证法，阐述与政治伊斯兰交锋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如何定义“政治伊斯兰”这一术语并不容易。我用它泛指所有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运动和政党(不一定是唯一的基础，但肯定是重要的基础)。伊朗是政治伊斯兰最复杂的代表性范例，它是穆斯林世界中唯一由神职人员直接控制的国家。虽然什叶派伊朗和逊尼派穆斯林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我认为，伊朗的事态发展反映出全球政治伊斯兰两个派别的明显差异。 第一个派别采取的方式是对抗。在伊朗这种方式的代表是伊朗革命卫队。按照这种方式,伊朗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国家。它有一个意识形态使命，即发展自己的独特性，并且带头颠覆当前腐败的世界秩序。伊朗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使其理念和实践更加清晰和有效。如果世界其他国家，或者说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与伊朗合作，那么伊朗就别无选择，只能去恢复其废弃的军用核项目。根据这种方法，如果伊朗人是真正的信徒，那么他们与世界的冲突就必然会升级，不会有和平共存。如果伊朗是一个上帝认可的合法国家,那么在当全世界都错的时候它必然始终是对的。作为对的一方是值得做出很多牺牲的，包括被迫生活在经济制裁下的伊朗公民生活质量的下降。这种政治伊斯兰认为穆斯林政治力量不断发展比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更重要。 第二个派别更倾向于稳定。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是这一派的代表。他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伊朗不稳定局势继续升级，伊斯兰革命的伟大成果将会失去。只有在伊朗致力于使其民众过上更好生活，这些成果才能得以延续。鲁哈尼认为，尽管拓展伊朗的影响力和加强其意识形态是重要原因，但伊朗的领导层必须努力获得伊朗民众认同。他的政治伊斯兰并没有把美好生活和穆斯林生活分开，两个要素必须都具备才能获得繁荣和成功。伊朗应尽其所能维持伊朗核协议建立的秩序，避免再次受到制裁和孤立。对鲁哈尼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不是妥协，而是对宗教责任的理解。鲁哈尼温和派对政治伊斯兰的理解可以接受极端方法，但是这种极端方法必须有所限定。鲁哈尼认为的政治伊斯兰是稳定压到一切。这种稳定是动态的，需要合作和对话。最重要的是，鲁哈尼的伊朗不想被孤立。 伊朗国内的这种斗争反映了一个主要的矛盾，正如之前所指出的，这与世界各地的政治伊斯兰有关。一个强大的少数派，能够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造成很大的伤害，将其穆斯林身份理解为依靠对抗。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是，伊斯兰因其少数派而不断发展壮大。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两者之间没有交集。对与错的关系说到底是一场零和博弈。只有当错的输了，对的才会赢。对与错之间的潜在冲突程度不同。伊朗的保守派不同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尽管如此，这一派政治伊斯兰仍然认为自己在不断遭受攻击，因此必须进行反击。 穆斯林世界中相对安静的大多数对政治伊斯兰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些人来说，伊斯兰教力求成为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竞争。这种政治伊斯兰认为，美好生活和生活美德之间是不可分离的。事实上，这两种元素相互强化，形成一个整体。这种世界观鼓励政治伊斯兰信徒和非穆斯林之间进行接触。这不是一种鼓励每个人或任何人去追求自己目标的自由接触，而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接触。如果寻求稳定的政治伊斯兰故意保持孤立，就不会成功。政治伊斯兰教的支持者必须经常接触他们的周围环境。如果这是一个非穆斯林的环境，他们必须融入，才能过一个美好的、穆斯林式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穆斯林必须完全融入非穆斯林社会。在承认合理差异的基础上的持续性接触，是追求美好穆斯林生活的最有效途径。 政治伊斯兰核心的这一主要矛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他们开始与温和的少数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具有侵略性的少数派吸引全世界的关注。少数派成为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致命威胁。世界需要找到并消除这些威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且很好地理解到，这些少数派的极端特质却使温和的大多数人保持沉默，这点很重要。多数派成员并不希望参与其中并表达其对稳定的渴望，因为他们害怕被认为是极端少数派。当一切与穆斯林有关的都视为可疑的时候，温和派保持低调。一个希望接触主流政治伊斯兰的世界，必须兼顾反恐和务实对话。 机遇与挑战有关。如果政治伊斯兰的多数派与非穆斯林社会从国际层面到国家层面进行对话，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愿意合作，在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创建可持续的政治秩序。如果多数派成员意识到他们作为穆斯林是被接受的，他们不会自动被认定为潜在的恐怖分子，他们允许保持穆斯林身份，那么无论是在欧洲、亚洲还是在美国，他们都有可能会自愿接受所处社会的政治传统。如果这些温和的穆斯林能够在非穆斯林的政治秩序中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些穆斯林可能会珍视这样的机会，并以拒绝极端主义和敌意作为回报。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与沿“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伊斯兰的接触中，这种状况都具有巨大的潜力。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很深，这与一千年的敌意和数世纪的猜忌有关。由于这些担忧，西方国家很容易忽视温和、寻求稳定的多数派。而中国并不存在西方那样的恐惧。此外，中国有独特的能力去理解和塑造当今政治伊斯兰的矛盾。与温和的大多数政治伊斯兰接触，对真正意义上拒绝极端伊斯兰主义至关重要。 最后以一个例子来帮助解释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之间的区别。肥胖是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诊所并配备防治从心脏病到糖尿病等与肥胖相关的疾病的最好设备，来与肥胖做斗争。政府还可以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教育儿童预防肥胖。从长远来看，哪种策略对防止肥胖更有效? 翻译：关媛 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翻译校对：丛培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研究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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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有效国际关系的跨文化沟通 引言习近平主席用“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表达了中国转型进入新时代。这些以中国为中心的术语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但却是一种西方很难解读和理解的沟通方式。事实上，文化因素在塑造和界定每个国家的沟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尽管中国表示致力于“和平共处”，但它的迅速崛起和日益增强的自信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成员的矛盾心理。新确立的全球大国地位意味着一种（身份）转换，这对一个国家而言拥有广泛的意涵，即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维护自身利益，重塑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当崛起的力量挑战现有霸权时，冲突就不可避免，这一观念普遍存在于西方媒体中。 2012年，习近平针对这一表述提出了另一种论述-“新型大国关系”，基于三个核心思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从“零和”思维转向“双赢”合作。1 虽然这一概念有助于改变旧的思维方式，挑战现实主义思维以及打破传统的冷战思维，美国却一直不愿接受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框架。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渴望而且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为全球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但是，美国将中国的种种行为视作威胁，认为中国是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将中国的军事发展和建立海军基地视为意图获取更多军事资源的证据。与此同时，中国把美国将重心转向亚洲，以及伴随而来的海上军事演习视为对其主权的攻击，是基于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2 的战略。中美之间相互信任的恶化加剧了彼此的战略怀疑，导致两国在许多有争议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出现分歧。 3 虽然中国和美国在贸易、网络、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不希望这种紧张局势升级为对抗。文革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美国和中国在经济、金融和贸易上相互依存。 因此，直接冲突既不符合两国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亨利·基辛格解释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动态因素，是所有邻国和大部分西方工业大国（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美长期对峙会改变世界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 4 如今，全球面临严峻挑战，如不能得到解决，气候变化、全球恐怖主义、粮食和水安全问题、贫困、传染病和国际犯罪等问题将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后果。中国和美国都不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要创造一个繁荣昌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需要找到方法来解决分歧，并与其它国家一起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务实合作的第一步是确定促成和增加互不信任和猜疑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助长了敌意。 文化在塑造和定义每个国家沟通方面的作用是经常被忽视的一个因素。 沟通系统是通过文化演进的。5 因此，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交流方式。中美两国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来传达和解读沟通，这些视角由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塑造。例如，众所周知，美国人的沟通方式比较直接，它源于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不”作为对问题的回答是标准的。中国的文化和交际风格更加间接，它本身就是象征性的表达和含蓄的解释。在中文交流中，一个人直接收到“不”的频率能有多少次呢? 个人和国家沟通方式的功能和背景存在根本差异;6 这种差异的结果是本意丢失，更糟糕的是，被误解和曲解。带着最好的本意说出的话被人误读或曲解，很少会得出建设性的结论。 因此，不论习主席表达的意图是怎么样的，事实却是他对中国发展的抱负是能带来新的合作机会，还是导致冲突升级，取决于能否以一种美国和世界准确理解的方式表达中国的利益、意图和愿望。中国领导人和发言人如果希望传达他们的信息、想法和意图，让美国听众了解他们的本意，那么他们首先需要了解每个国家各自的视角，并据此调整沟通方式。 你讲话的文化方式和我一样吗？沟通方式是受文化制约的。因此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往往会导致沟通出现分歧。中美两国就是如此，不仅沟通表达的方式明显不同，对两个社会而言，沟通的目的也存在根本性差别。沟通的演变可以追溯到集体主义社会时期人们相互依存的社会发展经历的必然模式。相比其它的动物，早期的人类很弱小，不得不通过社会协作以谋求生存。7 农业社会（尤其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8需要人们进行相互协作。中国哲学，如道家、儒家思想等，都起源于紧密协作的农业社会。孝、互惠互利、面子等观念在人们的生活中根深蒂固。许多西方文化在引入犹太-基督教思想和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的转变。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称：“每个人都必须根据从上帝那里获得的知识来审视自己的行为。9 ”这意味着人能够直接同上帝取得联系，赋予了个人权力，促进了个人独立视角的发展。因此到了17世纪，在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10 等人启发下，西方形成了崇尚自由、自主、个人享有劳动成果等观念。中国文化史发展以群体为中心，11 而西方逐步发展成为个体型社会。与西方视个人为文明主宰不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文化将集体视为社会的基础。西方人将沟通视为获得结论的工具，而中国将沟通视为建立长期关系的基本要素。 文化神经科学的发展佐证了一些观念，如童年时期学习的文化符号以及成人观察到的文化实践能够塑造大脑的功能体系结构12 。因此，中美两国人民形成了对信息处理不同偏好，最终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和理念。西方信息处理偏好使他们注重事物本身，通过规则和分类组织信息。与此相反，相互依赖型文化从整体出发对信息进行处理，因此单个事物与其环境不可分割13 。中国人擅于从相关性角度处理信息，他们对于环境的认知特别敏感。而美国人侧重事物本身，缺乏对事物所处环境的理解。 西方人听中国人讲话时，很少注意并理解东亚的“高语境”文化，这种文化以间接方式沟通，听的一方要能够听懂言外之意。西方人对于音调、背景信息、社会等级并不敏感，而这些对于准确理解中国人想要传达的信息至关重要。西方人不甚关注沟通时的非言语信息，常常只注意通过语言明确传达的信息。西方人对于中国人间接沟通的方式和隐喻的使用不甚熟悉。虽然英语中也经常使用隐喻，但在一般交流中很少使用14 。此外，文化差异导致隐喻的来源不同，隐喻的涵义也有所不同15 。在美国、德国等低语境国家，人们表述的语言就是信息的主要来源，背景、传达方式以及含意等对于准确理解信息并不重要，彼此交流更为直截了当16 。中国人热衷于使用隐喻，而西方人将间接沟通视为不坦率甚至不诚实。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就中美关系进行演讲，演讲中引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一成语17 。然而西方人并不理解这一成语，从美国听众的角度而言这一成语有诸多解读方式。如果习主席是想要隐晦和模糊，那么这一“桃李”的成语确实实现了。但如果使用这一成语是为了传达特定的意思，这个成语并未实现目的。从西方视角来看，这一成语含糊不清，容易造成误解甚至不信任。西方对此的普遍反馈是“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要表达的意思呢？”隐喻根植于文化，因此同一隐喻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解读，容易造成理解错误。以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在西方国家作演讲能够减少误读，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回报。直截了当地沟通可以让西方的对话者解除戒心，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直接而非间接沟通。 面子和诚实 中国重视诚信，并投入大量时间、人力在国际上建立互信，但中国的沟通方式有时却适得其反。中国在战略沟通的框架下传达信息时，其表达方式往往能够满足对“面子”的需要。面子是中国文化中最为古老的组成部分之一，维护中国的形象不仅是政府，也是中国百姓的习惯。例如，2015年有数据披露，称中国经济遭遇困难，中国新闻机构为捍卫国家形象就采取了行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法制日报》在其刊登的文章中引用王国庆的话：“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18 。在中国看来，这样的表达方式传达了正面形象，于国家有益。然而从西方视角看来，这是不诚实的行为。这相当于告诉美国读者中国在掩盖真相。西方政府和社会不仅知道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这种维护面子的行为还给西方留下一种印象（因为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维护面子），即中国的经济现状比他们了解的还糟。这样的表达方式对中国国内的听众来说有效，但西方人不懂这种举措背后的文化因素，反而适得其反。 尽管在涉及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许多政府都会采取措施保护机密，但中国政府对于机密限制诸多19 ，甚至到了不透明的程度。中国在政策、军事活动等方面不透明，这很难为西方观察者们所接受。在西方看来，中国对信息的严密控制可能部分是出于面子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不想在这些议题上表现出分歧20。除此之外，储殷指出：“北边是苏联，南边是印度，东边是美国支持的日本、台湾和东南亚国家，中国周边强邻环伺。自清朝后期中国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侵略和蚕食，可以理解，在这样大的压力下中国更愿意保密而非公开。”尽管储殷的观点可能成立，但缺乏透明度容易引起别国的不信任，尤其在许多国家，人们传统意义上将隐秘视为罪恶和欺骗。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会面期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就中国的人权问题提问，中国外长斥责了这名记者21 。王毅当时很生气，强调“这个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与傲慢……我不知道这从何而来，但完全无法令人接受。”王毅随后表示：“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了解，中国人民才是最有发言权和发言立场的。”尽管外长王毅的回应是有力的，但这一回应并不能有效传达中国的观点，也不能让西方人认同中国的立场。对于这样的攻击或指责，演讲者要立即给出适当的回应，而能够起到沟通效果的回应往往需要演讲者将听众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进行内化。想要完全理解外国人的观念，他需要理解文化历史赋予“人权”一词的含义，因为这个词孕育在西方文化中。还需要了解记者自身是如何理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概念。中国是一个一党领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其对于人权的定义必然不同。 结论 中国再次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加剧了与美国的冲突。中国和美国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也相互依存。两国经济长期相互交织在一起。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对两国甚至是整个全球社会都将是一场灾难。缓和紧张关系必然需要对话，将关注点放在双边对话中，并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然而，目前他们的交流就像是从乒乓球桌的两端拍摄完美的定时镜头。文化历史不同带来的沟通方式不同，使双方有责任尽最大努力相互体谅、相互理解。如果不这样做，中国和美国基本上就会各说各话——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来传达和接收信息。中国已经有了领先的机会，并向世界证明，大国可以和平崛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努力打造开放的沟通渠道时，应对西方文化如何理解其信息更加敏感，以防止形成误解，而这些误解大多来自于塑造集体心态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 边远 黄明俊 审校：丛培影 关媛 Ferguson, R. James, and Rosita Dellios. The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of Chinese Power: The Timeless and the Timely. Lexington Books, 2016. Huang, Yukon. Cracking the China Conundrum: Why Conventio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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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与大国关系中的认知与形象力量 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不能像中国认识自己一样去认识中国？为什么中国努力改善国家形象，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此外，想要传递一幅更精准的中国形象还应做出哪些努力呢？ 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将自己定位为友善型国家，努力为全世界谋求福祉。在中国看来，营造全球社区的唯一路径是双赢。在这个社区中，各方以彼此成功为基础，目的是为子孙后代提供更好的生活，为所有的社会创造一个繁荣的未来。1 虽然美国计划设立壁垒，实行“美国优先”政策，但是中国表示，自己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将支持全球化进程、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发展国际贸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改善全球治理提供了许多见解。习主席希望改变传统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秩序，打造一个共同管理国际事务的世界，共同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然而，重塑全球体系架构，将世界价值观和标准与自身的价值观和标准统一起来，必然要求其他国家认可中国目标的正当性，欣赏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换句话说，它需要软实力。 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这对于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精神文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非常必要。” 2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初发表的讲话继承了这种对软实力的关注，他表示:“我们应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讲好中国的故事，更好地向世界传达中国的信息。” 3 据报道，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每年花费100亿美元用于发展软实力。4 到2018年，中国在全球设立了500多个孔子中心。中国也在增加其外国新闻机构的影响力；新华社已经建立了大约170个国际分社，《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出版英文版。中国的发展战略已经使数百万人脱贫，这些人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分享这一发展战略。中国向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500亿美元）、新开发银行（410亿美元）、丝绸之路基金（400亿美元）投入大量资金，资助这些国际项目。此外，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独特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免息特许贷款和培训计划，支持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和治理。 5 即便如此，中国仍然没有受到许多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青睐。 过去三年，中国软实力的确有所增加。2015年，在全球软实力指数排行榜中，中国排名30（位居最后）。2016年，其排名上升至28；2017年上升至25。《2017年全球软实力报告》指出，这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此消彼长”，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更是如此。6 虽然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投入远高于法、英、美、德以及日本，7 但许多东西方国家仍将其视为全球稳定的威胁。 8 9 考虑到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投入，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及统一和稳定的目标，为什么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国的自我审视有出入呢？为什么中国在国际软实力方面的努力没有得到显著的回报？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需要做什么才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按照王江波等学者的观点，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难得人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10 文化的定义是“一类群体成员区别于其他群体成员的整体的思想纲领”。 11它包括共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期望、态度和规范，它们将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由地理环境决定，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与此同时，文化亦决定人们大脑在面对外部刺激时所做出的选择、组织以及评估方式。13 所以，没有两个国家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人民和国家对世界不同的看法则是彼此误判和误解的根源，怀疑和不信任也往往因此而来。如果中国想要在国际上得到理解和支持，就需要了解这些误解的根源以及它们的表现形态。 构建理念—中国梦 习近平主席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解决国内人民关心的问题。14 为此，他提出“中国梦”，并将其作为一项国际计划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梦旨在帮助世界更好的理解中国。15 习近平希望中国能够与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与国际社会看待中国、中国的定位以及中国成长和发展的轨迹联系在一起。然而，国际社会成员如何理解中国梦，则是通过他们看待世界的视角来理解的。 这种由文化塑造的视角表明，不同地区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诸如“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等表达在中国人看来十分正常，那是因为中国人从小就适应了这种方式表达出的观点。16 然而，在外国人看来，这些并不是观点，而是口号。这些口号也许是以解除警惕和误导大众为目的的公共关系努力。若将其解释为观点，它们不符合西方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当中国人说“和谐”和“平衡”时，西方人则认为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是“中国至上”和“极权主义”。17 因此，中国梦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得到很好的理解。相反，它经常会遇到误解、排斥和反对。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越来越深。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2017年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6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要么是对手(22%)，要么是威胁(43%)，而只有约三分之一(31%)的人认为中国不存在威胁。” 18 尽管中国努力以积极的姿态来展现自己，但在美国和欧洲，许多人还是将中国视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意图主宰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简·梅立森（Jan Mellissen）和英格丽德·胡琪（Ingrid d’Hooghe）在《中国梦-与世界顺畅沟通》文章中提到，中国梦的构建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因为这些非洲国家与渴望复兴的中国有着共鸣，希望恢复在“百年耻辱”中失去的地位。19 国家强大和非洲复兴的观念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情感，同样，非洲人民也希望找回非洲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遭受的损失。虽然西方文献经常把中国进入非洲描述为新殖民主义和剥削，但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到来非常欢迎，并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中非之间的交流。 20娜萨日（Nassanga）和他的同事在研究非洲人对中国看法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乌干达和非洲其他地方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是中立和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历史文化的相似性导致了相似的认知和一致的看法。换句话说，我们认同与我们观点相似的人。与“他者”进行关联的能力提高了他们内化自身观点的能力。 西方“梦”的建构与中国“梦”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中国梦看似与美国梦措辞相同，概念相似，但实际上它们截然不同。中国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它强调中国文明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原则之中。相比之下，美国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概念，它激发了人们心中的自由，即不受规则的约束和现实问题的影响。21 不像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那样，美国梦则更侧重于个人在一个能够激发创造性和自我表达的自由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如果中国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所接受，就需要考虑到文化、语境，以及对目标受众的言说方式，使他们能够将所传达的中国思想内化。 传播思想 虽然思想需要精心构建，以引起外国受众的共鸣，但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传播的方式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影响着人们的认知。通常，当中国媒体试图宣传正面的信息时，宣传方式往往无法引起西方受众的共鸣。22 例如，在2017年初发布的一段视频中，不同种族的孩子们歌颂 “一带一路”倡议，但实际上这一倡议在西方国家的反响并不好。视频中传达的信息本质上绝非阴险，“一带一路”倡议当然有潜力将世界连接在一起，许多国家都将从它的成功中获益。然而，通过一群孩子一起演唱，来推广一个经济倡议，这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是一种操纵和讽刺。对西方人来说，这段视频暗含着中国有隐藏其真实意图的嫌疑，也助长了西方对“一带一路”的不信任和猜疑。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自上而下的，它根植于儒家文化价值观，这与西方文化是相悖的，因此，许多西方人难以理解它的正面性。这也是该视频不能引起西方观众共鸣的原因。虽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会吸引中国受众和那些与中国有着相似文化的国家，比如非洲，但是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对于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而言，这段视频可能表现出了集体主义的强制性。或许尝试更改叙事方式能够更好地体现西方文化的价值，提高这些国家对中国媒体的接受度。此外，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由于观念本质的不同，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媒体所传达出的内在信息。因此，如果观众是西方人，那么思想、信息和意图都必须以西方语言的方式来传达。 替代战略认知 范斯坦和他的同事在2017年的研究报告《中美关系的替代战略认知》中指出，“中美两国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存在认知分歧，这种分歧往往会导致双方对事实本身的理解大相径庭。” 23 作者概述了中西方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且在历史和文化领域也都有所涉及。如中美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就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指出，美国认为中国的主张“定义不明确、模棱两可”，而中国则认为自身的主张有“历史背景支撑”，且“无可争议地明白无误”。 对于以犹太教-基督教为立法准则的西方社会来说，24 他们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优先于任何历史主张。美国人认为时间是“单一线性的”，他们很少考虑过去的事情，他们认为应该抓住现在，着眼于未来。25 相比之下，东亚人往往认为时间是“多元”的 26 ，时间具有流动性和延展性。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历史应比当代国际法更为重要。“战略猜疑”这一概念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认知而产生的。 总结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与西方进行有效交流的意愿也在增强。然而，在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思维方式却明显带有中国文化的色彩。其结果往往会导致本意的迷失，甚至遭到误解和曲解。 此外，认知上的分歧也扩大了中西方在有争议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常常使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状况持续存在。 27而解决双方分歧的唯一途径是阐明不同的观点，正如范斯坦和他的同事所言，“将这些观点更明确、更诚实地纳入到双边谈话中来。”如果中国希望将自身标准和价值观融入现有的全球秩序中，那么，中国应尽可能地站在观众的立场上，选取一种观众易于理解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信息。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黄明俊 羊洋 冀辉 王珍 审校：关媛 陈影 Qi Hao.“China Debates the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5, 349–370 ↩ Wang, Jian. “Introd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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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力互联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总部日内瓦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这已经成为中国应对全球挑战及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改善民生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该思想强调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促进各国共享发展成果。1 此外，它也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命运共同体的固有属性是互联互通。背后的逻辑是扩大互联性项目也会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欧亚电力互联项目，以色列与欧洲邻国正在电力领域开展合作，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和实践方面的体现。 欧洲有它自己的命运共同体构想，以互联互通为目标。体现其构想的其中一个领域是共同利益项目（PCI）。共同利益项目旨在帮助欧盟实现其能源政策和气候目标，即为所有公民提供价格合理、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供应，根据《巴黎协定》实现经济的长期“脱碳”。2 欧亚电力互联项目被认为是连接欧盟国家能源系统的跨境项目。 在东地中海，以色列正在借助欧洲的电力走廊，积极推进中东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联互通。该项目的基础是利用欧亚电力互联项目连接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希腊三国电网。习近平主席认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共享资源和经济机会的驱动因素，对以色列而言亦如此。以色列领导人日益认识到致力于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经济投资、未来地缘政治的重要价值。这体现出一种更广义的理解，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社会，资源共享将使各国受益。以色列也会像中国那样，通过推进全球命运共同体建设，致力于未来的国际合作与互联互通，促进全球市场发展。 跨区域电力走廊–从以色列到欧洲 如上所述，共同利益项目侧重于欧盟能源气候需求。欧盟委员会每两年会起草一份新的共同利益项目清单。迄今为止，该项目仅局限于欧盟成员国。此项目的特别之处在于，以色列作为一个非欧盟成员国，成为重要的参与者。 连接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希腊电网的电缆工程将于2018年上半年投入施工。亚欧电力互连项目将分为三段：塞浦路斯至以色列段、希腊克里特岛至阿提卡段，以及塞浦路斯至克里特岛段。沿线实际施工时间预计将持续12至24个月。电缆建设的第一阶段及其相关设施最近已经启动。 事实上，以色列、塞浦路斯及希腊关系的空前发展得益于地中海附近发现的大量天然气储藏。三国在此之前几乎未开展合作项目，现在已成为区域合作伙伴。 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三国关系的加强体现在从军事安全到民间交流的多个领域。三国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开展与安全相关的合作。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以色列游客也大量增长，而2010年之前，以色列游客会优先选择更加经济实惠的土耳其沿海区域（作为旅游目的地）。三国关系不断提升的关键性驱动因素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即区域天然气勘探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 向这些国家和欧洲出口天然气只是一种选择。天然气及其他能源也可以在这些国家发挥附加性作用：生产直接出口至欧洲大陆的电力。这也是建设长达1518千米的欧亚大陆海底电缆的前提。它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海底电缆，长度相当于柏林至莫斯科的距离！而且，能够提供相当于300万户家庭需求的电力。 同时，计划建造传输速度高达160Tbps（比特每秒）的“量子通信”电缆，预计将与2000兆瓦的欧亚电力互联项目同时运营。这意味着以色列至欧洲大陆区域电网和数据高速公路的建成。3 欧亚电力互联项目作为一种经济驱动力，将成为区域间合作的典范和未来商业活动的驱动因素。通过这样的互联互通项目，欧洲成为以色列电力的直销市场。如果一切顺利，电缆也有望成为重塑区域能源格局的“先导”。 中以协作展望 以色列与其邻国就经济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以色列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有利于以色列在所在区域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参与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欧亚电力互联项目，以色列正身体力行地融入区域合作。天然气管道和海底电网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这也受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大国的关注，目前中国正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以色列虽地处动荡地区，但环境相对安全稳定。在经济学人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中低风险投资国家的排名中，以色列排名第二。4考虑到中国的战略规划和布局，可以看到，中以拥有共同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会途径以色列，推进以色列与欧洲邻国实现互联互通，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表示，互联互通可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进更加开放、包容和平衡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在中以政策深入协调的进程中，中国可以将以色列视为向欧洲出口电力的枢纽，从而推进整个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增进互联互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王珍 董胜男 审校：关媛 丛培影 《 中国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1/24/c_136921370.htm,（2018年1月24日） ↩ 《 共同利益项目的问与答——基于能源电力互联互通目标》，欧盟委员会资料摘要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7-4708_en.htm（2017年11月24日） ↩ 《 量子可为电信行业带来变革》，欧亚电力互联项目新闻稿，http://www.euroasia-interconnector.com/news-quantum_cable_to_revolutionise_global_telecoms1080/，（2018年2月12日） ↩ 《 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蓝图》，经济学人智库，2016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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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以色列视角 从以色列视角看待习近平思想及其对中东地区影响涉及四个关键领域：全球治理、大国关系、“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谈及这个主题时，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让人不禁联想到古代的犹太教义。在犹太思想和传统中，有一个“Tikkun Olam”的概念，意思是“修复世界”，即改善个体所处的团体、社会以及更大范围的世界。 古代犹太思想与习近平思想之间存在的联系表明，犹太人和中国人之间在哲学和实践层面都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从建国之日起，现代以色列就致力于习近平主席所阐述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以色列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在建国之初就宣布，如果以色列不能依靠自然资源帮助世界，她就要通过创新为全人类做出贡献。以色列一直遵循本·古里安提出的理念，比如，在世界范围内提供拯救生命的血管支架、在全球范围内通用的英特尔旗舰微处理器以及世界各地餐桌上的圣女果等等。 和习近平主席一样，本·古里安总理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国家能够为“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世界自然也不可能将这个国家视为威胁。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思想传递出两个相互关联的理念：第一，减少世界对中国追求“更美好世界”的疑虑；第二，中国特有的方式能够推进共同未来的发展，这对全人类都有益。这些信息本应受到国际社会的热烈欢迎，却经常在接受过程中遭遇犹豫和迟疑。理论上讲，没有国家会对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目标提出异议。一个潜在的误解是不同文化对“更美好的世界”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民主和言论自由是更美好的世界的必需品，也有人认为更美好的世界必须由伊斯兰教法来统治。国际社会上很少有人明白习近平主席是如何准确定义 “更美好的世界”的。 在全球范围内接受习近平主席利他主义言论的另一大挑战是独特的中国式语言表达方式，这并不被全球社会所熟识。有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表示担忧，陌生的语言表达方式可能导致一些人认为习主席演讲所传递的理念并不真诚，只是试图让世界解除戒备，而私下却在秘密行动。 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表达出与国际社会的团结和共同承担责任，国际社会对此却不熟悉。他们不一定明白，中国领导人使用语言作为辩证手段，划定了意识形态界限，与此同时也制定了行动计划。西方领导人则以一种单一维度的方式进行阐述，或者回顾成就和教训，或者表达其行动意图。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频繁和自信地采取行动，中方代表就有责任敏锐地采用全球事务中为人所熟识和接受的沟通与行动方式。如果中国的措辞是为了准确表达中国的想法，那么重要的一点是向西方社会表明，措辞本身并非意在掩饰中国的行动。 相反，中国应传达出其所使用的语言是中国与世界辩证关系的一部分。这种关系由中国对全球政治采取的方式所驱动，其本质上是渴望平权与合作，在依赖和相互依赖之间寻求平衡。换句话说，对中国来说，要推动建立一个共享未来的社会，有利于使世界认识到改变全球政治语言与建立更加紧密联系世界的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此外，国际社会需要了解，语言本身是实现目标进程的一部分，它提供了行动的界限和基础，使辩证法成为发展的必需。 犹太教义指出宇宙是用语言创造的。对犹太人来说，语言是创造，也定义创造。习近平主席首先想要把他表达的语言表达介绍给世界，说话的方式本身就会产生新的想法，这对犹太人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以色列可以理解这种形式的表达和思想能够完全带来新的行动模式。以色列人可以理解，中国的方式并不必然被理解为谋求主导世界或控制全球，而是真正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并以辩证的方式推进，寻求正常化。中国致力于消除贫困、武装冲突以及使全世界人民遭受痛苦的负面因素，并以这种方式实现全球同步，以色列对此表示赞赏。 习近平思想描绘意识形态与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界定出中国的辩证逻辑，不断运动变化是历史进程的主要模式。犹太人认为语言塑造世界，他们看到了用不同形式的叙述和认知揭示世界的智慧。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弥合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沟通分歧的需要很敏感，而语言和表达形式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内塔尼亚胡总理在美国取得空前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精通美国的沟通方式。我有幸受邀参加今年3月举行的AIPAC（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度政策会议，会上有1.8万人聚集一堂讨论以色列及美以关系、全球事务和政策。我和听众中的大多数人坐在一起聆听内塔尼亚胡总理讲话。他懂得如何选择和陈述想法和信息，以实现他的既定目标。这其中包括赢得观众的信任和好感。很少有以色列人在这方面拥有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技巧和特长。他对美国交流方式的把握使他的演讲取得了成功，即使那些不赞同他观点的人也会被感染和打动。因此，认识和处理弥合文化与交流间鸿沟必要性的价值再强调也不为过。 从以色列视角看习近平思想和其对中东的影响，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显示出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卓越潜能。为了发挥出这种潜能，国际社会和中国领导人都需要一个涉及沟通方式和沟通目标的学习过程。 丛培影，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研究系博士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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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思想主张采取新的国际关系。SIGNAL研究以色列对习近平的看法及其对中东的影响，在中东问题的背景下审视习近平思想。习主席呼吁全球大国摒弃“冷战思维和大国外交的过时观念”，摒弃“以友谊取代联盟，合作共赢”的理念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在叙利亚持续7年的危机中，俄罗斯、美国和伊朗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代理人方式介入其中，都体现出激发习近平上述思想的心态和方式。然而，有一个国家似乎采取了与习主席对外交事务的看法相呼应的方法，它就是以色列。 叙利亚危机中，由于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历史反感，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最初采取了“消极旁观者”的态度。然而，随着该地区局势的变化，以色列改变了政策，扮演“好邻居”的角色，为叙利亚人提供医疗服务。虽然以色列边界附近的战争需要军事干预，但考虑到危机的规模，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仍然保持相对平静。以色列的“人道主义外交”鼓励以色列和叙利亚政府和非政府援助组织之间的合作，这符合该地区各方的共同利益。 在本期独特的SIGNAL关注中，SIGNAL长期共事的的叙利亚专家尼尔·鲍姆博士（Nir bom）发表了一篇论文，他熟练概述了以色列处理这种敏感局势的方法。正如习近平思想中，通过“人道主义外交”，倡导相互合作，以色列希望稳定边境，同时促进地区的稳定。2月10日，以色列F16被伊朗民兵击落，此前伊朗曾企图用一架无人侦察机侵入以色列，这篇文章正说明了这种相关性。 基于其在叙利亚的多年实地研究和在叙利亚南部的人道主义跨境项目研究，鲍姆博士探究了以色列的战略动态，以及它在过去7年里的发展历程，指出未来会遇到的众多机遇和挑战。 自叙利亚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提供了一系列的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支持有许多方面，主要是在这一持续和可怕的危机中帮助叙利亚人。这帮助加强了叙利亚南部地区的领土安全。 在伊朗的支持下，阿萨德政权取得了成功，以色列逐渐意识到，在与叙利亚接壤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色列看到在这块它积极推进人道主义工作的领土上，并没有受到伊朗轴心的威胁。事实上，这些地区正在成为安全区域，或者是“影响区域”。2月10日周末发生的事件是伊朗和以色列第一次直接冲突，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一南部地区的政策与旨在将伊朗渗透到叙利亚的更广泛政策高度相关。以色列在处理亲阿萨德轴心和伊朗的影响加强的问题上，南方的政策创造了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新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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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思想和中东–常态化辩证法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是国际舞台上对“常态”的挑战。许多支持特朗普的人认为，“常态”的概念是由强大的精英阶层策划的阴谋。照此思路来看，“常态”是一种有利于精英利益的状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到公共道德，都暗中施行分类对待。这种“常态”压制着“人民的真实意愿”，必须在各方面对其进行斗争。而特朗普的反对者则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有违常理，也有违“正常”的国内和国际政治行为准则。在他们看来，所谓“常态”，就是普遍适用的秩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状态。这是一种“一刀切”的格局，源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种格局下特定群体的具体需求和重点问题被搁置一边，让位于这种全局性视野。这场争论的双方是水火不容的：把“常态”看成抵制的对象，就不能容忍把“常态”看成追求的目标，反之亦然。 习近平思想可以为这种无休止的辩论找到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在于习近平思想坚持构建一种常态化辩证法。习近平之前的中国领导人主要应对的是不断革命的必要性及革命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的逻辑是同敌视共产党革命成就的内部和外部力量作斗争。在这一辩证法中，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人民在运动中形成。习近平思想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发展和不断进步为出发点，提出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保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势头，同时加强思想意识信念以及党的绝对领导。 “常态”的正反两方都坚持“独立自主”，认为这是社会美德的关键。批评精英主义常态的人，认为这种常态就是试图阻碍社会和群体的独立自主价值观。那些支持全球“常态”的人打的是普遍、个人独立自主的名义。然而，习近平思想认为，“常态”是产生于对立统一，是社会各要素之间持续斗争的产物。不断变化的状态才是常态，需要断的指引，在崇高理想和无法否认的实际需要之间寻求出路，这种思想反对把“常态”绝对化。习近平思想的“常态化”辩证法树立了一种独立自主和权威的概念，既考虑社会，又考虑个人，在两者之间建立动态关系，使两者的真实性都建立在不断相互依存的基础上。 圣经和塔木德也认同这种“常态”观。在《摩西五经》的最后一部经书《申命记》中，摩西列出了犹太人所要遵守的战争的规则，这些规则从武装动员到实际战斗不一而足。在战斗开始之前，一位“因战争而生”的特殊祭祀将所有犹太男子召集起来。这位祭祀的职责有两个。一是激励人们，使他们变得勇敢，方法是让他们记得自己是以上帝的名义战斗，而上帝会用胜利来奖赏他们。二是提供免战权。三个群体的战士可以获得免战权：已经结婚但妻子尚未怀孕的人；已经建好房屋但尚未住进去的人，已经栽下葡萄树但尚未收获果实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不用参战？《申命记》中描述的战争是神圣战争。原则上说，不仅所有男子要受命参加战斗，就连女子也有可能被征召。为什么这三个群体的人可以离开战场，只有过了这些时刻之后才参加战斗？这就是犹太人的常态化逻辑。战争是神圣的必需品，体面而稳定的生活也是。集体的幸福不仅取决于战争的胜利，还取决于允许个人过美好、有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包括通过耕种土地、繁衍子女成为社团的有用成员，也包括在饮用葡萄酒、欣赏新房子的手工活时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这种义务和成就的平衡是一种有机的平衡。它和神圣的战争一样神圣（特殊祭祀允许人们享受这些事物。） 中东地区迫切需要常态化的辩证法。在中东的政治格局中，极端主义统治着一端，庸碌无能控制着另一端，而中间立场则在两者之间苦苦挣扎。正常化虽是众人渴求的目标，对中东地区的大多数人而言，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我们可以把正常化看成不断进行的斗争过程，而不是可以通过抽象的协商找到的“神奇”解决方案。这种观念对于中东地区动荡的政治局势而言，是再适合不过了。习近平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看待正常化的一种角度，这种角度不仅非常独特，而且对于生活在中东地区的许多人而言，也是非常熟悉的。 翻译： 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 关媛 河南大学 马丹静
长达一个世纪的恐怖行动
对以色列的煽动和仇恨言论并非始于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的胜利，也不是始于他们随后在犹太和撒马利亚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甚至也不是从1948年以色列独立开始的。据记载，阿拉伯当局在1920年、1929年和1936年曾对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进行过系统的煽动，包括有预谋的血腥暴乱。 1920年，有谣言说犹太人正计划摧毁阿克萨清真寺（一种在当今的巴勒斯坦宣传中仍被提及的说法），因此，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哈吉·阿明·侯赛尼煽动穆斯林暴力反对犹太人，造成数百人死亡。1920年4月，英国托管当局以煽动暴乱为由，对侯赛尼进行审判并定罪。
犹太人定居点演变
犹太人曾在古朱迪亚和撒玛利亚（西岸地区）定居，若将之视为非法或是本质上的“殖民”，就忽略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该地区历史背景和特殊的法律环境。 犹太人在远古时期就在此定居，与这片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是犹太文明的摇篮，这也是国际联盟证实过的。也正是从这里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人的祖先被驱逐离开。， 《日内瓦第四公约》中禁止向已被占有的领土强行转移居民，但这一条款并不针对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旧址上自愿定居。历史上，犹太人以合法方式获得这块土地，但之后的主权国家却以非法方式占领了该区域。国际联盟已将这一区域划归犹太国所有。
摘自《以色列独立宣言》
与所有邻国和睦相处，一直以来都是犹太民族运动努力实现的核心目标。 自1948年以来，历届以色列政府首脑都呼吁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协商解决争议。 以色列希望避免战争，因此长期以来，它都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所有冲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所有战争的起因，都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侵犯与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