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 86- 以色列第六任总理梅纳赫姆·贝京
究竟是什么让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从一个地下组织领导人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呢？这个大以色列的狂热信徒是如何同意将整个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和平的？为什么他是第一个接受土地换和平概念的以色列领导人？这位热情而有魅力的领导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1913年，贝京出生于波兰布雷斯特利托夫斯克市（Brest Litovsk）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在青年时代就以雄辩的口才和领导能力而闻名。早年，他加入了贝塔（Beitar）右翼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很快成为该组织在波兰的特派员。为了从事政治活动，他放弃了在华沙从事的法律研究。贝塔呼吁犹太人重回巴勒斯坦故土，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它强调军事训练和纪律，以及坚持建立一个独立犹太国家的想法。贝京所崇拜的政治导师是该运动的创始人泽耶夫·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不久，贝京逃往立陶宛。几个月后，苏联占领立陶宛，贝京因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被逮捕，并被判在西伯利亚入狱。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他在《白夜》（White Nights）一书中描述了这段时间。当苏联与波兰政府签署支持建立波兰自由军的协议后，贝京得到释放并加入了这支军队。1942年底，他穿着波兰士兵的制服来到巴勒斯坦，其后一直生活在耶路撒冷。 在同事的要求下，贝京于1943年接管了激进的反英民族武装组织伊尔贡（Irgon）的指挥权，并被迫转入地下。在领导该组织的5年期间，贝京向英国的托管当局宣战，并组织参与了一系列针对英国军警以及政府设施的行动，其中以1946年7月22日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袭击英国军民总部最为著名。毫无疑问，这些行动在1948年英国放弃巴勒斯坦的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色列宣布独立后，贝京脱离地下组织，成立了名为“自由党（Herut）”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呼吁在约旦河两岸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并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该党在第一届议会中获得了14个席位。此后，以色列国父戴维·本-古里安解散了在托管时期活跃的地下组织，贝京也在1948年至1977年以色列社会主义工党执政期间担任反对党领袖。他以尖刻抨击本-古里安和劳工运动闻名。而本-古里安也从未让他加入任何联合政府。 1965年，贝京意识到他必须缓和一些激进的观点，并与中间派犹太复国主义者结盟，这也促使该联盟成为以色列议会第二大党。1967年，在以色列六日战争打响前夕，贝京应邀加入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他坚持让以色列军队在那场战争中解放东耶路撒冷。 梅厄政府同意与联合国进行会谈，包括以色列从六日战争所占领土上撤军，此时，贝京离开了政府，但仍是梅厄政府和第一届拉宾政府的反对派领导人。赎罪日战争改变了他的政治命运，带来的冲击波导致梅厄政府辞职。在1977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贝京的政党，即现在的利库德集团，赢得了41个席位，从而组建了由贝京领导的政府。他在1981年的选举中再次当选。 他在任期间的主要成就是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斡旋下，促成了1979年历史性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签署。贝京决定放弃西奈半岛以换取和平，但坚持西岸作为自治地区继续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1981年，他将戈兰高地并入以色列。同年还下令以色列空军摧毁巴格达附近的一个伊拉克核反应堆。他推动的社会改革主要是对160个低收入的居民区进行改造，这些居民大多是犹太人，他们从北非和阿拉伯国家移民到以色列，是贝京的政治基础。 1982年，他批准在黎巴嫩南部对巴解组织发动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进驻贝鲁特。但是，和以色列关系友好的黎巴嫩总统杰马耶勒遇刺后，黎巴嫩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的希望破灭了。以色列发现自己陷入了黎巴嫩的泥潭，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由于黎巴嫩的持续僵局，以色列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再加上妻子阿丽莎（Aliza）死亡的重创，贝京于1983年8月宣布辞职。在1992年去世之前，他一直呆在家里，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几乎成了一个隐士。 贝京因在巴勒斯坦反对英国当局的斗争、在六日战争后解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问题、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以及重建该国贫困社区计划而被人们所铭记。同时让人铭记的还有他简朴的生活方式、对家庭的奉献，尤其是对以色列国和犹太人的奉献。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刘可欣 李汝倍 王云琪 审校：关媛 梁平安
Note 85- 研究发现大自然为以色列经济贡献数十亿美元
第一项同类研究表明，从食物、水、授粉到碳吸收的生态系统服务约占GDP的8%，定价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 一项新的研究指出以色列丰富的自然景观及其每年为社会带来的利益价值可能达数百亿谢克尔。 此项研究为政府报告，历时8年于上周发布，由200多名科学家参与，旨在让决策者除了将自然资源作为被开发对象之外有不同看法。 这项研究由环境保护部和哈马拉格-以色列国家生态系统评估项目发起，是该国首次尝试量化其国内不同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 生态系统是由生物体和岩石和水等无生命元素组成的网络，它们以无数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提供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净化水、调节温度等，对地球生命维持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积极利益。 目前全球（以色列也不例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生态系统更多被看作为了盈利而开发的资源，而非有价值的资源，应当计算和考虑它们的财务价值，确保它们得到保护。 例如，人们该如何为一棵金合欢树定价呢?金合欢树为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有助于黏合沙土，与地下真菌和细菌相互作用，在光合作用中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 哈马拉格报告开始将金融价值与服务挂钩（以2015年价格），重点关注具有已知市场价值的要素，如农产品，以及碳封存（被海洋吸收的碳）。报告将这些服务定价为每年约77亿谢克尔（按当前价格计算为24亿美元），并表示如果有对所有服务进行评估的方法，那么可能接近每年1220亿谢克尔（按当前价格计算为38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后一项估值基于2014年一项国际研究的数据）。 报告列举了以色列的六个生态系统，统计出它们提供的20种生态系统服务，细分为三类。 其中8项服务直接提供商品，包括食品、蜂蜜、供给牲畜牧场的木材和饮用水，以及野生食用和药用植物。 9项服务有助于调节地球生态系统，控制气候、温度、水质和空气质量，并预防洪水及水土流失。 报告指出，大自然的水循环受到土地使用变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例如，由于雨水减少，加利利海含盐量更高。 建筑业和集约化农业正在影响土壤自然再生的方式，沿海地区这一进程也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碳和氮的自然循环也受人类的影响，化石燃料的排放破坏了在大气层、树木或湿地等空间中储存的二氧化碳的自然平衡。 同时，氮循环受到人造肥料和污水的干扰，这两种肥料都含有大量的氮。 虽然人们对以色列大部分生态系统提供的调节服务了解较少。但报告称，“现有信息表明，在一些生态系统中，农作物授粉者供应、病虫害防控（气候变化让带病昆虫扩散到没有天敌的地区）、对自然灾害和极端事件以及水质的调节，都呈下降趋势。” 报告的文化服务章将这三项服务包罗在内，具体细分为旅游、休闲、体育、教育科研、享乐、精神效益与灵感。 在财政章节中估算，每年海洋、陆地水体和鱼笼中的所有鱼类价值为1.2亿新以色列谢克尔/年（按当前价格计算为3740万美元）。 农民用自然植被饲养奶牛、绵羊、山羊，每年在饲料方面可节省2.67亿谢克尔（合8320万美元）。 溪流、泉水和加利利海，这些以色列陆地边界内的所有水域，每年价值6.63亿谢克尔（2.067亿美元）。 农作物每年价值约33亿谢克尔（10亿美元）。 报告中估计，以色列海洋经济水域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价值9000万谢克尔（2 800万美元）。这是基于每吨碳121美元的价格，也是大自然为调节地球系统提供的服务的唯一价格。 最后，保守估计文化服务每年至少产出35亿谢克尔（10亿美元），主要基于自然景点的门票。 文章首发于2021年10月25日《以色列时代》网络版。 原文链接：https://www.timesofisrael.com/study-finds-nature-contributes-billions-to-israels-economy/?utm_source=The+Daily+Edition&utm_campaign=daily-edition-2021-10-25&utm_medium=email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刘可欣、王云琪、李汝倍 审校：关媛 作者：Sue Surkes
Note 84- 以色列第二任总理摩西·夏里特
以色列第二任总理及第一任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常常被比作以色列的周恩来。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出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夏里特出生于1894年;两人都在欧洲学习过，夏里特在伦敦学习，周恩来在巴黎学习。两人都曾担任两国的最高外交官，夏里特为犹太人争取国家地位而斗争，周恩来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夏里特和周恩来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成为各自国家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两人都各自创建了自己国家的外交部门。两位领导人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 夏里特原名舍涛克（Shertok）, 1894年出生于俄罗斯的赫尔松。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商人，相信犹太人需要重获独立。当夏里特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全家就移民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定居在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阿拉伯村庄，在那里他学会了阿拉伯语，这也使他成为为数不多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同时还能理解阿拉伯人心态和心理的以色列领导人之一。1912年，他从新建城的特拉维夫市第一所希伯来高中的第一个班级毕业。在他还没有确定自己的志向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加入了战争，与德国和奥地利并肩作战。夏里特也加入了土耳其军队，成为一名负责后勤的军官。在此过程中，除希伯来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外，他还学会了熟练使用土耳其语。 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曾向犹太民族解放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做出承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基于此，国际联盟将巴勒斯坦授予英国托管，从1920年到1948年统治该地区。夏里特早已积极参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并从事劳工运动。他的才华从很小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他能理解很复杂的问题，在写作和公开演讲中有惊人的表达能力。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需要接受大学教育，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如愿以偿。 回国后，他被任命为《达瓦尔报》（Davar）的副主编，这是劳工联合会新成立的日报。他专门研究阿拉伯事务。1929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了犹太事务局，成为巴勒斯坦托管地犹太人社区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高权威机构。夏里特受邀加入犹太事务局政治部，这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外交部。1933年，夏里特被任命为该部门的负责人，分别与英国在耶路撒冷的托管政权和伦敦的英国政府打交道。20世纪30年代末，他被当作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的接班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夏里特在英国军队框架内发起成立了一个犹太作战旅（在二战结束时在意大利作战）。夏里特的主要成就是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第181号决议(1947年11月29日)，决议要求结束英国的托管，将巴勒斯坦分治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以及国际化的耶路撒冷。 决议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华民国投了弃权票。阿拉伯人拒绝接受此决议，并发誓要通过战争予以废除。 以色列独立后，夏里特组建了以色列外交部并担任第一任外长。他成功地让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并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5月，他领导了一场外交斗争，最终结果是以色列得以被联合国接纳。1950年1月，夏里特积极参与做出了以色列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周恩来在他的一封信中承认了这一点。 夏里特是一个温和有节制的人。他强调要为以色列创造一个积极的形象，并且能够迎合国际舆论。他重视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寻求与联合国的合作，以促进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实现和平，这些阿拉伯国家还不能接受一个独立、自由、独立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存在。夏里特1949年主持了与约旦国王的互不侵犯协议的谈判，但约旦在草签该协议的最后一刻退出谈判。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就面临着来自邻国的巨大敌意，这些邻国无法原谅这个犹太国家在1948年至1949年的第一次阿以战争中击败了五支阿拉伯军队的事实，他们开始发动越境军事袭击。以色列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是无视这些攻击，寻求联合国的帮助？还是打击报复，阻止阿拉伯人进一步发动袭击？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更倾向于反击和报复性袭击，从而引发联合国的强烈谴责。夏里特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阿拉伯国家拒绝谈判，遑论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 1953年12月，本-古里安决定暂时辞去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双重职务。很自然夏里特接替了本-古里安的职位，担任了两年的总理。这一时期阿拉伯人的袭击不断增加，人们感到以色列正在飘忽不定，缺乏本-古里安多年来的强力控制手段。1955年初，以色列工党领导层认为是时候召回本-古里安了，至少让他担任国防部长。本-古里安接受任命并在回到耶路撒冷几天后就下令在加沙地带向埃及采取重大报复行动，行动取得了成功，但与联合国和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因此而更加紧张。 1955年10月，本-古里安重新担任总理，很快就与夏里特产生了强烈的对立。1955年秋，苏联与埃及签署了一项大规模武器协议，对此以色列深感震惊。夏里特却未能从美国那里获得武器供应。以色列开始将目光转向法国并使其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本·古里安断定他不能再和夏里特共事，并在1956年6月强迫他辞职。其后果尔达·梅厄接替了夏里特。 从1956年到1965年去世，夏里特曾担任犹太事务局主席、劳工联合会出版社社长和工党的主要职位。但他的精神却不再如以前，他永远不能原谅本-古里安对他的粗暴解雇。在夏里特卸任四个月后，以色列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卷入了对埃及的战争。夏里特在新德里的一次会议上从印度总理尼赫鲁那里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他当时非常失望。 以色列人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是以色列的头号外交官，还因其出色的外交才能、文学修养和演讲技巧，以及在世界上树立以色列良好形象的功绩。在以色列的开国元勋中，他享有很崇高的地位。 作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誉教授迈荣·迈德兹尼（Meron Medzini） 翻译：关媛审校：梁平安
Note 83 – 以色列第三任总理果尔达·梅厄
以色列唯一的女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是以色列的主要开国元勋之一，她的许多贡献如今仍然在以色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她的过人之处在哪里呢？为何在她去世后近五十年，以色列和国外的许多人都还记得她呢? 1898年5月，梅厄出生在俄罗斯基辅的犹太人“隔都”，原名果尔达·马博维茨（Golda Mabovitz）。同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的大多数犹太人一样，她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是木匠，但很少找到活干。家里没有书、玩具，也没有任何游戏和玩耍的乐趣。她从未上过学，但姐姐教会她阅读和写作，对她未来成为领导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数百万遭受反犹主义和大屠杀的东欧犹太人一样，马博维奇一家于1906年移民到美国，并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中型城市密尔沃基定居。梅厄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女孩，在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后，很快就掌握了英语，并开始展现出她的雄心勃勃，渴望出名的特点，同时她也很关注社会问题和穷人的需求。她姐姐向她介绍了犹太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其宗旨是在犹太文化、文明和宗教的发源地以色列重建一个犹太国家）。公元70年，犹太人在被罗马人驱逐后栖居于世界各地。 反犹主义和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许多犹太人寻求在他们的故国建立一个民族家园。梅厄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定信徒，也是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徒，她的意识形态融合了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未来的犹太国家正好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尽管她的丈夫并不热衷于离开美国，但他同意追随他所爱的女人，这对夫妇在1921年移民到当时的巴勒斯坦托管地。他们在一个名为莫哈维亚的集体农庄定居，在那里，梅厄开始积极参与劳工运动，并很快引起了劳工运动领导人的注意，其中包括以色列开国领袖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扎勒曼·夏扎尔(Zalman Shazar)、伯尔·卡茨内尔森(Berl Katsnelson)和大卫·雷米兹(David Remez)。那时她已经掌握了组织管理技能，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意第绪语，并很快熟练掌握了希伯来语，她很擅长处理疑难问题，能用简单的语言解释复杂的问题。 在她丈夫生病后，他们离开莫哈维亚基布兹定居在耶路撒冷。她生了两个孩子，从1924年到1928年，她一直生活在贫困中，从事各种工作来维持生计。她是以色列唯一曾处于贫困状态的领导人，这对她未来的工作影响非常大。 1928年，她被任命为妇女工人委员会主席，与丈夫分居，带着孩子搬到了特拉维夫。在接下来的20年里，她成为以色列总工会不可或缺的人物，开始担任重要职位，其中两年她还担任过以色列总工会驻美国特使。到20世纪30年代，她已经成为工会和工党的主要领导人，经常出国公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 她在抗争英国对巴勒斯坦托管统治的最后几年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前夕，她曾前往美国筹集资金，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在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她还是以色列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并很快被任命为以色列驻莫斯科全权大使。在莫斯科，她与苏联犹太人建立了联系，这是150万俄罗斯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过程的开端。 从1949年到1956年，她担任劳工和建设部长，负责为数百万涌入这个新犹太国家的犹太人寻找住房及安排就业。她还负责通过几项基本劳动法，及为以色列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此时她已成为国际知名人物。1956年，本-古里安总理任命她为以色列外交部长，她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10年。 在担任外长期间，她巩固了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为以色列在非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深入参与了为以色列获得欧洲经济共同体准会员资格的外交活动。她曾因病退休，但很快就康复了，并在 1967年至1968年担任2年的工党总书记，将三个社会主义政党统一到一个主要政党集团。一切迹象都表明她会接替患病的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的总理职位。1969年2月，艾希科尔去世时，她被工党提名为总理候选人。1969年3月17日，梅厄成为以色列总理，并在此后以色列至关重要的五年中担任此要职。 她担任总理的主要工作在于保护以色列的诸多成就，坚持实现和平的条件是与阿拉伯国家直接谈判，而不是迫于国际压力撤出在1967年6月六日战争后占领的领土。在其任期内，以色列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成为以色列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和外交支持国。她曾希望在1973年离任，但当时中东地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所以她选择了继续留任。 梅厄的直觉告诉她，以色列正面临一场与埃及和叙利亚的战争。以色列国防军最高指挥部和国防部长都认为战争不太可能发生。最终，她的直觉是对的，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历最神圣的赎罪日，叙利亚和埃及突然发动袭击，以色列被打得措手不及。在战争最初几天，以色列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在梅厄的领导下，以色列军队很快重新集结起来，把叙利亚人从戈兰高地赶走，并越过苏伊士运河，到达距开罗101公里的地方。 但战争也让梅厄遭受重创。很明显，她必须辞职，她也从未逃避责任，并承认作为总理要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1974年4月，她辞去总理职务。剩下的时间对她来说非常煎熬，她说她几乎没有一个晚上能睡个好觉。她所在的政党在全国选举中败给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利库德集团(Likud)，而正是贝京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签署了和平条约。1978年12月8日，她因罹患癌症去世。以色列人和海内外人士至今仍然记得她在犹太人复兴自己国家的过程中担任的许多重要角色。 作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誉教授迈荣·迈德兹尼（Meron Medzini） 翻译：关媛 审校：梁平安
Note 82 – 以史为鉴，以正视听: 以巴2021年加沙冲突
第二部分:冲突与中东地缘政治 作者：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汤米·斯坦纳（Tommy Steiner） 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参与的事务越来越多，显然为了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2021年5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再次凸显中国在中东的雄心。根据官方声明，习主席承诺，中国将“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早日和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朗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 中国希望加强其在应对中东挑战方面的领导地位，因此，对中国来说，从历史角度全面了解中东及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诸多问题越来越重要。 作为两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本文写在2021年春末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冲突之后，重点关注此次冲突的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5月16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传统上，国际社会一般会不加质疑地认为，巴以冲突是中东的核心问题。但是，“阿拉伯之春”(2010)及其余波让人们对这种认知产生了怀疑。当人们走上街头要求变革时，表达的是对领导人和社会管理方式的不满。人们发出的信息很明确：中东国家的无能和腐败才是最关键的地区问题。越来越难以证明巴以冲突是造成中东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 回顾过去20年，有两个关键的核心问题多次破坏了中东的和平与安全。第一，整个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不发达问题。数十年的贫困、无能和腐败的国家治理以及青年失业问题(这里仅列举几个关键因素)已成为滋生不稳定的温床。这种理解与中国对欠发达、冲突和不稳定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非常契合。正如戴秉国委员今年1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所述:“我们必须根除冲突的根源，通过发展促进和平。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发达，最终解决之道在于可持续发展。” 以中东为例，不稳定导致激进伊斯兰组织的发展，他们试图控制中东大部分国家和领土(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加沙)，并在中东和世界各地进行恐怖活动。巴以冲突与“基地”组织的出现和“9/11”恐怖袭击毫无关系，正如它与ISIS（伊斯兰国）的发展及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统治、以及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恐怖袭击毫无关系一样。此外，在阿拉伯之春早期，当人们走上街头推翻政府时，没有任何标语提及巴以冲突。 根据一些政府的说法，中东不稳定的第二个根源是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权。伊朗的明确声明表达了控制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战略野心。自1979年革命以来，这一直是伊斯兰政权的核心目标。推动伊朗霸权野心的来源与以色列无关，伊朗在中东的许多活动与以色列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如此，伊朗政府的恶毒言论大多针对以色列，它还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伤害并最终摧毁“犹太复国主义政权”。 伊朗想要统治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明显愿望来自两个基本因素。伊朗自认为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领袖，而什叶派穆斯林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数量众多的逊尼派穆斯林的压制。“革命输出”是伊朗革命创始人霍梅尼教导和指引的关键内容。意识到逊尼派政权的弱点，伊朗神职人员政权认为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确立主导地位的时机已经成熟。推动伊朗霸权野心的第二个来源是波斯民族的历史遗产和曾经统治中东的波斯帝国的过往荣耀。正如佛瑞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所指出的，伊朗人认为他们比阿拉伯人优越，认为阿拉伯人没有波斯人那样拥有自豪而独特的历史遗产。 近期虽然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伊朗表示，它决心在实际行动中实现其战略愿景：成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统治“什叶派新月”的地区霸主。伊朗政权已经明确表示，它打算利用美国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撤军、伊拉克国内不稳定和阿萨德政权的负债和依赖外部的种种时机。伊朗还表示计划建立一个从伊朗西部边境，穿过伊拉克和叙利亚，一直到黎巴嫩和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势力范围。伊朗的行动还表明，它试图在波斯湾建立一个以也门为重点的第二个“新月”地区。与此同时，伊朗在真主党的协助下支持也门胡塞叛军。第二个“新月”将为伊朗提供曼德海峡(Bab al-Mandeb)上的战略踞点，曼德海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亚丁湾和印度洋。这将使伊朗有能力从海上威胁沙特阿拉伯，并中断对亚洲和欧洲至关重要的全球主要海上运输航线。2020年初，伊朗向沙特阿拉伯最大的石油生产设施发动精密无人机袭击，威胁到全球的石油供应，明确表明了其目标和计划。 社会经济不发达和伊朗的霸权行为这两个中东地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与巴以冲突只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借冲突谋利，谋的并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而是从强调巴以冲突中真正获得好处的人。中东的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导人一直在利用巴以关系，试图转移公众对国内困苦生活的注意力。伊朗人利用巴以冲突和对哈马斯恐怖活动的支持来提高伊朗政权在阿拉伯中东地区的声望，保护他们的利益。伊朗是巴勒斯坦激进恐怖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的主要财务担保人和武器供应商，这些都是有充分证据的。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这个比哈马斯小得多的组织，是由伊朗成立并管理的。虽然目前的财政支持水平并不公开，但哈马斯已经公开庆祝与伊朗政权的关系，并对其财政支持表示感谢。众所周知，作为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与哈马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哈马斯训练人员，帮助其生产和改进火箭和迫击炮。 因此，即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和平问题上取得了真正进展，也不会对中东的两个核心问题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巴以和平不会减轻数十年的贫困，也不会根除伊斯兰激进组织，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伊朗政权统治伊斯兰和中东的野心。 过去十年中，以色列逐渐与中东主要阿拉伯国家发展了密切的战略关系。这些关系不仅限于已经签署和平协议的埃及和约旦，还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阿曼和摩洛哥。然而，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不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没有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会正式和公开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签署的和平协议和声明《亚伯拉罕协议》驳斥了巴以冲突是该地区核心冲突和问题的观点。事后看来，最近一轮加沙的恐怖和暴力事件显示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韧性。正如美联社在迪拜报道所说，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对阿联酋与以色列国建立深厚关系的承诺没有明显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巴勒斯坦人试图让巴以冲突是中东核心问题的说法永久化。这种说法强化了巴勒斯坦在中东的地位，阻止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靠拢，并为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领导层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带来大量资金。《亚伯拉罕协议》打破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禁忌，削弱了巴勒斯坦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然而，许多国家选择继续相信巴勒斯坦人的说法。但是，除非国际社会不相信巴勒斯坦人的叙述，让巴勒斯坦人担负起机构建设、财政责任和教育青年促进和平与容忍的责任，否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不稳定和紧迫的暴力威胁必然会继续存在。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也可以感到宽慰，因为最近这次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行动并没有带来地区的不稳定。这不是奇迹，也不是纯粹的运气，而是以色列与主要阿拉伯国家密切合作的结果。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以色列外交部长5月30日对埃及进行的访问。这是以色列外长13年来首次公开访问埃及， 展现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密切关系。随后，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访问了阿联酋，并在阿联酋开设了新的以色列大使馆。 由此可见，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机制正在明显发生转变。 翻译：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 关媛
Note 81: 未雨绸缪-河南洪灾和以色列的应急准备
“未雨绸缪”是以色列应急准备部门的座右铭。上周河南因洪水受灾严重，地铁乘客被水淹没的视频震惊了以色列人，以色列对此次灾难带来的伤亡和损失表示哀悼和慰问。过去5年间，中国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向首批16个城市划拨了防灾补贴，每个城市补贴4亿元人民币，所需总投资预计为865亿元，但这仍未能阻止洪灾的发生。没有哪个排水系统，或所谓的“海绵城市”能够应对郑州的倾盆大雨。这场雨下得太大太急了，可以说当今所知的任何系统都无法很好的应对这次灾难。过去几年中国也发生并应对了其他几次大规模灾害事件，这次洪灾让决策者认识到，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防止可能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的灾害，仍然需要做好应对此类灾害发生的准备。这意味着各级政府需要划拨出用于紧急情况的教学、培训和演练的资金，同时配备所有需要的先进设备，并学习如何使用这些设备，最重要的是，学习全球公认的在大规模紧急情况下挽救生命的最佳做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示说：“继续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很明显这句话强调河南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需要做好准备，应对包括洪灾在内的可引发大规模伤亡的各种灾害。 虽然我们不能控制天气或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自然灾害，我们能做的只有做好准备，未雨绸缪，对管理市政应急准备的地方政府机构进行升级完善，各地市成立专门的总指挥和控制中心，预防和处理大规模伤亡事件。这包括为不同的紧急情况准备应急准备工作流程、培训相关医务人员、警察和各县市应急准备办公室人员，并确保所有人保持联动和沟通协调。以色列通过长期、艰难和痛苦的经历学习到了这一点，以色列卫生系统在应急准备方面在国际上都是出类拔萃的，在处理不幸经常发生的紧急情况方面经验极为丰富，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而覆盖面广泛的体系，使我们能够以最佳方式应对不同类型的紧急情况。中国不需要通过承受苦难来获得好的经验教训，以色列愿意同中国分享相关知识和经验。 以色列的应急准备知识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 计划、政策和标准操作程序 计划和政策是主管机构(如市政和/或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确定长期目标而制定的原则和指导方针。这些计划和政策的目的是为各机构建立和执行应急准备工作奠定基础。它们影响决策的制定，并为实施卫生系统内各对接机构要求的应对行动确定各自行动的界限。这些计划和政策概述了协调执行应急职能行动的概念。预先规划应急行动可节省行动开展的时间，让各部门共同行动，有助于确保有效开展和必要的行动。制定好计划和操作程序，且地方官员和应急反应人员对这些计划和程序做了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行动指南。 防灾准备工作 防灾备灾的目标是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从应急反应人员到安全部门，再到医院，应急系统内的每个部门都做好准备，有效协调，让每一个受灾群众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关注。其中一些人员可以用于救援，一些可以用于现场所需的急救。这个过程中需要确定应该在现场进行何种程度的治疗，何时以及如何将受灾群众转移到医疗中心，转移到哪些中心。还包括如何进入灾难现场，及如何救出受灾群众。其目的是降低灾害带来的死亡率和患病率。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卫生体系必须具备适当的临床和组织能力，对各种灾害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复原力，能够从各种极端情况中迅速恢复。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培训和教育是核心。 能充分应对灾害的医疗系统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风险评估—识别系统在不同情况下面临的风险，并根据经验和可获取的最新信息进行合理化分析，评估确定系统需要应对的情形。 政策和规划—必须制定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针对性政策，并为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制定详细和可行的计划。 信息和通信—为实施上述计划，引进最先进的通信基础设施和技术。 指挥与控制—建立应急行动所需系统的准备工作。 资源—对所需资源进行总体评估，并与当地领导人就建立和维护应急准备系统所需资源的分配进行探讨。 培训和演练—系统的所有成员机构将通过商定好的计划单独或总体进行培训和演练，以达到最佳行动和协调水平。好的应急系统会经常重复这些步骤，不断更新和改进。 大规模伤亡事件 大规模伤亡事件发生的情况多种多样，可以是人为的、故意的，如战争、恐怖袭击等；或是无意的，如交通或安全事故；或自然灾害，如地震、滑坡、洪水、中毒等。事故的范围可以是伤亡人数相对较少的，如交通事故；也可以高达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万人或数十万人。每个事件都有不同的形成原因，范围越大，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但其潜在危害更大，估计的损害更大、更耗费资源，同时也会涉及更高级别如国家级、省级资源的调配。此外，大范围的破坏性事件还包括大量人口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这类活动需要不同于日常活动所需的资源利用和行动方法。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此类事件需要经过相关系统长时间的评估，资源利用率低，反应速度慢。 郑州和河南发生的洪灾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新的先进系统可以用来减轻灾情程度，降低人力成本。在通过应急准备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以色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中国的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做好准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卫生部与以色列卫生部签署了协议，这表明他们认为，中国应对紧急情况的最佳方式之一是与以色列专业人员在该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可以从以色列请来最优秀、最有经验专家进行评估、规划、实施、培训等工作，整合最佳实践经验和前沿技术，帮助实现中国建立和保持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应急准备工作目标，拯救生命，确保社会安全，提高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 翻译：关媛
Note 80 – 现代以色列领导人列维·艾希科尔
作者：迈荣·迈德兹尼（Meron Medzini）教授 本文为以色列总理系列文章第一篇 许多以色列人认为第三任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是本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偏低，现在是时候纠正一下这种认知了。列维·艾希科尔1894年出生于俄罗斯奥拉托娃（Oratova）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家里让他同时接受了犹太教育和公共教育。作为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他同样也面临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困境：在俄罗斯和其他各地大规模反犹太主义背景下，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大学，禁止从事法律、医疗工作和其他职业，他们只能成为中间商、手艺人和小商贩。如想打破这种僵局，他们可以皈依基督教、移民到美国(1882年到1914年，约500万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移居美国)、加入社会党、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者成为一个革命者。艾希科尔选择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1914年20岁时，他意识到自己在沙皇俄国没有多大希望，于是移民到当时的巴勒斯坦，成为一名农业工人。当时他已经是一个一流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还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Poalei Zion），这是一个基于社会主义原则致力于建设犹太民族家园的政党。 1918年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后，他加入了犹太军团，并短暂服役至1919年。后来，他加入了一个位于加利利海岸边名为德加尼亚(Degania) 基布茨的集体定居点，直到去世前那里一直是他的家。他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外向的个性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献身精神使他成为新成立的以色列总工会的领导人之一，以色列总工会在以色列建国前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被派去为犹太地下自卫组织哈加纳（Hagana）购买武器。他还是以色列水务局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特拉维夫工人委员会负责人，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1948-1949年)，他在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手下担任国防部总干事。 从1952年至1963年的11年间，他担任以色列财政部长，负责国家的经济工作，在国家经济的各个领域推行改革。在这方面他可以与毛泽东时代后做出历史性改革的邓小平相比。艾希科尔带领以色列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准成员国，并为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他在以色列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以色列工人党中任职并逐步晋升，1963年，他接替本-古里安担任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在此期间，他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下一个重大考验，即“六日战争”做好了准备。 他在建设和发展以色列经济方面非常成功，以至于经济开始过热，为了给经济降温，以色列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衰退期。与本-古里安相反，他温和的举止、善良随和的性格可能误导了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让他们以为可以发动摧毁以色列的战争。1967年5月，埃及和叙利亚开始沿以色列漫长而暴露的边界集结大批军队。不久约旦和黎巴嫩也加入进来。艾希科尔曾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但如果战争爆发，他也确保以色列赢得战争，甚至在自卫战争中夺取并保留一些领土。人们认为他性格比较容易妥协。当时很多以色列人觉得好像整个国家脖子上都被套上了套索，而且越套越紧，而艾希科尔却似乎缺乏引领以色列战斗的力量和权威。艾希科尔最初选择用外交方式解决冲突，但后来证明这并不能化解危机的时候，他批准了以色列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1967年6月，以色列在6天内就赢得了战争，震惊了世界。 但艾希科尔却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他被迫将国防部让给更有个人魅力的摩西·达扬将军，但仍担任总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很艰难，遭受心脏病和癌症的双重折磨。他无法确定以色列在取得伟大胜利后应奉行什么政策，最重要的是，无法确定新占领的西奈、西岸、加沙、戈兰高地，尤其是整个东耶路撒冷的未来如何走向。他于1969年2月去世，由果尔达·梅厄夫人继任总理。 许多以色列人现在越来越欣赏这个温和的人，欣赏他的政治和外交技巧，欣赏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确实让以色列国防军做好了迎接最重大挑战的准备这一事实。他现在被视为以色列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作者：迈荣·迈德兹尼，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客座副教授(荣誉) 翻译：关媛
Note 79 – 以史为鉴，以正视听: 以巴2021年加沙冲突
第一部分 作者：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 汤米·斯坦纳 本文属于两篇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将对巴以冲突的历史进行深入分析。稍后呈现的第二部分将考察冲突对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 近几个月来，中国对中东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3月下旬，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最近加沙冲突期间，中国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也试图促成停火。王毅外长在联合国再次提出中国主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谈的提议。王毅还明确表明中国对这场冲突的立场：“巴勒斯坦人民的真诚朋友”，而没有提以色列。他还谴责了联合国过去的决议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的事实。而外交部发言人则更直接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称作：“站在人类良知和道德的对立面”。 如果中国寻求在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那么就需要更好地认识形成冲突的主要历史因素。中国外交官或许还会注意到欧洲对这场冲突态度的转变。欧洲传统上一直对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以及以色列使用武力保护其人民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但在最近与加沙的冲突中，欧洲表现出对以色列的强烈支持。 然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领导人、外交官和记者们对这场冲突的看法仍比较浅显，他们认为以色列是这场冲突的 “罪魁祸首”。这种简化的观点与另一种流行说法密切相关，即巴以冲突是中东冲突和问题的核心。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作出更多让步，冲突就会得到解决，整个中东将立即变得和平而繁荣。 认真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常识”并不能解决中东地区数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复杂关系。首先，和平的主要障碍常常被错误地描述为以色列不愿向巴勒斯坦人做出更多妥协。事实上，由于巴勒斯坦人一个世纪以来（有充分的证据）拒绝接受和承认犹太人民在其祖先家园的自决权利，冲突就一直延续不断。许多著名分析家出于某种原因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事实。此外，有效管理一个国家的基本要求是负责任的治理，审视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巴勒斯坦人如何管理他们的领土（当时他们根据签署的协议接管加沙并实行自治），我们会发现：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很可能会给巴以双方带来更多的不幸。 历史证明，每一次以色列为了和平在领土和权力上向巴勒斯坦人让步后，后者都以恐怖和暴力作为回报。自1994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立和2007年哈马斯暴力接管加沙以来，巴勒斯坦领导人在提供福利、安全、治理和法治方面辜负了其公民。其次，巴以冲突不是地区冲突的核心，解决巴以冲突不会对地区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只要国际社会只要求以色列负责，而不要求巴勒斯坦人负责，实现和平、安全和繁荣就没有机会，因为巴勒斯坦领导人已经表明，他们不会在犹太人祖先的土地上接受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 作为两篇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本文将对巴以冲突的历史进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将考察冲突对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 历史与和平的障碍 巴以冲突源于对同一块土地权利要求的冲突。然而，自从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犹太人和以色列一再承认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至少对部分有争议的土地享有权利，这是一个突出的特征。而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却一直拒绝承认犹太人民的权利，甚至在部分土地上自决的权利。 阿以冲突直到20世纪初才爆发。[1]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圣地生活了数世纪，彼此和睦相处。自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以来，犹太社区继续居住在圣地，尽管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希布伦、采法特、提比里亚和加沙。历史记录显示，16世纪有2万多犹太家庭居住在采法特(今天的以色列北部)附近。[2] 自18世纪以来，来自欧洲的极端正统派老犹太人不断涌入以色列，希望在以色列地去世。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曾报告说，犹太人是耶路撒冷的主要居民。[3] 与欧洲各地犹太人的痛苦相比，分别经历穆斯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犹太人，以及生活在后来由国际联盟授权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均过着相对和平的生活。 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寻求在圣地建立一个国家的现代民族运动，它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浪潮始于1882年，一直持续到1903年。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对新移民表示欢迎。1918年，麦加沙里夫侯赛因·本·阿里在麦加的官方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巴勒斯坦为“其原始子孙神圣和心爱的家园，”这意味着犹太人回到这片土地，将为他们的“兄弟”—阿拉伯人带来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巴黎会议之前，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4] 然而，巴勒斯坦的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和社区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望。但有些人是诚实和坦率的。1899年，耶路撒冷市长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Diya Pasha al-Khalidi）写信给法国的首席拉比，试图说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不要坚持在巴勒斯坦定居犹太人。他认为穆斯林和基督徒永远不会允许犹太人建立国家，并建议犹太人到其他地方定居。但是，他也坦诚地承认:“谁能挑战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权利呢?上帝啊，从历史上看，这确实是你的国家啊。” [5]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英国政府于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这是世界大国第一次承认犹太人在圣地的民族权利。《贝尔福宣言》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犹太人民族权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20年圣雷莫会议(决定原属奥斯曼帝国领土归属的会议)支持了该宣言。1922年，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托管的决议，重申《贝尔福宣言》。国际联盟决定，作为受任托管的英国有责任“确保犹太民族家园的建立”。 英国人的到来，以及他们对犹太人家园的承诺，激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史文献表明，阿拉伯人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以及随后的以色列人陷入暴力和恐怖循环，拒绝国际公认的犹太人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早在1921年，巴勒斯坦的第一轮阿拉伯暴乱就发生了，当时阿拉伯暴徒袭击了雅法和附近的农场和村庄，在七天的暴乱和暴力中杀死了47名犹太人。第二轮骚乱爆发于1929年夏天，起因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关于犹太人在旧耶路撒冷哭墙（犹太人敬拜的最神圣的地点）和圣殿山外部敬拜的权利的争论。历史记录显示，骚乱从耶路撒冷蔓延到巴勒斯坦。暴乱的悲剧事件是对希伯伦犹太人的屠杀。阿拉伯暴民残忍地杀害了67名犹太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英国警察强迫幸存的犹太人离开希伯伦，此前犹太人在希伯伦已经连续居住了几个世纪。1929年的暴乱还终结了另外两个有百年历史的犹太社区—采法特和加沙犹太人社区的历史。[6] 尽管如此，新的犹太移民并不渴望在种族或宗教上净化这片土地，而是伸出了和平之手。犹太人购买和定居的大部分土地都是人烟稀少、干旱的沙漠。巴勒斯坦的大多数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流领导者、以及后来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以犹太事务局为代表）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分享或区隔土地的妥协之举，尽管犹太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连续不断地生活了许多世纪。 1947年，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流散在外的犹太人，都支持联合国的分治计划，并因此承认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接受其和犹太国家并存。然而，1948年5月，当阿拉伯邻国的军队入侵巴勒斯坦时，以色列伸出的和平之手仍悬在半空。入侵的阿拉伯国家阻止联合国大会分治巴勒斯坦决议的执行，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 战争结束时，约旦哈希姆王国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停战协定确定了边界的划分。在阿拉伯各方的坚持下，各项协定规定，由于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停战分界线将不被视为国际承认的边界。1967年阿拉伯国家耻辱性的战败强化了这种立场。1967年战争后不久召开的喀土穆阿拉伯联盟峰会发布了”三不”原则:“不与以色列和平相处，不承认以色列，不谈判…”即便如此，以色列也给予约旦以尊重，给了约旦监督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犹太人的权力。 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为巴以关系开辟了新的篇章。自协议签署以来的30年，历史记录表明，以色列为建立和平而作出的让步和措施换来的是新的暴力和恐怖浪潮。在《奥斯陆协议》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立之后，发生了一系列自杀式恐怖主义事件(1994-1997年)，造成15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第二次阿拉伯大起义(2000-2005)是在2000年8月戴维营峰会破裂后开始的，当时巴拉克总理向阿拉法特主席提出了一个被外界认为“很慷慨”的提议。在此期间，有600名以色列人在对公共交通、咖啡馆等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中身亡。仅在2002年，就发生了近50起自杀式爆炸袭击，238名以色列人丧生，数千人受伤。 以色列2005年8月的加沙撤离计划要求拆除21个以色列定居点，其中居住着8000名以色列人。以色列给巴勒斯坦人留下了商业和农业基础设施，包括种植水果和蔬菜的先进温室。但它们很快就被巴勒斯坦人毁掉了，加沙地带也成了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分子的避风港。2005年以来，以加沙为基地的恐怖分子向以色列领土发射了数万枚火箭弹和迫击炮。2008年，在奥尔默特总理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提出和平建议后不久，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击加剧，迫使以色列发动“铸铅行动”。考虑到如此糟糕的历史，以恐怖主义 “回报“以色列推进和平进程的努力，我们必须理解以色列不愿意推进和平进程的原因。 此外，巴勒斯坦领导人和公众仍然没有接受犹太国家的存在。尽管以色列的左、右、中派系领导人都承认巴勒斯坦人拥有建立自己国家的固有自决权，巴勒斯坦人公然拒绝回报，不承认国际法确立的原则，即犹太人民也有权在其祖先的家园享有自决权，这是联合国决议所承认的，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指出的那样，这是重要的指导方针。巴勒斯坦领导人似乎没有改变他们长达一个世纪的立场，罔顾历史事实，拒绝在他们认为完全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7] 以色列对官方认可的巴勒斯坦媒体中普遍存在的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的煽动行为，以及巴勒斯坦学校课程(从幼儿园到12年级)中精心安排的仇恨教学很是担忧，此种做法只会加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导层不愿与以色列保持和平的警惕，除了正式条约，他们什么都不指望。巴勒斯坦媒体和社会对恐怖分子，包括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对自杀式爆炸者的美化，他们的家庭不断得到财政支持，都受到欧洲捐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组织的批评，这是反复出现和众所周知的。西岸难民营的一个青年中心以第一位巴勒斯坦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瓦法·伊德里斯(Wafa Idris)命名了一场足球锦标赛，这只是众多事例之一。2002年，伊德里斯在耶路撒冷中心实施了自杀式爆炸袭击，杀害了一名81岁的男子，伤及150名平民。 在巴勒斯坦教科书和官方媒体中有许多仇恨言论和反以色列和反犹主义语言的例子。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官方电视台(PATV)播放了巴勒斯坦女孩歌唱犹太人是“猿猴和猪的儿子”的画面。2012年，法塔赫(阿巴斯总统的政党)在PATV上播出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耶路撒冷穆夫提谢赫•穆罕默德•侯赛因（Sheikh Muhammad Hussein）的讲话。仪式主持人邀请穆夫提上台说:“真主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与猿猴与猪的后代的战争是一场有关信仰的宗教战争。” 巴勒斯坦人不断的煽动和仇恨言论所引发的问题要深刻得多:“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能与那些憎恨它”并说他们决心摧毁它的人签署协议吗？大众对恐怖分子的公开赞扬以及对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公然和普遍的仇恨使人严重怀疑任何和平协议的可行性。 诚然，以色列社会本身并非完全不受反巴勒斯坦/穆斯林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的影响。然而，个别以色列人的恶劣孤立事件与巴勒斯坦人官方支持的行动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在以色列，种族主义、仇恨言论、煽动暴力和仇恨犯罪只存在于社会的边缘，而在巴勒斯坦社会中，这些特征是主流，得到了阿巴斯总统政党的一些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支持，并在学校和夏令营课程中公然教授。 国际社会可能认为消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仇恨教育和煽动暴力的担忧很容易。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恨仍然是硬币的另一面，一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拒绝犹太民族在圣地自决是冲突的核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障碍。 此外，即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人能够在解决冲突方面取得进展，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政治现实仍然是主要的绊脚石。自2007年以来，巴勒斯坦领土实际上被划分为两个实体:(a)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在巴解组织和法塔赫的统治下管理的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b)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带。这种分歧反映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巴解组织领导层与哈马斯领导层之间的深刻分歧。哈马斯被西方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衍生机构，致力于对以色列发动圣战，以一个伊斯兰酋长国取代以色列。巴解组织本质上是一个世俗的民族运动。巴解组织参与了恐怖活动，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最近的一次是2000-2002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然而，阿巴斯主席致力于与以色列进行非暴力和安全合作，他也已将这一立场付诸实施。尽管阿巴斯公开了其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信念，继续为恐怖分子的家人提供资金支持，某些情况下还鼓励暴力示威，但阿巴斯一直坚持反对恐怖主义。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解组织是死敌。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在各自控制的地区都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哈马斯的统治是一场正在发酵的人道主义灾难，失业率接近世界纪录。它将可支配的资源用于恐怖活动和武器，而不是着手应对加沙的糟糕局势。约旦河西岸的社会经济状况要好得多，但阿巴斯总统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国内力量薄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机构一直在镇压民众抗议，但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认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腐败，要求阿巴斯辞职。 正如最近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暴力冲突所表明的，哈马斯的最终目标是将其权力和控制从加沙延伸到约旦河西岸。阿巴斯总统取消了议会选举，因为他知道，巴勒斯坦公众的投票会把他和其政党选下台，转而推选哈马斯。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巴勒斯坦国只会产生更多的灾难、暴力和绝望。 虽然如此，以色列仍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以国际法相关规范和原则协助双方实现和平，此外联合国确认以色列作为国际公认的犹太人国家，有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生存的合法权利。同样，以色列拥有自卫的权利，国际社会应当坚决反对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煽动暴力、仇恨言论和反犹主义。 翻译：关媛 [1] Alan Dowty, Israel/Palestine. 2nd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 2. [2]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Report (Peel Report), London His Majesty´s […]
Note 78 一个美籍以色列人在中国的体验
我过去认为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或听到的事情几乎全都是错的。2019年夏天，我来到了上海，惊讶地发现它与我在西方媒体上所读到的，还有听到的过去几十年朋友和家人拜访上海的故事截然不同。 很多对我来说新奇或令人震惊的事对你们来说并不新鲜。高速列车、地铁、通勤火车和高架高速路等基础设施崭新且高效。干净宽阔的街道和人行道绿树成荫，与绿地和运河交织在一起。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我可以用智能手机导航并与当地人实时对话。二维码货币—支付宝和微信让现金和钱包变得多余。 有人警告过我的那些负面问题(或流言)几乎没有，比如随地吐痰、大片棚户区、吃狗肉，还有地上掏洞当厕所等等。污染确实是个问题，在我的应用程序显示空气质量有问题的那些天，我准备了口罩，但这个问题似乎正在慢慢解决，因为大多数汽车都是混合动力或电动的，太阳能或绿色基础设施无处不在。在淘宝上订购的商品送货速度快、质量高，完善的第三方存管系统确保收到的货物完好无损，也并不是西方人所说的廉价且容易破损的物品。每个人都告诉我，情况正在迅速改善，每六个月就会有更多的变化发生，一夜之间就会矗立起更多的摩天大楼。 如果你最近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居住过，或者如果你是中国人，这些事情对你来说都不新鲜。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我现在回来告诉西方人这些事情，他们还是不相信。 我来上海的初衷是在大学里教书，我有耶鲁大学历史学士学位和巴伊兰大学历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双硕士学位，曾经创过业，对在创业沉浮之后花一年时间“休息”感到很兴奋。我很期待分享我的经验和知识。但是，为我介绍工作的人却把我派到一所高中教书，部分原因是工资是大学的两倍多，另外部分原因是他们向我保证，学生年龄越小，英语越好。 这几乎被证明是可笑的事实。我来到上海郊区一所相对优秀的私立高中教书，起初我很沮丧地发现，我负责的是从10年级到7年级的孩子，而不是年纪最大的那些孩子。然而我很快意识到年龄和英语流利度之间的反比关系:年龄越小的孩子英语越熟练，尤其是说英语的能力，年龄越小的孩子听起来就像美国本地的孩子，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会做作业并且尊重老师。他们在全美范围内进行的MAPS能力测试中排名第94位或以上。 开学第一天，学生们交了暑期读书报告，我惊讶地发现，有几个人写的是奥威尔的《1984》或《动物农场》，而这些书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学生是不允许读的。但很明显，学校鼓励和允许他们学习和掌握美国课程，以便在基于这些材料的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还有美国的这些课程并没有我不懂的中国国内话题，比如台湾或香港。 现在回到以色列，当我告诉以色列人和美国人我在中国亲眼所见的事实，包括中国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的情况时，他们非常惊讶。我解释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也许我不会相信。的确，对比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的无能和混乱反应，以及困扰西方国家政治的两极分化和僵局，中国确实令人震惊。所以我半开玩笑地告诉我的朋友，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西方都做得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和那么多其他国家和文化之间有这么大的理解差距。当然，“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背后的生活至少在数字上与西方隔绝，反之亦然。这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们所有的工厂都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年轻一代英语说得如此之好，我们迟早会有更多的对话。 翻译：关媛 迈修·毛瑟讷（Matthew Mausner）担任美国布莱恩特大学跨宗教信仰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Interfait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副主任。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历史学士学位，在巴伊兰大学获得历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双硕士学位。
Review of Note 77 by Qian Zhen: 灾难催生创造力？来自犹太学者的启示
钱镇评论《SIGNAL关注#77》的文章：《灾难催生创造力?来自犹太学者的启示》，发表于今日头条。 钱眼看天下2021-04-03 06:57:51 犹太人很神奇，历史上出现过很多重量级的犹太思想家。把资本主义分析得相当透彻并引发了全球性社会革命的马克思是犹太人，提出了相对论理论并引发了重大的物理学革命的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在心理学领域提出革命性理论并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弗洛伊德也是犹太人。犹太人只占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三，但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22%的得奖者是犹太人。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硬是把自然条件不利的以色列打造成创新驱动型现代化国家。可见，犹太人有相当强的创造力。 犹太人的创造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如果是后天的，是什么时候才有的？什么原因原因导致了犹太人这么有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的前景如何？ 今年2月，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专家沙洛姆·瓦尔德（Shalom Wald）撰文讨论了上面的问题。 作者指出，犹太人的创造力古已有之。它来自大灾难，第一和第二圣殿被毁犹太人是两次大灾难。欧洲排犹、大屠杀和以色列建国被作者归为第三次大灾难，这场灾难持续至今。他认为，大灾难催生了犹太人的创造力。这和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思路类似，也与汤因比提出的文明的产生来自对环境的不断挑战成功应战一说相符，是有道理的。 瓦尔德指出，20世纪中期以后，众多研究者都把犹太人的创造力视为特殊的现代现象，尤里·斯廖兹金(Yuri Slezkine) 2004年的著作《犹太人的世纪》就是如此。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犹太人的境遇好了，他们的创造力是不是就会消失了？一百年前，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布伦就是这么认为的，他指出，一旦犹太人获得平等权利，有了自己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出类拔萃，犹太人就会泯然众人矣。瓦尔德的观点似乎是：犹太人现在的境遇并不好，创造力因此也正兴旺着呢？ 什么因素支撑着犹太人的创造力呢？瓦尔德重点强调了两个内在驱动力和两个外部支持条件。两个内驱力是焦虑和好奇心，两个外部支持条件是教育和文化多样性。 犹太人的创造力主要来自焦虑，焦虑源自压力、边缘化、排斥、歧视、迫害、驱逐、逃亡、战争、种族灭绝，以及对上述情形的持久记忆。诺曼·莱布莱希特(Norman Lebrecht)最近出版的《天才与焦虑——犹太人如何改变世界1847-1947(2019)》阐明了这一主张。只是焦虑但是不思考是不会产生创造力的，但焦虑能带来好奇。犹太人具备好奇心强，不停追问的特点。 犹太人是酷爱读书、重视教育的民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文化多样性来自哪里呢？来自移民。以色列建国以来，一波又一波的犹太移民从世界各地来到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吸引和保障这些移民来到以色列，于是，不同经历的人带来了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不同的思想、智慧在这里汇集、碰撞。 因为焦虑导致好奇，对教育的重视和文化多样性让好奇心的幼苗得以滋养、成长，这样的解释说得通。 美国心理学家西尔瓦诺·阿瑞提在1976年出版的《创造的秘密》一书中列举了有利于创造力的九个社会因素，即：文化手段的便利、对文化刺激的开放、注重正在生成的而不只是注重已经存在的、无差别地让所有人自由使用文化手段、在严重压追或专制排外之后获得的自由或哪怕是保持着适当的差别、接受不同甚至相对对立的文化刺激、对不同观点的容纳及其兴趣、重要人物的相互影响和对鼓励和奖励的提倡。瓦尔德的主张与阿瑞提相近。 犹太人的创造性有没有先天的因素，作者小心翼翼没给出确定答案。但在文末，他提到，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他提到，有一半的智力是遗传的，这种遗传的智力与40种基因有关，这等于肯定了先天因素。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新冠疫情和反犹主义加剧了犹太人的焦虑情绪，可能会促进他们的创造力。 作者大胆预言，许多年后，目前的危机将导致以色列在文学、艺术、音乐和电影等领域的创造性突破，而在更长的时段，以色列人将对其政治制度进行姗姗来迟的改革。这一预言实在是太乐观了。 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国内外挑战都很严峻，这些挑战也会引起焦虑，这焦虑也会引起好奇心，中国人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相当多的国人走出国门，或是求学，或是打工，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这也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形成，这些因素，是不是也可以转化为创造力，从而推动中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化呢？ 瓦尔德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转入对政策的讨论，他指出，因为存在创造力，政府要出台相应政策，识别、保护、开发、利用好它，要有不仅限于技术创新的广泛的创新政策，这一主张，同样适用于中国。