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关注39
以色列对习近平思想的看法及其对中东的影响——2018年SIGNAL关注更新 亲爱的朋友和同事们， 作为SIGNAL（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我想在2018年SIGNAL关注第一期对我们的一些重大发展做个总结。我将介绍我们新的研究领域—以色列对习近平思想的看法及其对中东的影响，包括介绍SIGNAL第二届以色列中国政策年会和我们新的研究轨道以及其他重大发展事项。 对SIGNAL来说，2017年是吉利的一年。在我们位于以色列中部中心的新办公室里，SIGNAL将自身具体定位为以色列主要的以行动为导向的智库，推进中国和以色列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发展。这一年，我们参与了内塔尼亚胡总理2017年访华规划及访华行程。我们在“中以关系”、“以色列和‘一带一路’倡议”、“了解中国”等领域继续开展研究。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合作，共同举办了中以美三方研讨会。我们把以色列研究项目扩展到黑龙江、山西和湖北的大学。 但是，让我们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或许是打开“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研究的新思路。作为首个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的以色列智库，我们有幸能为在中国和全球开展的研究提供一种以色列的观点。SIGNAL有幸加入到研究习近平思想的官方研究群体中，这些群体包括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中心。SIGNAL认为有必要向以色列公众、学者、专业人士和政府传达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了解。 2017年10月底，习主席的理论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章，SIGNAL就意识到这一新思想的重要性。因此，从2018年开始，SIGNAL关注将致力于在这条轨道上深入研究四个主要领域——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外交和以色列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我们将探讨以色列如何理解这些领域，以色列能做出什么贡献，以及它们对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及其邻国的影响。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思想，进而帮助以色列更好地了解中国。SIGNAL将研究习近平思想的哪些方面可以适用于以色列和地区事务。我们还将研究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如何与习近平思想中的概念相呼应。我们的研究学者将探索以色列在这四个方面的思考如何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它们向前发展。 例如，习近平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历史中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正如11月18日至19日版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一篇题为《习近平与他的时代》的专题报道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决策者现在面临的挑战不亚于1978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奇迹之后，仍然存在着最顽固的障碍，例如：不合时宜的心态、根深蒂固的体制缺陷和强大的既得利益阶级。以色列能够理解这些挑战，这个犹太国家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一直支持某些社会主义原则，这产生了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以色列许多机构和社会及政府某些部门的思维方式一直受社会主义原则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带来了全面的国家医疗保健计划。但与此同时，以色列的一些机构过于官僚，思想停滞不前，进展有限。SIGNAL将研究以色列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相似之处，思索我们如何从彼此的经验中学习。我们还将确定最佳实践，并致力于制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工作报告中谈到重塑全球机构，以更好地适应中国和中国开展国际关系的风格，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目标。SIGNAL将研究这些变化如何在关系到以色列利益的不同地区起作用。我们还将研究这将如何影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领域所做的工作。在研究这一思想时，我们不能不联系到古老的犹太教义。在犹太人的思想和传统中有修复世界的观念—帮助改善自己所处的社区和社会以及更广阔的世界。在“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SIGNAL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我们的目标是更好地理解它们如何促进中国的发展，如何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SIGNAL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运用中国智慧解决人类面临的考验和磨难。我们的研究重点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发挥犹太人和中国智慧的协同作用。 “共享的未来”研究领域包括实用方面的安全。正如习主席所说，他鼓励“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新思维”(《中国日报》11月18 – 19日)。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不仅适用于中国境内的安全，也适用于“一带一路”，适用于所有在海外旅行或居住的中国人，以及全球所有国家。以色列的洞察力、经验和为一些国家带来安全的专门知识，无疑将有助于思考、研究和制定有关的解决办法。 以色列横跨东方和西方，是最适合研究中国和美国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地方。前者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它得名于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他警告了一种现象，即如果一个衰落的政权与崛起的强国发生冲突，那么灾难性的战争就会爆发。但更微妙的担忧可能是金德尔伯格陷阱，2017年1月9日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辛迪加项目(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的文章，描述的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奈尔将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灾难归咎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同时又没有取代英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角色。奈表示，其结果就是国际体系崩溃，陷入了大萧条、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情况下，恐惧是基于中国过于强大。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忧源于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过于软弱，无法承担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强大领导角色。 SIGNAL以不同方式为这些新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一个关键步骤是发起和共同主持了“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和对以色列战略影响”会议。SIGNAL从中国请来三位知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的“在习近平和中国新时代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和“变革时代的中东和以色列”两个分会。中国社科院的叶海林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黄仁伟教授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杨希雨博士在会上提供了中国视角。 2017年12月26日，会议以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临时代办蔡蔚鸣先生的发言开始，他强调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新时代, 在“以深化和全面的改革促进发展，保持向世界开放”的原则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可以与世界分享成功果实，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新型的具有共同愿景的国际关系。蔡重申了不干涉原则。他说，中国将提供一种公正的方法，目的是找到非武力的政治解决方案。蔡先生提到内塔尼亚胡总理在2017年对中国的“成功访问”，以及此后贸易的增长。他认为，以色列对华出口的强劲增长是“中以全面创新伙伴关系””的有效成果，这也使中国游客赴以色列旅游的人数有了显著增长。 会议期间，中国的专家们向数百名以色列人解释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被推上世界舞台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披上超级大国的外衣?为了更好地向以色列听众解释中国在全球领导力问题上的做法，杨博士指出，在中国的外交辞典中没有“领导力”的说法。他说:“美国人谈论的是领导力和伙伴关系，但伙伴们真的是平等的吗?而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有的是独立和相互依赖关系。” 会议继续以中国的文化视角如何影响其全球方式为主题，谢艾伦教授（Aron Shai）被问及中国是“儒家文明”，这种描述是否恰当?作为以色列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奠基人之一，谢艾伦教授指出：“儒家思想一直存在和发展”，他补充说，中国的观点是复杂的，这提供了一种温和的力量，避免直接的冲突。 理解这种 观点对以色列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以色列知名新闻记者和政治评论员、时事专家奥伦·纳哈里(Oren Nahari)指出以色列仍然是西方的世界观。他举例说，以色列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少，他引用了SIGNAL与西北大学李玮博士共同做的调查项目结果，该项目考察以色列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一带一路”的看法。纳哈里解释说，以色列本科生知道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和英国女王的名字。然而，有多少人知道中国领导人的名字呢? 7%。只有7%的以色列人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同样的调查，在2017年夏天进行，结果显示只有15%的以色列人听说过新丝绸之路。 考虑到新丝绸之路—即更广为人知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发展全球一半的基础设施，有人问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卡内基和平中心的莱维特（Ariel Levite）博士指出，中国正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中国在说我们渴望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并帮助确定游戏规则;看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区别—俄罗斯挑战游戏规则，而中国想要制定规则，然后被它们所约束。黄教授解释说，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他接着澄清说，是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内部问题，我们的能力需要从13亿的人口中体现出来。” 会议焦点从中国的全球图景转移到在这个新时代中国、以色列和中东的地区问题上。我有幸与以色列前驻联合国和英国大使、前以色列外交部部长罗恩·普罗索尔（Ron Prosor），前国防部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吉拉德将军（Major General (ret) Amos Gilad）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海林教授共同登台主持对话。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是什么? ”普罗索尔大使强调了能源的重要性，吉拉德将军指出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文明尊重。叶教授指出，中国希望在中东深化经济发展。他还解释说，中国反对非国家行为，并将与地区伙伴合作，以确保“全球化不会在中东脱轨”。我补充说，以色列在安全和理解穆斯林文化方面的专长，可能有助于中国改善地区稳定的努力。叶教授强调，在这个新时代，地区强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成为稳定因素。 在回应叶教授关于与地区大国合作的评论时，我注意到，以色列的听众都忽略了文化因素。我解释说，中国人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因此这种方法不是西方的。中国对中东的理解是有一定距离的。以色列需要与我们的朋友和同事更紧密地合作，为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近距离接触我们的国家，并亲自获得第一手的经验。总的来说，这次会议成功地扩大了以色列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以及中以关系的讨论。它还奠定了启动新研究领域的基础—以色列对习近平思想的看法及其对中东的潜在影响。 我希望您能加入我们这次新的研究旅程，关注我们SIGNAL关注的内容，为习近平思想这一独特研究领域带来新的见解。 我代表SIGNAL，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友谊、合作和支持。魏凯丽Carice 敬上
SIGNAL关注38
埃兰·扎哈维和中以体育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经济框架，它能够通过经济交往和商业合作拉近各国人民与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架设各国人民交往的桥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理念，这与财政激励同等重要。以色列意识到文化交流与民间交往的提升能为中以两国在科技投资、政府合作与高校合作等有意义的工作奠定基础。 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架构人际之间联系的一个创新领域就是体育。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截止到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总值预计将达到7400亿美元。这一数字非常惊人。体育能增进国际友谊，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这对双边合作尤为重要。中国邀请以色列足球明星埃兰·扎哈维（Eran Zahavi）加入广东足球联赛，打开了中以体育交流的大门。这一创新之举为中以已处于萌芽阶段的全面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又增添了另一个合作领域。 以色列运动员将自身文化规范带入中国：促进深入理解 以色列足球运动员埃兰·扎哈维最近荣膺中超联赛金靴奖与最有价值球员奖（MVP），这遵循了体育外交的悠久传统。体育外交的传统始于中美的“乒乓外交”，这一传统也包括以色列网球明星杜迪·塞拉参加中国公开赛。事实证明，中国体育有效地传达了政治层面的善意，凸显了文化价值观。中国职业体育通过“走出去”，不仅吸引了本国人民，还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带来了大量的金融投资。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是中国体育界最顶级的赛事，该赛事的参赛球队有16支。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职业足球联赛，“中超”吸引了大约5亿观众和一批国际知名巨星。近年来，超级联赛不仅吸引体育界最佳球员的加入，还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超级联赛的成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经济和发展的成绩。通过超级联赛，中国以体育这一通用“语言”与世界沟通，并加入到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传统中来。埃兰·扎哈维就是中国体育外交的先锋。 埃兰·扎哈维传播以色列文化影响加盟“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的第二年，以色列国家足球队的前任队长埃兰·扎哈维就夺得了中超金靴奖并被评为超级联赛的最佳球员。在2017年广州第五次赛季上，扎哈维进球数达到了27球，距离中超单赛季进球纪录只差一球。在拥有众多国际天才的超级联赛里，这位以色列老将展示出犹太人的聪明才智也能在体育领域大放异彩。中国在以色列创新和中东冲突上发挥了其重要影响。而埃兰·扎哈维在获得个人殊荣外，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对以色列的印象。 将中国职业体育雄心与以色列国家的人才技术结合，为双边往来提供了一种新的渠道。职业体育让中国普通的体育爱好者认识了以色列运动员。通过足球这样的大众媒介，以色列能与中国建立亲密融洽的关系。 杜迪·塞拉通过职业网球赛向中国传递赎罪日的神圣性 除了像埃兰∙扎哈维一样赢得MVP和金靴奖这样的最高荣誉以外，在中国还有其他体育形式可以传达重要信息。今年十月，以色列网球运动员杜迪∙塞拉（世界网坛排名第77位）参加了ATP世界巡回赛四分之一决赛，表现出他在文化与国家领域的贡献。美国棒球英雄山迪∙柯法斯和汉克∙葛林伯格选择在犹太人最神圣的日子（赎罪日和犹太新年）不打棒球。和他们一样，杜迪∙塞拉因尊重犹太人的赎罪日，拒绝继续参加2017年ATP深圳公开赛。 据塞拉的哥哥奥弗尔说，“杜迪并不信教，他通常不会在赎罪日时斋戒。而在职业生涯中，他第一次做出了这个艰难决定。这会影响到他的ATP排名，并且让他损失上万美元……没人强迫他退赛。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尊重赎罪日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 通过尊重犹太人的传统，杜迪∙塞拉展出对犹太人和以色列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文化和传统有时会比经济或个人利益更重要。和东方社会一样，犹太教的核心理念强调家庭观、集体关系以及尊重古代传统的结合。杜迪∙塞拉所做出的艰难选择和行动明确反映了犹太和以色列文化中的这些基本要素。 以色列、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重要思想强调了文化纽带在连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随着文化意识的提升和文化交流的增多，中以两国的来往方式更加多元化。运用非传统模式（如体育）进行交流，可以孕育多层次的中以关系。正如埃兰∙扎哈维所带来的影响所展示出的，小国也可以通过非政治媒介吸引众多中国观众，提高这将近五亿观众对文化和民族的兴趣。除了提升中国人对以色列的兴趣外，扎哈维在中国足坛的地位也能让中国人民在各领域与犹太人民接触。 中国体育迷对埃兰·扎哈维的狂热让中国人民用更深层次的角度来审视以色列。随着足球的成功，杜迪∙塞拉的这一举动让中国人民了解到文化和传统如何影响以色列人的思维方式。中以两国社会的相似之处，正如在体育领域表现的那样，可以在技术合作、学术伙伴关系以及可持续经济联系上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文化交流是互相理解的主要途径。职业足球运动证明了这一方式如何在增进中以伙伴关系中发挥作用。 其他资源： http://www.jpost.com/Israel-News/Sports/Israeli-tennis-star-retires-mid-match-in-China-due-to-Yom-Kippur-506346http://www.foxsportsasia.com/football/asian-football/744398/chinese-super-league-mvp-eran-zahavi/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7-07-13/soccer-balls-and-china-s-billions 相关SIGNAL出版物：《惊人的相似：中以历史之深度对比》《认识中国文化及历史如何影响其国际关系：以中国南海为例》《以色列和中国的丝绸之路》 翻译：四川外国语大学中犹文化研究所 蒋昊娟 冯慧审校：关媛终审：北京语言大学 陈影
SIGNAL 关注 37
回顾2017年以色列科技之路 以色列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代名词，这得益于以色列在近70年的现代发展史中政府和民间的有效通力协作。 开国元勋的治国理念、历届政府采取的务实政策和几代人在高科技领域富有远见的多元化思考，为打造这个创新国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府政策、战略思维和行动导向的协同作用下，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一直支持通过创新科技研发和应用，开展可持续发展战略。 SIGNAL 关注 “以色列创新系列”中的前几期告诉我们，政府对高校多层次科学和数学研究的大力扶持，加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以色列人民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渴望，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动态的高科技生态体系。以色列的研发中心，又称“硅溪”（Silicon Wadi，Wadi一词在希伯来语中是小溪谷的意思），已成为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1 回首2017年，以色列众多初创公司业绩斐然，无论是初次上市还是并入跨国企业，都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为政府带来了税收，并继续保证了以色列在国际市场中优越的科技枢纽地位。 作为“以色列创新系列”五章中的最后一部分，本期将把焦点转向当下。对2017年以色列科技部门的销售总额、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和投资总量的评估表明，以色列的政策与实践对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色列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举措，推动了创造性思维和新型方法的发展。以色列国内外的农业科技、工业设计、水资源管理和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所取得成绩，证实了这些举措的价值。 以色列主要的科技新股上市公司、售出和收购所产生的影响表明这个国家早期的创新者和务实策略家的重要性。他们的贡献对塑造以色列的创新技术景观和确保初创公司的后续成功至关重要。此外，在以色列长期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以色列取得的技术成就证实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访华期间与习近平主席建立的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所展现出的价值。 2017年主要技术投资情况：根据以色列风险投资研究中心（IVC）的报告，在2017年第二季度，以色列高端技术吸引了157家公司高达12.6亿美元的投资额，其季度投资额在过去五年里位居第二。2017年上半年，以色列融资总值位居第二，有312家初创公司成功融资。2 科技行业推动着以色列经济的发展，表明了“风险投资资本活动量的增长加强了在我们在上个季度看到的两个平行增长的趋势。一方面，大额交易的数量增长迅猛，每一单交易额超过2000万美元，这促进了更大一轮的融资。同时我们也看到，虽然这类交易的数量有所下降，但第二季度的平均小额融资（少于500万美元）大幅增加。3 以色列科技市场一直都对全球金融波动的调控展现出信心和适应力。 Zysman Aharoni Gayer & Co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Shmulik Zysman表示，除了融资资本全面上涨外，这份报告最令人鼓舞的数字就是，种子企业融资量成功上涨，是上一季度甚至是去年同一季度的两倍。这些数据表明，我们此前的预测——Mobileye 公司被收购，会影响后面季度的融资额，提高融资金额，并再次证明以色列企业的高质量—已经成为现实。以色列高科技产业持续发展，在国外投资者和风险投资方面获得广泛信任。4 2017年，生命科学融资创下新记录，其中第二季度和整个上半年获得的融资额最高。5 6 2017年上半年，以色列新兴的网络安全公司在28轮融资中筹集资金达4.34亿美元。大数据分析部门则在22轮融资中募集到3.55亿美元，比2016年下半年上涨了62%。 案例分析，市场影响和限制因素 2017年对以色列的高科技市场见证了英特尔以150亿美元收购Mobileye，网络安全企业Forescout以1亿美元资本成功上市，7 中国在非动物类肉制品领域投资了3亿美元8 ，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涉及众多产业创新的市场已日趋成熟，所有的参与者都能获得丰厚的双赢利益。在政府的激励措施、公私合作机制和多年取得的研发成就的驱动下，以色列新兴企业在2017年获得了大量投资。融资资本推动了包括人工智能（AI）、大数据、金融科技和健康系统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将以色列的理念带到了世界需求的前沿。 政府津贴、拨款以及与大学研发链接的孵化项目直接推动了创新的发展，这使以色列经济中一些举足轻重的产业，如农业技术、水资源管理和人工智能等从中受益匪浅。9 Mobileye的成功很好地证明了政府的支持能够在全球市场带来切实的效益。政府对孵化器和希伯来大学的科学研究的支持，让Mobileye得以诞生并不断发展，并于2017年创下被英特尔以153亿美元收购的记录。作为此交易的一部分，英特尔公司要向以色列政府缴纳10亿美元的税金，同时它的人工智能汽车研发中心目前也将设在以色列。 10 尽管Mobileye、Forescout和其它初创公司在全球科技界引起了轰动，他们取得了许多成就、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给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但只有8.3％的员工参与到了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中。此外，还有一个严峻的现实：高科技产业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是全国人均收入的两倍以上。 11 为了扩展与高科技领域有关的经济激励范围，以色列政府计划未来10年创新行业的就业人数将达到50万人（比当今的数字翻一番）。这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扩大跨国公司的影响范围——提高其就业供给，扩展其当前研究的科技领域范畴。 鼓励以色列企业的发展—从处于科技发展早期阶段的初创公司发展为拥有完整价值链—包括设计、制作、营销和销售等的公司。 扩大高科技产业的雇佣人员范围，包括女性、阿拉伯人、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45岁以上的资深工程师。此外，推广一系列倡议，如建立新兵训练营等，让从事高科技产业的人群更加多样化。 发展除信息和通信技术（软件、信息处理技术和通信）以外的其他创新产业—重点放在生命科学上。 推动各个产业的创新，尤其要充分利用工业4.0的全球趋势。 还要坚持以色列在研发中的领导地位和以色列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尤其是在重要科技前沿领域中的企业文化。” 12 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以色列数十年发展的成果以色列创新局主任阿哈龙表示：“以色列取得了全球范围的成就：研发投资和创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全球第一；每年新增600家初创公司，超过300家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如英特尔、谷歌、IBM、苹果和华为；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以色列位居第二。以色列的创新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以创造技术附加值为基础，主要依靠初创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但是，以色列的创新生态系统仍旧在探索更高效的运行机制，以利用技术附加值所产生的经济价值。 因此，当今以色列在经济方面的研发活动，尤其是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初创公司，是以色列创造技术价值的基础，而其他国家也能享有由此产生的经济价值。”13 阿哈龙主任承认以色列经济结构的局限性，但中国投资者仍能从充满活力的以色列技术生态系统中获利。通过适当的投资和紧密的学术合作关系，中国业界领导人可以将以色列方案和体制融入到中国现有产业中，以推动这些产业现代化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各个项目的发展。具体来说，以色列初创公司可以在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分析这两个领域为中国研究者和开发者提供新方法和创新方案，以满足中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技术需求。在智能汽车技术领域，以色列当前有450家企业专门研究智能交通，包括自动驾驶、数据通讯、传感技术与控制系统。中国开发者通过与以色列初创公司建立伙伴关系以及从其经历过的磨难中获取经验，可以生产出更好的智能汽车产品，设计出更好的智能汽车应用程序，同时加强中以两国友好关系。 以色列创新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点以色列的创新富有成效，因为它融合了政府政策、大学赞助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项目、“勇气”文化、接受失败的态度、军队和移民的作用，形成独特的体制，从而满足以色列在政治上和策略上的不同需求。 以色列的创新生态系统自建立以来，就一直帮助加强弱势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特点可适用于其他文化的国家，而政府关注与长远规划的结合模式可以被广泛借鉴。同时，以色列各个行业里取得的成就也离不开许多国内忠诚的高技术人才。中国可以吸取以色列创新的成功经验，从而转化为适合自己的模式。而依靠大量高技术劳动力的同时，采取系统的、自上而下的方法来推动创新，这种方式似乎也与中国的政策执行方式相一致。 Translator:黎宇芬 刘全荣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犹文化研究所 审校：SIGNAL中国协调员关媛 、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陈影 其他资源：1) 2017年以色列创新局报告2) GeekTime 2017年上半年以色列创新报告3) IVC 2017年第一季度创新投资报告4) 中国以3亿美元投资“人造肉”技术 相关的SIGNAL出版物：SIGNAL 关注 34SIGNAL 关注 35SIGNAL 关注 36 以色列现有4300家初创公司，其中2900家位于硅溪十英里范围之内，发展密集程度仅次于美国硅谷。 http://www.ivc-online.com/Portals/0/RC/Survey/IVC_Q217%20Capital%20Raising_Survey-Final.pdf 同上 同上 生命科学融资6.22亿美元，创下新高，占总融资额的27%，2016年上半年，生命科学融资4.73亿美元，占总融资额的32%。 http://www.ivc-online.com/Portals/0/RC/Survey/IVC_Q217%20Capital%20Raising_Survey-Final.pdf https://techcrunch.com/2017/10/02/forescout-technologies-unveils-security-ipo-filing/ http://nocamels.com/2017/09/china-investment-israeli-lab-meat-technology/ 2016年以色列创新总局给650家企业的1,115个研发项目拨款,平均每项拨款140万新谢克尔(此外,175名企业家还得到了“Tnufa”计划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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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中的以色列技术 以色列的科技创新已渗透到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无论是我们沟通、养活几十亿人，还是构建对周围世界复杂的视觉和数字化认知的方式，以色列的探索和研发机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常都默默地在提高世界各地无数人的生活质量。以色列在科技方面的突破已经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都带来了益处。从手机芯片制造、农业滴灌技术到卫星创新和生物科学的重大进展，如手术支架和无数新研制的癌症治疗方法，以色列的科技都在参与并且还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因为这些多样化、革命性的创新技术，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往往和科技、工程以及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现代以色列国建立以来，国家就给科技研发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25%。从建国起，政府出台的政策就一直在鼓励和支持科技研究与发展创新。这种对科技创新的注重是受到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西奥多·赫茨尔、大卫·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梅厄等人观点的影响。他们十分重视让以色列通过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方式来推动地区和世界的不断发展。因此，以色列变成了许多国际品牌包括IBM、英特尔和谷歌的研发中心。在这里，以色列的创新观点得以落地成为让全球受益的新成果。从英特尔以150亿美元收购以色列的Mobileye高科技公司,到目前250多个国际研发中心落地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技术中心。 要描述以色列如何一步步成为全球科学、科技和创新中心，我们必须认识到以色列在科技方面的发展已经融入到全世界几十亿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方面，以色列在农业和无人航天航空系统等一系列领域的进步，是一些具有直接和长期价值的技术实例。 赫茨尔的梦想、本·古里安的愿景和果尔达的现实 许多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早就强调过创新的重要性。西奥多·赫茨尔在他一本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古老的新土地》中谈到了以色列对巴基斯坦妥协的事件，指出：“以色列这个国家仅靠水和绿洲就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通过这句壮语，赫茨尔总结出让以色列发展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国家的必要举措：创新性思维和大力的的资源管控。赫茨尔后来还正确预测了犹太国家的水利工程师会成为他们国家的英雄和领头人。 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也认同赫茨尔的看法，他强调以色列的经济和文化进步需要依靠一下三点：能够激励最杰出移民和以色列年轻人的开拓者精神，因为他们面临着国家落后带来的挑战和召回海外人员的责任；那些流散在外犹太人的感受，他们是以色列在古代犹太人故土上实行复兴大业的同盟；以及不断增强以色列的科学和技术的实力，在这方面，以色列还一直在成功实现。 还有一个领域的巨大成功由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领导建设的国家输水工程实现。以色列如今开发的水资源多于使用量，很大一部分都是依靠这些先驱者的战略思想得结果。 以色列还将沙漠变成农业试验田，同时它的政治领导人们也很快认识到创新资本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1958年，以色列时任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右图）创立了一个部门，其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解决水资源、灌溉、农业、教育和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这个部门用希伯来语缩写命名为MASHAV（国际合作中心）。”在先辈们的政策思想的指引下，梅厄总理为以色列的创新带来了新的希望。以色列科技发展的重心并没有仅放在国内市场上，相反，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科学家在面向国际社会创造可用产品和发展可行技术。 现在，MASHAV已触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提供以色列的先进技术支持。不管是从比喻层面上还是从真实层面上，这个犹太国家通过自己最强大的资源—智力资本，与或远或近的国家构建起了“交往的桥梁”。 国际市场上的以色列创新技术 樱桃西红柿在全世界的超市里，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就是圣女果。因为它口感甘甜、产量极高且易于运输，使之成为了全球性的主食。但是，这个品种在20世界70年代前还未如此广泛为大众所熟知。根据麻省理工大学的安娜·韦克斯勒的研究，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圣女果品种是在1973年由希伯来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培育而成的。那个时候，圣女果只是用来在商店展示（主要在英国地区），因为当时的圣女果品种产量低、不利于运输，所以并不能大规模地销售。 在英国零售商玛莎百货接触到希伯来大学的科学家Nahum Keidar教授和Chaim Rabinovitch教授后，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验丰富的育种者 Hazera Genetics带领这个团队，借助 Keidar教授和Rabinovitch教授在增加西红柿产量方面的研究，将团队的工作重心放在使圣女果成为可以为大众广泛食用的作物上。几年后，这个研究团队就培育出一种以小体型闻名的品种—它即使是在室温下放置一周仍能保持形状、口感和果香。并且这个研究团队还将圣女果培育为生长在鱼骨状的藤上面，这样采摘和包装更有效率。（参见上图示例的鱼骨藤） 通过创新（非转基因）农业技术，以色列科学家技术帮助培育了一种风靡全球市场的新食物。通过这个方式，这个不大的犹太国家所做的贡献让无数农民和消费者获益良多。 U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将信息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另一台计算机需要笨重的硬盘、冗杂的传输线以及漫长的时间等待。而快进几年后，传输信息时人所需要做的就只是插入他们的U盘。在短短几分钟内，原来需要传输几个小时的文件就能完成传输且随意访问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只有拇指大小的驱动器完成了以前需要又大又笨重的硬盘才能完成的事情呢？答案在于人们接触到了以色列的发明M-System。1999年，M-System申请了后来发展成为USB闪存驱动器的专利，2000年，IBM公司开始U盘的营销，之后，U盘取代CD变成了数据传输方式的主要工具，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U盘极大的存储容量以及便捷的存储方式。与同等重量的20-30克的软盘相比，U盘能够容纳800-1000倍于软盘所能容纳的数据。 就像许多以色列开发的技术一样，U盘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它所在的领域—它改变了人与计算机界面的交互方式。U盘促成了一种新信息传输的方式，这一方式更有效更简洁。更重要的是，U盘这一产品和其他众多准备上市的产品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技术发展中心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这个犹太国家所创造的发展成果和创新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属性，变成属于全世界的产品，这同时也使得，以色列创意逐渐成为全球共识。 无人机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以色列在无人驾驶飞行器领域的先驱Shabtai Brill指引下率先推动了无人驾驶飞行器（无人机）在国际领域的发展，Shabtai Brill是无人机军事应用战略的第一人。“Shabtai Brill觉得在距离以色列边境只有两英里的地方拍照需要太多太繁琐的准备工作。1969年，Brill在曼哈顿的一家玩具店购买了三个飞机模型，并将它们带回了以色列。然后，他在飞机模型上装了带有计时器的35毫米的相机，相机设定为每十秒拍一张照片。这一设计标志无人侦察机的诞生。Brill飞机模型项目的成功以及以色列对有价值才能的渴望，最终驱使政府为无人机技术发展提供了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起初，以色列的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军事方面，而后迅速衍生出了很多民用功能，如应用于农业以及国内安保方面。以色列的工程师通过军事机构开发无人机时，为其设计了多任务工作平台。设计人员搭建的无人机在搭载大量的传感器的同时还能装载许多军事和非军事的有效载荷。” 在以色列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由军方主导的研究和发展项目会带来很大的民用红利。以无人机为例，强大的军事支持和以色列地理位置的战术需求使以色列成为全球无人机行业的领路人。实际上，这意味着由于以色列对国防建设的长期投资，以色列生产的无人机能够在安全方面和农业方面提供低价以及拥有大数据技术支持的解决方案。 以色列的创新技术充当中以关系的驱动者： 通过在农业、计算机、通信等多个领域的贡献，以色列在技术发展的万神殿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以色列凭借政府扶持、国人的聪明才智以及极具竞争性的国际市场创造的新技术改变了系统运作以及数据处理的方式。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以以色列众多科技成果为背景，明确将以色列的技术动力与中国繁多的项目和资本相结合的目标。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银行的金融数据处理分析显示，以色列的技术专家可以在提高中国大陆的农业产量方面达到两国双赢的效果。 将以色列的技术提供给非洲解决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给雅典解决端口安全问题，同时也提供给欧洲改善数据管理方式。这种创新全面的伙伴关系为输送以色列技术提供了快车道，同时也增强了以色列技术创新在“一带一路”倡议范围内的影响力。以色列在农业、数据管理和设备驱动平台制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技术一定能够帮助中国实现其既定的政治目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以色列的创新技术能够提高农业产量、简化数据交互界面以及降低恐怖主义网络的风险，同时还能将拉近东西方人民的距离。中国与以色列的理念相结合，利用这个犹太国家现有的和正在发展的技术和方法，中国将建立更广阔的地区和谐局面，同时扩大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 翻译：郑慧 关媛
SIGNAL关注35
每个新时代的创新—以色列政府如何通过建立创新中心将沙漠之国变为创业之国 以色列由人民军队创建，这为以色列国家和军事发展不断整合打下了基础。 建立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参与。以色列政府和人民通过在历史中共同经历的苦难和在不断的冲突中磨练出这种伙伴关系，产生了对抗逆境所必要的韧性，转换了有利于自身的战略。其原因在于以色列一直受到邻国的生存威胁。但是，克服困难只是建立创新国家的要素之一。如果没有政府的构想和灵活的政策，以色列不可能让沙漠开花。不论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们的艰难建国过程，还是犹太国家一以贯之的政策，以色列一直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高科技创新。最终，年轻的以色列已经成功改革了农业生产方式，建立了国内的用水安全体系，开发出解决无数全球性问题的技术方案。 回顾以色列政府在推动国内创新中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创建发达高科技产业的催化剂。反过来，创新型政策也有利于改善以色列政治和地缘战略地位。将一定比例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向研发，规划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和以色列创新局，都在促进创业生态系统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播种：创新、犹太复国主义和生存以色列目前技术上成就的基础受到西奥多·赫茨尔(下图)前瞻性的描述和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的战略思想所启发的，还有对不公正社会制度的公开反对。早期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宣称“如果你愿意去实现，那就不是梦”，向人们传输一种理想主义，即决心和纯粹的意志会改变现实。赫茨尔强调：“当下，犹太人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是麻木不仁，甘受欺凌与贫穷之苦。第二条是反抗,公然敌视不公的社会体制。我们选择第三条。我们希望推动文明进步、向外扩展福祉、为各族交流提供便利以及实现未来社会正义。” 其实，赫茨尔的观点以及以色列人的经历体现了理想主义的本质内涵。对于刚刚成立的犹太国家而言，理想主义是克服面前重重困难的唯一动力。以色列人需要做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同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被投入到研发中。创新和乐观主义确实为以色列的新生开了好头。为了建立可持续的经济体制，以色列政府制定政策、提出倡议和方法，彻底改写了以色列的历史，将以色列从失败者转变成20世纪和21世纪当之无愧的全球高科技赢家。 实用主义政策建国初期以来，以色列致力于营造创造性思维氛围（详见之前《关注》的以色列创新故事系列）。通过建立机构和完善立法，以色列将创新方法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在适应发展过程中，政府“意识到出口不断增长，要求以色列的工业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且政府对发展民用工业也很感兴趣，考虑到军用研发已经取得一定成功，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让他的老朋友卡特查尔斯基·卡特兹尔（Ephraim Katchalski Katzir）教授任民用工业研发特别委员会的领导，由政府出资建设。这位教授在军备发展局（RAFAEL，Author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maments）创建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艰难条件下，创新的种子在犹太国家生根发芽。政府对军备发展局的支持表明，政府在积极推动军用与民用各方面的研发。 以色列政府敏锐察觉形势变化，并相应地对政策做出灵活调整，促进了以色列开启民用工业研发的新时代。1968年，政府委员会建议通过工商部设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是以色列的创新资源库，是推动高科技进步和科技投资的官方组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简称首科办）给私营企业开展的商业研发项目提供政府补贴。在创建首科办之前，以色列政府通过国家研发实验室、学术研发中心和重要的国防和农业研发中心来支持企业发展。随着以色列的法律政策更加贴近实际，工业研发得以迅速发展。 “从1969年到1987年，以色列的工业研发经费每年增长14％，高科技产品出口额从1987年的仅4.22亿美元增长到1987年的33.16亿美元。 以色列生态系统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以色列的研发政策催生了以色列高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这些政策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每个时期的研发政策都对建立以色列的创新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 1963年：愿景，精神和生存之战。 工业在以色列建国和国家安全策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总理大卫·本·古里安领导下的国防部在外交关系和发展本国工业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3 – 1967年 经济实用主义前景。工业在以色列经济中也发挥了作用。 1967年- 1985年 六日战争禁运结束了以色列自给自足的经济。 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以色列工业确立了双重目标—安全和经济。工业的快速发展严重依赖出口。因为战争，以色列国防军声望大增，全球对以色列产品需求也大幅增加。达到目标、必要性、潜力和组织能力，在国防部内部设立了负责出口武器和技术的机构，促进国防出口。同时，工业私有化开始发展。 1985年到现在：一开始，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商业行为模式的发展和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放弃自给自足的自由资源，在世界市场上采用创新和竞争的方法，增加了出口潜力。从90年代初开始，全球军备市场的复苏带动了色列国防出口的蓬勃发展。 实现工业的经济效益成为一个目标，而出口是实现效益增长的唯一手段。 两个理由保留下来：盈利的国防工业有利于市场发展，并保障了国防军的优势地位。 这一时期工业私有化继续发展。 以色列政府政策促进创新以色列人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恶劣的环境，这就是有名的以色列精神。这一点从以色列政府不同阶段的创新发展政策中可以看出。通过采用不同的现实手段来促进国内研发和以色列的科技价值，展示出以色列能敏锐察觉到当前问题并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 1947年到1963年是以色列的制度建设阶段。这一时期滴灌技术是国家长期稳定的基石。1958年以色列通过了高等教育法，1960年建立了首个海水淡化工厂，这些是以色列早期发展的标志性成就。政府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采取的行动最终促进了以色列后来的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了解有关此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IGNAL关注34——《本-古里安的以色列创新与科学发展愿景：哲学与政策：中国和“一带一路”的以色列案例研究》） 在以色列发展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时期（从1963年至1985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转型。 面对扩大的国家领土（以色列1967年六日战争胜利的结果）和区域动荡引发的环境危机和农业危机，以色列政府通过促进国内创新的政策和方案，巧妙地处理这些过渡时期出现的问题。以色列按照全球市场的需求进行国内生产，它与美国(通过美国-以色列工业研究和开发基金会BIRD) 和欧盟建立重要的国际伙伴关系，促进学术、科学和军事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合作。 从1985年至今是以色列技术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以色列已经制定出了一个多样、全面的政策—一个不断适应正在改变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政策(更多有关以色列在全球市场方面上的创新，请参看SIGNAL关注37)。1985年以色列颁发了“鼓励产业研发条例”(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Industrial R&D，缩写LEIRD),推动了这一重要时期以色列的创新发展。从那时起，这一条例成为以色列国内立法的核心内容，政府制定有关工业研发的政策都以该条例作为参考。该条例的目标明确，即发展以科学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促进就业并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该项条例的目标，政府颁布法律，为扩大和利用以色列的技术和科学基础设施提供保障，任用高科技人才。从“铁幕”落下前到智能汽车和大数据的兴起这段时间，以色列政府制定了非常多实用的办法和条例，确保以色列创新生态体系的发展。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在促进投资、研发和将初创公司推入以色列市场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自1974年成立以来，首科办一直是以色列政府与创业生态圈之间的重要枢纽，“为老牌的公司提供50%的研发经费，为新成立的公司提供66%的研发经费”7。首科办运作了一些项目，如“磁铁”项目，“鼓励由技术孵化器以及双边和多边国际研发合作主导的具有竞争力的研究”8。进一步强调政府支持在经济驱动多元化方面的价值，最近的研究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政府资助的研发成果比私人资助的研发成果更有收益，产生的利润也多得多。”首科办和其背后政府提供的资金为以色列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降低了投资风险，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全球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 国际合作：工业研究与开发基金会和全球市场前景美国-以色列工业研究和开发基金会（BIRD）成立于1977年，“旨在促进两国（私营部门）的合作，支持有利于两国共同利益的非国防和工业研究和发展。”1975年，BIRD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支持下获得批准，旨在促进以色列和美国的之间的金融合作。“BIRD基金会只资助在以色列研发，在美国上市的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在以色列开设研究和发展子公司时，BIRD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支持创新，成果显著“每年以色列在研发上投入110亿美元，其中超过90%的资金通过合资企业流向高科技产业。以色列与其他国家在技术研究领域不仅竞争，还会进行合作，以色列已与16个国家共同投资项目。”12以色列政府提供长久基金和政策支持，在众多高科技重点产业中降低创新风险，增强国内市场活力。 “政府资助研发比私人资助的取得的成果更加显著，所获盈利也更多，”这一点表明建立犹太国家强硬政策的有效性。原因可能在于首科办“挑选赢家”的能力，或者说申请资助的过程可能会迫使公司自行选择项目，使用更有组织性的预评估和计划技术。 十九大和全面创新伙伴关系在十九大上，中国宣布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时代将由军民合作推动创新进程。在以色列这种合作一直是创新发展的核心。通过政府政策的融合，克服多方面困难的纯粹意志，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高科技强国。在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路上，以色列出口创新方案解决了众多全球危机，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赞誉。最近全球创新指数数据显示，以色列是北非和西亚唯一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前十的国家。（商业成熟度排名第五，上升一名；知识和技术输出排名第五，上升三名）；以色列在科研和风险投资交易方面位居首位，信息通讯技术服务出口排名第一，研究和开发排名第二。以色列在几乎所有的创新中心中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最近宣布与以色列的关系为全面创新伙伴关系就不足为奇了。考虑到以色列在科学和研发方面的专长，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寻求实现小康的国家，都应该促进与以色列的双边合作，并将以色列的技术解决方案整合到解决国内问题上，其中包括从农业管理到安全评估和大数据分析。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秦金琦、王伟、冀辉 审校：SIGNAL关媛、北京语言大学 陈影 其他参考资源：1)http://mfa.gov.il/mfa/innovativeisrael/economy/pages/israel-climbs-to-the-17th-spot-in-the-un-innovation-ranking.aspx2)http://www.tau.ac.il/~manuel/pdfs/R&D%20Policy%20Israel.pdf3)http://www.cija.ca/israeli-innovation-success/4)https://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 中以交流学会已出版有：1) SIGNAL 关注 […]
SIGNAL关注34
本-古里安的以色列创新与科学发展愿景：哲学与政策-中国和“一带一路”的以色列案例研究 在以色列刚开始建国的时候，创始人之一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就把这个刚起步的犹太国家塑造成了无尽科技创新的源头，并造福于中东地区和整个世界。早在本古里安成为首任以色列总理之前，他就坚定地推行建国前的可持续发展策略，致力于国内的工农业发展。由于自然资源匮乏，以色列不能依靠能源和矿物资源，其土地荒凉，多为贫瘠的不毛之地。在本-古里安的设想中，以色列将是由独创性驱动，并拥有克服逆境能力的一个国家，通过对周边国家做出宝贵贡献以证明其在世界各国中的恰当位置。 要理解以色列如何成为今天的高科技强国，就必须看到本古里安的远见卓识和纯粹意志。仔细审视与以色列当前创新策略有关的本-古里安的早期规划和政策，可以看出其自上而下、且富有活力的政府手段如何能够推进所有行业的整体创新力。 本古里安所设想的维护以色列犹太民族生机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建国前的准政府机构重视科研研发和军事技术进步，再加上早期开拓者的坚持不懈，为现代以色列成为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早期以色列对创新重要性理解的政策、计划和哲学信条，通常来自于本古里安的个人指令。本古里安通过他在犹太总工会、犹太代办处和以色列建国后三十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作用，确定了以色列科技研发的形式和发展方向。通过本-古里安的积极努力，以色列不断克服地缘战略、经济和技术障碍，成为了当今世界技术最先进的创新创业中心之一。 大卫·本古里安：创新与农业把梦想变成现实本-古里安正确评估了以色列得以生存的唯一出路是利用其聪明才智来克服资源缺陷。1955年，宣布建国七年后，本古里安敏锐地指出： “在我们这一代，也许正在发生人类所知晓的最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包括人类控制自然力量、原子力量、征服太空，揭晓宇宙奥秘。我们不能与其他国家在国力、财富、规模或材料方面相提并论，但我们在知识和道德方面则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国家。 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我们必须进行科学研究，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都要达到最高峰，这并不是某个个体的特权，而是所有人民的权利，是创造者、土地建设的权利，科学应该应用于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来的经济和文化领域，用于推进农业、工业、建筑、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这是充斥着痛苦、悲伤和勇气的犹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独一无二的最大遗产。我们所应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全身心地以加强安全、扩大经济发展、教育后世子孙和吸纳移民为目的，并以结论、原则、基础与应用科学的至上性以及最先进和复杂的技术为基础。 本古里安认为，为了生存，以色列必须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创造一种创新型的经济。虽然现代战略思想家可能认为这是21世纪发展的一部分，但可以说本-古里安早在20世纪初就为此播下了种子。面对建国初期严峻的环境，这位新伊休夫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了创新和创造性思维在民族生存，以及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和繁荣方面的重要性。从1935年到1948年， 本古里安担任劳工总联合会总书记期间，一直积极制定政策、灌输哲学信念并设立全国性机构，对以色列在工业和科学生产以及国内农业产能方面的未来发展和性质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1年，本古里安确定了工业与国家生存能力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生存离不开工业和高端技术能力。每个行业对我们的安全需求来说都至关重要，而这一点对于某些我们正在建立和扩大的基础行业来说尤为重要。工业为个体经营者、公司、合作社和基布兹集体农庄提供了宽广的发展空间，但在安全方面要求国家在基础行业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无论有无民间资本参与，政府都必须大力发展某些特殊工业，因为它们在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多样化和国家支持的经济生态系统，以色列将很快失去基本的安全保障，导致其在多条战线上易受攻击。本-古里安在思考如何能够实实在在地带动以色列产业发展时意识到：“治国理政与科学相结合…指引我们维护主权和国土安全；聚集流亡者、建设家园、确保人民和未来的和平。因为这些事情不仅需要政治和经济上的努力，同样也需要精神和科学上的征服。” 将哲学信条转变为务实的政策、创新和科学研究已成为以色列发展的基石。对于像水安全这样的核心战略问题，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采取了一种非常超前的思维方式，例如通过国家输水项目来促进研发。“1951年，本古里安决定开始铺设国家输水系统，这一决定基于两个主要愿望:一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国家和社会，二是希望把人口分散到全国各地，包括内盖夫沙漠。国家输水项目从1953年开始，到1964年结束，耗资4.2亿以色列里拉(相当于当时的1.2亿美元)， 4000多名工人(当时以色列总人口250 – 300万人)参与其中。通过创造性思维和长远构想，本-古里安带领以色列在之后的几年里走上了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然而，在人口和农业需求不断增加的压力下，仅仅依靠保护水资源并不能维持以色列的生存。1955年，本古里安公开表示：‘以色列需要研究海水淡化技术，要大规模运用太阳能，有效利用雨水，并最大化风力发电功率。’ 本-古里安的愿景已经由以色列技术变为现实，这也让以色列在水资源管理和与水有关的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在了解到需要新的水管理创新性方法后，本古里安成为这一事业的早期支持者。 一位以色列专家说：他(本古里安)是意识到水资源短缺及其对地缘政治局势影响的第一人。”这位专家还说，“本-古里安明白我们难以承受依靠我们邻国的代价，所以他认为我们需要用水坝收集雨水来满足部分用水需求，剩下的部分可以通过淡化海水来满足。”事实上，本古里安下令组建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来解决水问题，委员会由水厂和电力公司代表以及美国电力公司董事长组成。首个海水淡化厂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建立。 创新的本质是变革的催化剂 “从1948年到1973年，以色列经历了连续快速发展，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 GDP自独立后增长了十倍。这一非凡的经济成就甚至是在国家由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工党领导下严格坚持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实现的。”,在大规模吸收移民和不断存在安全威胁的情况下, 为了延续经济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以色列及其以本-古里安为核心的早期领导人提出了新的理念， 1949年3月8日，在被称为“本古里安基本指导方针”的演说中，他概述了这一理念。在评论以色列未来发展的核心原则时，他确定了三个关键因素：一是流散海外的犹太人的支持很重要；二是要利用科学技术实现国家和经济发展目标；第三个关键性因素是激荡于年轻人心中的创造性和开拓性力量。 1958年，本古里安在帮助成立高等教育理事会时，再次将政策付诸实施，建立起一个涵盖全面的组织来实施课程设置和教育标准，让以色列得以推进有利于形成创新思维和解决日常问题的创新性方法的课程。同样，本古里安也意识到：“这个犹太国家若想大规模开发土地或吸纳大量移民，就必须把科技融入生活，如果科学和技术的最高成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农业和工业的基础….. 为“沙漠之国”到“创新之国”打下基础以色列因其先进的政策、深刻的哲学以及早期创始人尤其是本古里安的长远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当今的创新主导型国家。本古里安以其远见卓识，早在建国前就建立了为日后推进科技研发的重要机构。宣布建国伊始，在本古里安领导下的以色列就推动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培养兴趣的教育政策。为了最有效地利用受过教育的知识人才，以色列要求军队具有创新性思维，期待青年人中的多数能被培养为创新思想家和实用技术人才。在打造大学—政府在科学领域的合作方面，本古里安鼓励国有资产确保以色列将来有新的战略资本。 以色列政府通过设立经济部、创新局和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确保大学层次的创新能够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还能进军全球市场。所有部门的设立都有明确的目标，即鼓励风险和产品开发以及用创新方法解决全球问题。以色列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激发国民的独特技能组合，从而克服地理和政治的现实局限性，成为“创业的国度”。 大卫·本古里安有远见的创新思想在于：了解如何构建适合的社会环境，建立各级政府支持的科技研发自主维系体系。当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在形成各自国家的创新发展愿景时将目光投向以色列，本古里安的重要经验或许可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国内创新和各级政府支持的研发推动自我可持续和国内生产的发展。 以色列创新系列接下来几周，SIGNAL关注将用以下五个系列文章分析以色列创新文化以及“创业的国度”的驱动因素： 1）本-古里安的犹太国家创新与科学发展观：哲学与政策2）全球市场中的以色列技术3）以色列政府促进创新的政策4）以色列高科技先锋：Reuven Ulmansky简介5）2017年以色列技术创新年终回顾 本系列旨在通过描述以色列建国后70年的发展，阐明在促进以色列在科技创新的核心因素。同时我们也会介绍那些帮助建立以色列经济中的研发文化的重要人物。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高新、王尹、常慧、 审校：关媛 编辑：杨阳（上海外国语大学） 其他资源：1)http://www.zionistarchives.org.il/en/Pages/Hamovill.aspx2)https://ipc.mit.ed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04-006.pdf3)Mapp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he State of Israel4)http://embassies.gov.il/MFA/AboutIsrael/state/Pages/David%20Ben-Gurion.aspx5)http://www.al-monitor.com/pulse/iw/business/2012/06/desalination-facilities-in-israe.html#ixzz4rEj5szHz 以色列和“一带一路”倡议SIGNAL 关注32SIGNAL 关注27SIGNAL 关注19
从非洲到中国-以色列如何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缺水问题？
以色列北部埃什科尔（Eshkol）水过滤厂的一名工人在作业。摩西 沙伊/摄1898年11月，西奥多•赫茨尔安排了一次与德国国王威廉二世的会面，他想寻求德国的帮助，在以色列之地创建一个犹太国家。谈话中，国王称赞了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们所作的努力，并告诉赫茨尔，“水和遮荫的树”比什么都重要，它们能重塑你们的辉煌。四年后，赫尔兹创作了一部政治小说《古老的新土地》（“Altneuland”），其中的主角在提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居住地时说：“这个国家只有拥有水和树木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该书里另一个角色还预言，水利工程师将成为犹太人国土上的英雄。 乌托邦式的小说总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向往，而《古老的新土地》正是这样的小说。所以早在建国前，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他们排干沼泽，钻井并开发灌溉系统，充分利用了有限的水资源。到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已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地下管道系统，可以将水从水资源相对充足的北部地区输送到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地区。以色列工程师还发明了滴灌系统，在节约用水的同时也提高了农作物产量。随后，以色列又开创了海水淡化技术。科学技术的进步结合有效的管理，现在的以色列已经不担心缺水问题了。事实上，它还向西岸地区、加沙和约旦提供了大量的水资源，同时每年还会出口数十亿美元的辣椒、西红柿、瓜类和其他耗水型作物。 以色列北部埃什科尔（Eshkol）水过滤厂的一名工人在作业。摩西 沙伊/摄 赫尔兹在《古老的新土地》中也构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建立犹太国后，书中的主角说，犹太人需要去援助非洲受苦的人民，只有“犹太人才能深切的感受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理解他们所有的恐惧所在”。以色列的建国者们将这点牢记于心。1958年，当时的以色列外交部长果尔达 •梅厄设立了一个部门，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解决水资源、灌溉、农业、教育和妇女地位等问题。该部门的名称简译为国际合作中心，希伯来语缩写为Mashav。 早期国际合作中心受到了非洲各国以及亚洲和南美洲国家的热烈欢迎。1969年，梅厄担任以色列总理，她非常关注并力保非洲的项目能继续得到所需的支持。但1973年爆发了赎罪日战争，在战争和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的影响下，所有撒哈拉以南国家都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并驱逐了国际合作中心的专家。耶胡达•阿夫纳（Yehuda Avner）在《总理》一书中写道，“非洲的项目对梅尔而言就如弥赛亚一般”，所以项目的突然终止给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这更是曾经受益于这个计划的非洲人的不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些非洲国家表达了想修复与以色列关系的愿望。1989年，埃塞俄比亚与以色列重归于好，1993年，第一个奥斯陆协议签订以后，剩下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也与以色列重归友好。现如今，以色列为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专家进行水资源管理、灌溉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培训，而这些国家中，有29个是非洲国家。 而且，现在不是只有以色列政府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创新性的水利技术。例如，三十岁的小个子女人斯万.雅瑞（Sivan Yaari），她的非政府组织利用太阳能和以色列的创新技术，为非洲住在偏远村庄的人们带去了干净的水和电。雅瑞出生于以色列，在法国长大，在美国读的书。在联合国工作时，她在塞内加尔的偏远地带度过了一个夏天。在那里，村民们没有钱购买水泵运转所需要的燃料，所以抽水的水泵不是坏掉了就是废弃了。“最后，他们在好几公里以外的地方钻井”，雅瑞说道,“这样他们才能得到一些脏水，然后带回到他们的村庄里”。 她对此的解决办法就是非洲创新组织（缩写为i:A)，这个组织不仅为他们安装了水泵，还利用太阳能为电灯和医疗诊所冷藏疫苗的冰箱供电。现在，该组织在七个非洲国家运行水利项目，雅瑞计划让这个范围进一步扩大。“结果表明”，她说，“非洲有非常多的地下水。只需要弄清楚这些地下水分布在哪里就好了。非洲水资源援助工程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这些专业的援助人员离开，这个系统就会陷入瘫痪，村民们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非洲创新组织已经研发出一个防损、防破坏、防盗的新系统，并且能够在以色列远程操控。其原理也非常简单：一旦确定了地下水的位置，一辆租用的柴油钻井机就会被带到现场开始工作，然后将水泵置于矿井之中，将型号适中的太阳能管道安装并连接好，水就能抽出来并储存在旁边的水塔里。最后，重力作用会将这些水传送到村里的每家每户。此外，这条水线与一个安装在太阳能板旁边的灌溉系统相连，方便村民们的种植和丰收。 在几千英里之外的特拉维夫市，非洲创新组织的技术主管梅尔•亚科比（Meir Yaacoby）开发出了一种新设备，在办公室里就可以监控并管理非洲的各个供水系统。由于当地无线设备普及（用雅瑞的话说就是“他们可能没有鞋穿，但成年人都有手机”），亚科比可以与当地保持频繁的沟通，不断更新关键信息，包括水塔里的水量以及设备可能存在的问题。他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当地的实时天气状况。如果气温要大幅上升或者遇到多云天气，亚科比可以往水塔里多抽水作为预防措施；如果要降雨，他可以停止抽水，重新开始滴灌，按照特定植物在其生长周期里的特定阶段所需水量进行灌溉。如果系统出现了任何机械故障，亚科比几分钟内就可知晓，并能够迅速将具体的修理方案发送给当地的工程师。系统的每个部分都可实现自动化和精确化管理。 这些滴灌系统还产生了其他意想不到的效果。雅瑞举了乌干达一个农村的案例。在这个村子里，滴灌系统不仅帮助村民们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让他们有了可以到市场上出售的余粮。雅里说：“有了收入，他们买来了许多鸡，办起了饲养场。此外，滴灌系统为当地提供水源后，孩子们再也不用喝罐里的脏水，还能够洗澡。这也保障了他们的健康，之前很多孩子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而生病。”还有其它一些好处：“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儿们，以前她们每天走二三个小时的路去取水，取回水后都筋疲力尽，浑身脏兮兮的。现在，有了水泵供水，他们可以安心上学了。” 国际合作中心（Mashav）的人道主义精神在2015年得以发扬光大，给全世界贫困地区和缺水的人们带来希望。而以色列也已经运用其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经验技术开拓商业市场，改善其孤立的外交环境。迄今为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向以色列表明意愿，欢迎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及相关援助以解决缺水问题，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尽管中国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也一直被缺水问题所困扰。在许多农村地区，用水方式粗放落后，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供水设施陈旧，且超负荷运行，导致大量漏水；污水也得不到妥善处理；环保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导致许多淡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一直拒绝以色列的建交提议，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才同意以色列的水利工程师们来华秘密调查位于广西-中国南部省份的集体农田。工程师们建议中方采用滴灌技术，并种植更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的以色列稻种。中方虽然同意了，但要求引进的设备和种子包装上不能有任何暗示其来源于以色列的标志。三年后，一批以色列水文学家和地质学家又一次秘密地应邀为戈壁沙漠南部半干旱的武威市制定灌溉计划。后来，慢慢意识到以色列对中方的帮助，中国提议以色列可以向北京派遣一位灌溉和水资源利用专家，作为回报，中国将派遣一名旅游专家去以色列。 从这些高度谨慎的合作开始，中国和以色列于1992年正式建交。20年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抵达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时，水资源管理问题仍然是他们讨论的热点，但现在这已是公开的话题。内塔尼亚胡提议创建一个试点项目，即以色列的一个企业可以帮助中国某个小城市重建整个水利基础设施。于是李克强总理指定了一位部长协助挑选试点城市。一年多以后，中以联合委员会宣布寿光市为试点城市。寿光市虽有100多万人口，但以中国的标准衡量，仍是个小城市。 以色列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想操之过急，不过，如果这个项目完成得好，我们将有机会帮助重建中国所有城市的水利系统。”不管对中国共产党国内行为或全球目标的看法如何，对以色列来说，和中国合作能给他们的此类企业带来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更不用说这样的合作还能显著改善数百万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这符合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念。 本文改编自赛斯•M•西格尔（Seth M. Siegel）的 《让全世界都有水：以色列解决世界水资源短缺的方法》。该书由托马斯•邓恩出版社/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作者版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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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o-Kuangchi首席执行官多利安·巴拉克《SIGNAL关注》访谈录 以色列正在用各种方式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愿景的实现和政策的实施。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进行合作的关键途径是与以色列银行业和私人投资领域领导人接触。他们为中以关系带来大量的国内外经验，并通过筛选和加快对以色列的技术收购，加强中国的技术基础。其中一位领导人便是多利安·巴拉克（Dorian Barak），他是Indigo – Kuangchi的首席执行官、SIGNAL学术和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很高兴能在《SIGNAL关注》系列中收录本次对巴拉克先生的访谈。在本次采访中，他分享了多年来的商业经验。 SIGNAL: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和职业背景。 DORIAN BARAK: 我是一名律师，也是在商业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商人。我曾在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专业为历史、国际关系和经济。 SIGNAL: 您当时在以色列最大的银行Hapoalim银行工作，您是如何成为当时唯一在银行业从事国际并购的人士的？ DORIAN BARAK:在华尔街工作多年后，我决定搬到以色列，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的意思是，以色列是个令人兴奋的地方，它位于三大洲的交汇处，这里有非常强大的人力资本，包括许多家乡并不在以色列的人。因此，以色列成为了一个商业中心，一个为周边许多不同国家提供服务的供应商，这就让以色列成为了独立的技术中心。 每星期天的晚上,如果你去本古里安机场,你会看到许多——数以百计——以色列人飞往非洲、欧洲、亚洲，他们在那边待一周的时间，周末再回到这里,然后周日再次出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如果你想在非洲、摩尔多瓦或缅甸做任何事情，只要打听一下就会知道，以色列肯定有人已经做了这件事。以色列版图不大、人口少但却是开放的社会，所以很容易找到任何人。 SIGNAL:那以色列一定有很棒的人际关系网！ DORIAN BARAK:是的，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很棒的人际网，这很了不起。过去几年里，我决定把生意重点放在蓬勃发展的以色列-中国贸易现象上。我说现象，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现象。以色列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中国也可以为以色列提供非常独特的东西。因此，两国之间的贸易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复杂因素，中以贸易可能很早就发展起来了。 SIGNAL:因此，在这一点上，你能详细说明一下吗?以色列能向中国提供什么，中国又能向以色列提供什么呢? DORIAN BARAK:如果你分别问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20名中国工程师:“你在开发什么?”他们会给你同样的答案。如果你选择来自以色列一个公司的20名工程师，你问他们:“你在开发什么?”每个人都会给你不同的答案，当你问他们“谁是负责人?”每个人都会指向不同的方向。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色列人没有明显的等级制度。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大型跨国公司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以色列人很容易创新。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而且我认为，我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像以色列人那样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到创新。跳出条条框框去思考，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尝试创新，挑战假设。这些都是典型的犹太人特点，也是典型的以色列特色。 另一方面，中国在其他方面表现出色。中国擅长批量生产、分销、组织物流，更重要的是，擅长扩大规模。将这两种不同的能力结合起来，就是非常了不起的组合。 以色列也不同于其他地方，中国团体对这些地方的市场和发展感兴趣，因为以色列与中国相比没有竞争力。这里并没有国内市场。因此，如果你在寻找某种技术，而你正在考虑一家以色列公司和一家美国公司，你的美国公司股东总是会说:“嗯。我不确定要用这些中国人。我们可以自己开发这种技术，”或者“嗯。我不确定要打入中国市场。国内市场足够我们做了。”这些都不会发生在以色列身上。韩国和日本的投资者和公司会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因为在工业和技术方面中国确实有竞争力。 而我们以色列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让中国进入、参与并成为以色列市场的一部分，我们完全没有问题。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市场，一种发展事物的方式，关乎生产技能，也关系到找到这种平衡和资产得合作方式。 SIGNAL:您个人是如何参与到中以关系和贸易中来的? DORIAN BARAK:很有意思的是，我当时正在向中国企业推销非洲的业务，后来在中国的业务越来越多，最后我对中国市场着迷起来。我爱这个市场，我爱中国，我是一个亲华派，如果有这个词的话。我认为中国文明有其独特之处。我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民有一种亲近感，我也对中国文明有一种亲切感。 一个拥有4000年历史的文明有其强大的力量，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地理、语言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去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可以追溯自己文化的根源，这是很神奇的。这种文化根源、文学根源和地理根源，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多少国家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中国人与以色列人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很难说这种相似性对两国关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我认为，在以色列和中国，人们都有一种共同的骄傲和目标，这是你在很多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 SIGNAL:我同意这一点。即使仅仅在这里待了不到两星期，我都感受到了这种民族性，以及许多人对以色列的亲近感。 DORIAN BARAK:是的，以色列是个开放的国家，它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欢迎中国的投资者。这也是这种关系的另一个优势。对我来说，追随这种发展趋势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当中国人最开始对非洲感兴趣的时候——也许是五到七年前，我那时很活跃。我在那里与许多中国团体合作过。看到大量中国人在两三年前来到以色列，这是非常振奋人心且令人激动的事情。我正在和很多不同的中国公司合作，他们都在技术领域进行投资，这很好。 SIGNAL:那现在，让我们聊聊您个人的工作吧，您能多给我讲讲Indigo公司和它所关注的市场吗? DORIAN BARAK:我们主要为企业、基金和私人投资者提供咨询，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在以色列投资的中国企业。过去一年里，我们做了十几项投资，投资以色列技术和其他的公司。在我们的生态体系中有很多以色列技术。 SIGNAL:您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DORIAN BARAK:以色列虽然很小，但这里也出现了很多好东西。这里有5000多个创业公司，还有一些没计算在内的，想必你有所了解。这里就技术领域而言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国家。哪个国家都无法与以色列的创业公司数量相比，这是无法比拟的。这里什么都有，什么人也都有。所有的跨国公司在这里设分支机构都是有原因的——他们看到以色列当地的创业公司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像英特尔、苹果、脸书、易趣这样的公司都在以色列有分支机构。 在寻求这项技术的人中，中国投资者最为活跃。以色列人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发明。我们在普通的水、咸水、脏水里种西红柿，甚至在没有水、没有地、或在水培环境及楼房旁边也可以种植。我们的滴灌技术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在节约用水方面做的最好，其次是西班牙，他们的水回收率是19%。我们是86%，排名第二的水资源重新利用率仅为19%，比较一下就有概念了。不是因为这里热，塞浦路斯和约旦也很热，但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回收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对严酷的现实有一种责任认知。 世界上第一部手机是在以色列开发的，第一个聊天界面也源自以色列，因此也可以说微信起源于以色列技术。摩托罗拉在这里做手机，我们的奶牛是世界上产奶率最高。我们奶制品产业的规模在世界上较大的 ，当然比美国的奶制品产业小，但非常有特色。这就是中国公司开始投资以色列的奶制品公司的原因。在卫星领域，我们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这让人感到很神奇，因为我们国家的面积只有一个岛屿的大小。 SIGNAL: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会如此成功呢？ DORIAN BARAK: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我们愿意建设性地去思考。你到一个科技公司去，遇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是在军队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军队学会了某种特定的技能，他们学习如何编码、学习计算机视觉、大数据，学习把这些技能应用在各种古怪的情况中，这教会了他们如何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他们学习的内容。 当今以色列的孩子也一样——我的孩子有三本数学书，一个笔记本。我女儿今年十岁，书包里有19本书。在美国，你只有一本书，仅此而已，一切都在一本书里。就一本数学书，三个月后把这本书扔掉，再学一本新的数学书。而在以色列，有很多书。我的孩子们正在学习历史，他们有五种不同的参考书和《律法书》。他们必须从不同的教科书里收集综合信息，因此，人们很擅长综合数据。 SIGNAL:那么，我们如何工作呢? DORIAN BARAK: 我们拥有劳动力、政府、强大的风投行业，还有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投资便利，虽然程序上可能会繁琐，但还是很强大。你有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力，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核心人才，就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虽身处这样一个小地方，却经营着遍布世界各地的业务。 为什么硅谷如此成功?因为那里有大量的资金和专业人员，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因素。如果我遇到问题，就会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们是合作默契的团体。 这也是创新的团体，这与我们思考的方式有很大关联。 假设:如果明天世界没有水了，如果你想要去拥有大量水的国家，你可能会想去德国，或者瑞士。如果你想去一个可以从别的地方买水的国家，你可能会想去美国。如果你想要一个没有水还能想出应对的办法的国家，你会想要来以色列。因为我们肯定会找到解决办法。 众所周知，我们以色列五年前就没水了。我们真的没水了。我们在电视上做广告，告诉人们要节约用水，因为国家缺水。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糟糕之处。但我们往外看，我们看到了大海，海洋!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海洋呢?因此，世界上大部分的海水淡化技术来自以色列。现在，我们用的几乎所有的水都是用海水淡化而来的。 你觉得以色列从哪里进口的石油呢?中东!我们找到了从我们的邻居—中东获取石油的方法!通过换船装运，穿越其他国家来运输石油。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是解决问题的国家。在我们国家，石油非常昂贵，所以我们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尽量利用太阳能!我们的土地非常贫瘠，完全是不毛之地。这很不妙。所以我们想办法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去种植，就是利用水培法。 因此，中国和以色列非常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以色列很小，我们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技能。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加深。很多中国公司希望与以色列公司合作，其中包括一些主要的技术领军企业。这是一个可喜的因素，它不仅仅局限于私人股本，还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因此，我们Indigo公司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中国公司进入以色列市场。因为两国之间还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各种文化原因，与以色列公司合作是有挑战性的。在工作中这些差异会产生障碍。比如我们的股权类型不同，像优先股，优先股比普通股更好，所以，以色列的所有投资者都要求优先股。当中国人来到以色列看到投资合同的时候，以色列公司会给他们优先股，他们的自然反应是:“我不想要优先股，我想要和你们一样的股份。”我说:“不不，他们给你的股票更好，这种股票有更高的优先等级。”他们会说:“不，我想要和他们一样的。”这是文化差异的一个典型示例。所以，我会向他们解释，给他们计算。然后他们就会说:“噢!不，我想要优先股。”但要做到这克服文化差异需要时间。 SIGNAL: […]
SIGNAL关注32
智能移动产业 简介 随着中国进入汽车技术领域，新兴的以色列智能移动产业可以为中国拓宽创新领域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和经验。目前，中国和以色列科技公司正在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自动驾驶汽车进入市场将会改变“一带一路”国家的交通方式，改善城市生活。智能和联网的车辆将全球运输业的重点转向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提高效率、改善环境，提升生活质量。 培育遍布以色列的智能移动初创企业，将会深化中以两国的潜在合作，从而继续提升两国关系。中国希望实现的目标是：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一个智能自动驾驶汽车的商业市场，以色列的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与中国在该领域的伙伴关系为网络经济的扩展提供了机会。这种伙伴关系还可以帮助在国家垄断的领域建立竞争。提升竞争力和扩大网络经济发展是“十三五”规划的目标。 以色列:智能移动产业的中心 以色列是智能移动产业的中心，该行业致力于改变交通运输行业的格局。智能移动使通勤和货物运输更加便利、高效且环保，它将缓解我们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中的诸多弊端。智能移动的目标是将公共和私人的车辆都转化为连接到互联网的交通工具。这一行业的各种举措将实现车辆自动驾驶，并为污染、交通拥堵和其他城市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将同时增加道路安全系数。自动驾驶汽车将成为“物联网”的另一种设备，创造巨大的数据集，并且实时改善乘客体验。 以色列在智能移动方面的技术能力与以色列学界和商界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特拉维夫大学(TAU)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等主要大学都有智能移动研究实验室。以色列政府还通过“国家替代燃料和智能交通项目”(NPAFST)资助研发智能自动驾驶汽车。NPAFST创建了一个名为“Ecomotion”的非营利性团体，该团体于5月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附近的雅法城举办了有1500多名全球汽车和运输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大家都来看以色列的智能移动技术。我们的智能交通生态系统正在成为一个全球中心，” Ecomotion执行总监Lior Zeno-Zemanaski在活动中评论道，“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是电气化、互联和自动，这让以色列成为中心，因为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擅长的。” 公共和私人力量推动了以色列的智能移动产业的发展，在过去4年里，500家以色列公司在该领域筹得200亿美元。智能移动的成功凸显了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潜力，这种技术发展模式可用于连接以色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自动驾驶汽车:触手可及的未来人工智能 中国和以色列公司目前专注于早期人工智能发展阶段，这会让我们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人工智能场景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其实现条件是中国和以色列整合双方的人才、资源和创新理念。自动驾驶汽车和卡车是这些公司开发的尖端技术之一，消费者和商业企业在未来10年内即可购买这种车辆。虽然中国企业普遍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但以色列公司更倾向于专门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其他领域，比如制造传感器和智能体。这些技术领域的互补性，可能是安全、高效的自动驾驶汽车成功发展的关键。 中国代表了一个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他们产生大量有用的信息。像百度这样的大型中国互联网公司及淘宝等在线购物门户网站都在不断收集数据，以便创造更好、更个性化的宣传。自动驾驶汽车将利用互联网用户所创造的海量信息，来理解和应对不断变化的道路行驶现状。以色列的初创公司正在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算法、设备和应用程序，这些初创公司仍然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提升他们的创新效率。 以色列学商界的自动驾驶车辆技术领域与创新孵化器，如特拉维夫大学“胶囊（Capsula）”互相影响。在“胶囊”这样的创新孵化器中，学者和风险投资人一起合作，开发可用在智能联网车辆上的技术，使出行更安全、更便利，也更环保。这种共享信息、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模式可以促进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创新，加强两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联系。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包括许多来自中国的公司，都看到了以色列初创企业在智能移动领域的发展潜力，都愿意与以色列公司合作或收购以色列公司。另一方面，智能移动行业的以色列初创企业必须获得更多信息，使他们的算法更高效，将他们的技术成功应用到车辆中。 中国自动驾驶车辆的目标 在这个领域，中国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为未来十年制定了许多目标，这些目标看似雄心勃勃，但却是切实可行的。据该部预计，到2025年，将有10% – 20%的车辆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到2030年，至少有10%的汽车将实现完全自动驾驶。中国希望成为智能移动行业的世界领导者，创造一个智能、联网的车辆商业市场，并向“一带一路”国家展示自动驾驶汽车给社区和城市中心所带来的好处。 通过与以色列初创企业合作，中国可以实现其“十三五”规划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随着中国在自动驾驶车辆领域中技术的应用，提升竞争力，扩大网络经济范围。中以合作将带来以色列和中国高校之间更多的合作，同时增加两国在绿色技术方面的投资。自动驾驶汽车将是中国市场需要的运输产品，也是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众多“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实现小康社会的资源。 以色列-中国技术合作案例 Mobileye 公司 Mobileye或许是最著名的专注于自动驾驶汽车走出以色列的初创企业。2017年3月，数据芯片制造商英特尔(Intel)宣布欲以153亿美元收购Mobileye。Mobileye充分展现出以色列社会中学界和商界之间的合作潜力。Mobileye创始人阿蒙·沙舒华(Ammon Shashua)曾是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员，他发明了一种独特有效的传感器，后由Mobileye公司生产。英特尔收购沙舒华的公司是以色列高科技行业最大的交易。Mobileye曾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8.90亿美元的价格首次公开募股，成为以色列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企业。 与此同时，英特尔也积极在中国试验5G，努力成为5G发展的领导者。英特尔(Intel)与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以及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展开合作，在中国试验5G。这些中国公司的目标是创建“车联网”，使互联网连接在大型领域保持一致和高效，为智能、联网的车辆服务。 英特尔将中国移动和华为视为自动驾驶车辆的“大脑”，而Mobileye则用其EyeQ处理芯片开发出这些车辆的“眼睛”。该装置能识别车辆、标志、行人和行车道，从而发出紧急制动和保持车道的指令。英特尔希望EyeQ芯片最终绘制出车辆的行车轨迹，并做出实时驾驶决定，但这种传感器需要大量数据，以及中国公司提供的5G网络连接。 据Mobileye及其合作伙伴汽车制造商宝马(BMW)预测，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将在2021年通过上述各种合作得以实现。用以色列和中国公司的技术，宝马将实现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所设定的目标。接下来几十年中，Mobileye的EyeQ和传感器等以色列技术可以在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车辆上得到应用。Mobileye的成功凸显出以色列已成为智能移动行业的中心，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投资以色列的创新技术。 Gett公司 在2017年4月的上海车展上，大众中国集团展示了一款名为“Sedric”的未来车型。这款车将是5级自动驾驶汽车，也就是说，它既没有踏板，也没有方向盘。本质上讲，它不需要驾驶员，也不可能有驾驶员。为了与优步(Uber)和谷歌等智能移动行业的知名品牌竞争，大众汽车(Volkswagen)已开始投资以色列科技公司Gett，为中国市场打造Sedric。 Gett是通过电话预约出租车的以色列即期移动公司，它用Sedric规划并执行从某一地点到特定目的地的最佳路线。大众汽车总裁兼大众汽车中国集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海茨曼先生（Jochem Heizmann）宣布，Sedric将改善城市生活，并使车辆更加环保和安全。为了实现他们让“Sedric”变为现实的梦想，大众已经与以色列和中国的公司建立了伙伴关系。 大众相信Gett可以在城市和乡村周边实现优化交通负荷和智能交通导向的功能。车辆联网可以缓解城市间往返所带来的交通不便，减少道路延误，降低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大众目前与中国公司共同投资Gett公司，开发先进的交通管理方案。如果智能车辆联网能帮助提高中国城市的生活质量，“一带一路”国家亦可效仿实施经中国实践检验的系统，这可以通过中国边境的区域合作项目得以实现。 大众汽车与中国科技公司出门问问（Mobvoi Inc）合作，各出资一半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目的是为Sedric开发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技术。 根据海茨曼的说法，“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企业运作的方式，将各个领域的任务自动化，让生活更简单方便，并为每个人提供一个移动的门户。”一个完全成熟的Sedric将融合中国和以色列的技术产业，加强中以合作，并推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一种新型技术。Gett只是以色列创新的又一个例证，它可以与中国的技术相结合，找到应对现代挑战的解决方案。 智能移动推动中以关系发展 在自动驾驶车辆中应用新技术，将会加强中以合作，推进连接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负责实施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正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小康经济。这些经济体将需要通过技术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随着中国寻求成为自动行驶车辆生产和消费的领导者，它可以将以色列蓬勃发展的智能移动产业的优势带到中亚和整个“一带一路”中来。 目前，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在努力争取进入未来的车辆和运输市场，他们都希望自己公司的创新和技术成为无人驾驶车辆的组成部分。以色列作为支持实现这些目标的国家便凸显出来。因此，许多跨国公司都在寻求以色列的创业公司来发展所需的技术。中国近年来对这些以色列初创企业很感兴趣，希望这些企业能帮助其实现自动驾驶车辆发展的目标。以色列的智能移动产业为发展中以关系创造了独特的机会，并可能为以色列初创企业与中国电信、汽车制造和技术产业之间的合作提供帮助，从而实现车辆自动驾驶和智能化。 中国技术和以色列创新的合作可以创造商机，扩大网络经济，改善经济竞争。以色列商界和学界之间的合作也提供了让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借鉴发展创新的模式。 未来几十年，车辆的使用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色列和中国的公司可以从在这些自动驾驶车辆中投入的技术获益。在开发自动驾驶汽车方面，以色列和中国处于优势互补的位置:以色列是创新和技术发展的中心，中国是先进技术、高端工程和制造业的开发者。中国与以色列在自动驾驶车辆方面的联系可能会带来新的运输产品，这不仅可以用在中国和以色列，还可以应用于所有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翻译：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 关媛 审校：北京语言大学 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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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创新数字医疗部门及其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 简介 中国正在发展数字医疗体系，推动沿“一带一路”的有效政策协调，反观以色列的创新技术，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共赢合作。在国内方面，数字医疗部门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十三五”规划目标。这包括在地方层面分配医疗资源、提高医疗质量。在国际方面，推进数字健康部门的发展，可以巩固中国在医疗改革领域世界领先的地缘政治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科学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有公民的生活健康和药物质量，有鉴于此，为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示范性医疗保健模板非常重要。 • 随着以色列在医疗技术和数字医疗领域的发展，中以伙伴关系将发挥以色列创新市场的独特性，改善中国医疗体系效率低下的现状。因此，在这一领域中，潜在的企业对企业(B2B)的合作将是促进中以关系发展的有力手段。 中国面临的医疗挑战 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改革措施将医疗卫生服务的范围扩大到中国95%以上的人口，但在准入、质量和成本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间。中国有13亿人口，卫生保健服务需求大于供给，其结果便是大城市医院与医学研究院的就诊患者候诊时间过长。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压力增加业已导致了医疗服务质量下降。中国医疗体系的其他压力来源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中国中年男性人口的增长，这些人中间很多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2012年，中国政府发布了政府白皮书，里面提到了医疗体系中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白皮书提出“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政策。过去的五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当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此外，中国“十三五”规划目标之一便是改善医疗体系，这个目标是:“本规划将继续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改善医疗服务，让人们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价格也更亲民，扩大城乡医疗保健覆盖面，扩大公共医疗的服务范围。 数字医疗和医疗技术解决方案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数据显示，“数字医疗是数字和基因技术与健康、医疗、生活和社会的融合，旨在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使药物使用更加个性化和精确。”它包括移动健康(mHealth)、医疗信息技术(IT)、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和个性化医疗等类别。智能手机、社交网络和互联网应用等技术的使用不仅改变了社会的交流方式，而且还提供了监控健康的全新方式和获取信息的更广阔渠道。 在中国，数字医疗革命的强大动力是新技术的广泛使用，这些新技术包括移动设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见SIGNAL关注19、20、22、24)。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INIC)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网民人数达到6.88亿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这些互联网用户中，6.2亿人(90.1%)有移动互联网接入。随着高速互联网接入和大数据的日益普及，公司现在有能力为中国大量人口提供数字解决方案。 例如，远程医生和在线预约应用程序可以帮助缓解医院的病患不均问题。这些应用程序还可以解决大医院过度利用和小医院的利用不足的问题。帮助医生和病人之间持续沟通的数字平台，从长期来看，将以低廉的成本有效提高病人护理的质量。智能医疗科技公司科宝智慧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Truth Enterprises)总裁朱仁明表示:“省钱的最好方法是把医疗保健带回家，让人们更好地自己照顾自己。通过移动和视频技术，病人将以最低的成本与专家们建立起联系。” 根据中国在数字医疗平台上投资的最新趋势，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这个市场将从2014年的30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的1,100亿美元。因此，投资数字医疗和医疗技术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在2012年白皮书及“十三五”计划中所述的目标。 以色列-中国伙伴关系如何改善中国的医疗体系? 中国数字医疗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风险资本投资者数量的增长，以及公共、私营领域的创新需求。因此，中国开始转向以色列，在卫生保健领域寻求建立伙伴关系。 公共领域的合作 中国和以色列于2016年3月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医疗合作协议，旨在实现两个主要目标。一、该协议将利用以色列医疗体系的知识和能力。二、该协议将建立若干工作组，协调双方在医学研究、应急准备、远程医疗、数字卫生、医疗服务和卫生系统改革领域的合作。该协议在地方层面建立起了联系，现在中国的每一家医院与以色列的医院都有联系。 2009年以色列诺贝尔奖得主、以色列国家卫生政策研究所成员沙尼博士（Mordechai Shani）认为，这项医疗合作协议将在很大程度上造福以色列和中国。沙尼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对本文作者表示，“对中国来说，以色列的医疗体系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以色列已经发展出了理想的医疗体系。相对而言，以色列在医疗保健系统上的投入并不多——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但它的医疗保健质量非常好。”通过这种伙伴关系，中国希望提高初级医疗服务的质量。 私营领域合作 中国在投资以色列数字卫生技术方面有既得权益。这体现在中国大幅度提高以色列医疗技术和数字健康初创企业的投资。“这种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是珍贵的，没有孰轻孰重。”沙尼博士表示。 作为数字健康和医疗技术领域最强大的创新市场之一，以色列还是世界上最早将电子医疗记录纳入国家医疗体系的国家，这是进入高端数字医疗领域的先决条件。今天，数字医疗领域是以色列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以色列有500多家公司正在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 上图翻译： 按阶段划分的以色列数字医疗创业公司浅蓝：遥感技术、远程医疗，37（23%）深红：电子病历，15（10%）红色：分析、专家系统、决策支持，40（25%）深蓝：药物治疗依从性、患者参与，12（8%）灰蓝：老人、康复、神经学，15（9%）黄色：其他，40（25%） “以色列正在引领数字医疗革命，”沙尼博士解释说。“以色列目前正在构建首个虚拟诊所，年轻的病人每年只需要去看一次医生，其他都是数字化的。这是医疗服务的下一个方向，在家里可以进行医疗服务。以色列做到这一点将前途无限。毫无疑问，中国意在投资此类该市场。 • 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多次高调投资以色列数字健康市场。例如，2015年7月，中资默克公司以6.05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癌症免疫治疗公司cCam Biotherapeutics。2015年11月，合肥生命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以色列Oramed制药公司签署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授权和投资协议，获得Oramed在中国的口服胰岛素胶囊技术独家销售权。2016年年底，中国IT公司东软集团和以色列私人股本基金公司英菲尼迪集团(Infinity Group) 设立了2.5亿美元的联合基金，该基金将在未来3年内资助以色列医疗技术。 以色列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Pitango Venture Capital合伙人鲁迪•阿隆(Ruti Alon)解释道:“中国人对医疗设备非常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技术，以改进他们的医疗保健系统。他们正在向以色列寻求创新。” 这种伙伴关系将在确保“一带一路”医疗保健的成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考虑到众多“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卫生医疗系统排名过低，中国正在积极打造医疗体系的范本，最终将这个绝佳的典范在整个中亚地区共享。 以色列数字健康创业公司潜在投资案例 目前有54家以色列数字健康初创公司，它们在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这些公司已经确定了中国医疗服务领域需要改善的领域，并通过应用程序接口开发出了解决方案。在国内市场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这些初创公司正在startupnationcentral.org网站上寻找中国种子资金投资。以下是其中几家: WALANAWalana是一家成立于2015年3月的初创公司，它开发了ViTUS，一个收集健康和症状数据的对话框。采集数据后它会分析数据，找到模式和相关性，然后构建帮助患者恢复日常机能的计划和工具。它还提供实时数据，协助医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治疗。Walana公司希望在中国市场上开展业务，帮助改善病人护理的质量和便利性。 DOCTOMEDoctome是一家提供专业远程医疗服务的公司。它让世界各地的人用自己的语言，通过视频和聊天随时随地咨询医生或医疗技术人员。Doctome将CRM与集成电子健康记录(EHR)系统结合在一起，生成诸如临床总结、转急诊、数字签名处方和疾病审批等文件。Doctome将帮助改善居家病人护理的质量和便利性。 GlucoMeGlucoMe是一个全面数字糖尿病护理平台，于2013年12月推出。该平台包括智能血糖监测器、胰岛素笔监测、移动应用和云端数字糖尿病诊所。患者的智能手机会自动记录血糖测量值和胰岛素摄入量，并在云端进行分析，为每个病人提供治疗建议，在正确的时间对患者实施治疗，进行电子或面对面干预治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目前中国约有1.1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上。世卫组织预测，到204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1.5亿。GlucoMe可以提供降低糖尿病风险的方法，确保中国糖尿病患者得到高质量的治疗。 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后，这些初创公司会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潜力，使之成为提高全球医疗质量的手段。 互利合作几十年来，以色列大部分的外交和贸易都集中在欧洲和美国，现在以色列正在将重心转向中国。这一决定是在观察比较西半球市场动荡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之后做出的，也是在西方国家将重心转向亚洲之后做出的。以色列政府一直热衷于加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并邀请中国商人和各级政府官员前往以色列访问。仅在2017年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有几十位中国重要客人访问了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Fiona Darmon说:“以色列得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投资支持，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些联系。” 随着中国对以色列数字卫生部门的投资增加，许多以色列公司和初创企业开始积极响应。以色列鼓励其初创企业寻找全球市场，成为国际化企业，中国被定位为一个潜在的理想伙伴，它将把这些初创企业带向全球。 许多公司对在中国投资和中国市场越来越感兴趣。在中国各个城市，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创新展会体现了这一点。过去一年中，此类展会在珠海、广州、郑州和青岛分别首次亮相。 此外，2017年1月，《以色列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医疗保健创业公司向中国发展的四项重要建议》，文中提出了一些针对喜欢规避风险的中国读者创建最佳商业途径的建议和技巧。 中以双方都非常重视双边关系，双方建立了大有可为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为以色列提供了所需的金融资本，它还将改善中国在“一带一路”中地缘政治的地位。 影响:数字医疗合作将促进中以关系的发展 在公共领域和私营领域都有明显的合作，数字医疗行业为中以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机会。由于以色列在数字医疗创新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以色列在中国的国际投资和医疗服务改善方面增添了大量的砝码。中国与以色列签署的《医疗合作协议》巩固了两国在医疗领域的政府间合作(G2G)，特别是对数字医疗领域的兴趣。同时私营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国企业在以色列数字医疗初创企业中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为中国市场带来了崭新的技术，促进了两国企业与企业(B2B)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